用诗歌的长矛挑战命运的风车-刘禹锡
815年似乎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嵯峨天皇命令京畿地区以及近江、播磨等国种植茶叶，以备每年进贡；意大利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独立战争——那波利王与奥地利军队进行了决战；挪威的维京人攻占了冰岛，并向冰岛大规模移民；霍纳在这一年找出了蝴蝶定理的证明方法。
这一年，大唐帝国倒是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宰相武元衡被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派出的刺客暗杀，诗人白居易因为“越职言事”而被贬为江州司马。不过，这是十月之后的事情，因此，在这一年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二月，一件似乎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就受到了过分寂寞的朝野大臣的普遍关注，这就是被贬为连州司马的诗人刘禹锡写《戏赠看花诸君子》事件。
讥讽 受难者最后的武器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有人说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也有人说他是匈奴后代，两种说法似乎都能给刘禹锡耿介的性格提供一个注脚：帝室之胄，多是傲岸不群的；马背上民族的后裔，大概也应该是狂放不羁的。看来，刘禹锡在中唐独树一帜的性格不管怎么说，大概都是源于家族遗传吧。
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中进士，次年登鸿词科，二十四岁又顺利登吏部取士科，三登文科，享誉京华。刘禹锡二十九岁入仕，先后任节度使掌书记、主簿。贞元二十一年，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似乎给江河日下的唐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也给当时年轻气盛豪情万丈的刘禹锡柳宗元提供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在这场短命的改革中，刘禹锡和柳宗元成为朝野瞩目的政坛新星，可惜，永贞革新只维持了半年多，就被无情地扑灭。参与革新的大臣受到清算，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这一贬，就是十一年。这一年，柳宗元三十二岁，刘禹锡三十四岁。
迁客骚人之思似乎是古代文人吟咏不变的主题。在贬所，柳宗元写了不少凄怆悲凉、怀念故土的诗文。（见上章《独钓寒江万里愁》）刘禹锡也并非没有这种痛彻骨髓的悲凉，他在《秋风引》中曾经写道：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在遭受贬谪的时候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屈原，这个被放逐江滨、行吟泽畔的诗人。刘禹锡也不例外。在朗州的日子里，他模仿屈原《九歌》《离骚》写了不少作品，“其吐辞多讽托远”，想以此来感动权臣，换取一些同情或者怜悯，但是，在成王败寇的政坛，是没有怜悯这个词的位置的。
元和十年（815年），命运好像终于对永贞革新的罪臣们睁开了久闭的双眼，逐臣们的转机似乎到来。他们接到诏书，让他们回京。这帮在蛮荒偏远之地待了十一年的罪人们毫不怀疑这将是他们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柳宗元在回京路上就兴致勃勃地写下了“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的诗句。
以戴罪之身等待朝廷发落，照理说应该诸事小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可是刘禹锡却并不是这样，当有人劝他此时应该去拜访宰相武元衡，请求权贵恩典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但如此，他在跟朋友们一起去游览京城的玄都观赏桃花时，竟写下了一首让权臣十分不快的《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的讽刺意味实在太明显了：玄都观里的桃树，其实是暗指当时的权臣，而这些权臣们，很多都是在永贞革新里靠着检举、揭发、告密、迫害起家的，当“刘郎去后”，这些大臣们就欣欣然登上了帝国的高位。这种讽刺即使是学养不高的士人也能清楚地看出来，更何况个个学识渊博的大唐帝国的大臣们呢？难道刘禹锡不知道此时的自己，态度决定一切？难道他不知道，权贵们此时召他们回京，无非是希望看到他们在自己脚下摇尾乞怜，在剥夺了他们的地位之后再剥夺掉他们的尊严，使他们真正成为体制的顺民，成为权贵的棋子？
这一切，也许饱学的刘禹锡都知道，但是，天性中的耿介刚直使他无法放弃讥讽这一武器，这对受难者来说最后的武器。
结局是大家都料到的，刘禹锡的诗引起了权贵的一片哗然，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深深的嫉恨，于是，满怀希望回京的罪臣们再次被贬，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为播州刺史，在柳宗元的一再请求和宰相裴度的争取下，刘禹锡被改贬连州刺史。
刘柳参加的永贞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限制宦官专权，虽然改革是短命的，但是后来唐代历史的发展令人惊异地证明了他们眼光的远大。革新失败之后，唐宪宗借助宦官势力上台，后者权力更加膨胀，就在刘禹锡再次被贬五年之后，820年，唐宪宗在宫中暴死。对外宣称是服食金丹中毒死亡，但是史家多认为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毒死的。于是，在再次被贬十余年后，刘禹锡终于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京城。大和元年（827年），刘禹锡回到洛阳，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有了前一次祸从口出的教训，照理说刘禹锡应该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了，不管怎样说，毕竟他此时已经不是年少气盛的青年，而是五十五岁的老人了。可是，回到京城的刘禹锡似乎并没有汲取年轻时候的教训，他又一次来到了十多年前游览过的玄都观，观里的桃树不知在什么时候已被砍伐干净，庭中只剩下满庭的青菜和庄稼，刘禹锡，这个五十五岁的倔强老人，又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又再来！
诗人似乎还怕别人读不懂自己诗中的讥讽之意，还专门在诗序中写道：我最初一次被贬谪，一贬就是十年，回到京城的时候，看到玄都观桃花美丽如霞。十四年之后，我又来了，桃树一棵都没有了，只剩下燕麦青菜之类在春风中摇晃了。于是我写下这首诗，等待以后再来游玩。“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来，无复一存，惟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因题兹二十八字，以俟后游。”
《唐才子传》说这首诗写出之后，“权近闻者，益薄其行”，《旧唐书》也说“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甚至后人也有评价说刘禹锡刻薄不厚道。但是，如果“行”就是遭遇打击之后摇尾乞怜俯首求饶，刘禹锡无疑是“无行”的。两首桃花诗，没有隐晦的暗示，没有自怨自艾的香草美人，一句“前度刘郎又再来”简直是赤裸裸的挑战，毫无掩饰的宣言，这无疑是在向权贵们宣告：你们可以夺去我的地位，可以夺去我的金钱，甚至夺去我的生命，但是你无法夺去我的尊严！无法夺去我的骄傲！如果这就叫“无行”的话，只能说，中国文人像刘禹锡这样“无行”的实在太少了，我们常见的是“皇恩浩荡，天王圣明”，常见的是被满门抄斩之后还叩谢天恩，常见的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认罪，甚至以告密卖友作为赎罪的砝码，即使没有这些，也要在被贬之后极力渲染自己的悲惨与可怜，以换取一点廉价的同情。
刘禹锡被贬之后，不是没有痛苦，也不是没有悲凉，但是他天性中的桀骜不驯还是驱使他举起诗歌的长矛向那个不可一世的风车进攻，即使被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退缩。甚至到了晚年，他还写了《子刘子传》，表明了在这场贯穿他后半生的政治争斗中，他的态度始终未变。这种倔强，这种不妥协，在中国文人中间的确是罕见的。在这场战斗中，已经无所谓胜负，因为诗人展示的是作为一个有骨气有胆气的文人深埋于内心和灵魂中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作为人的不可磨灭的尊严。于是，我似乎明白，刘禹锡为什么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了，其实，刘禹锡不仅是诗中之豪，更是文人之豪，人中之豪！
所以，无怪于当秋天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固定的抒发伤感悲凉情怀的对象时，刘禹锡却能写出那首让人惊叹不已的《秋词》了：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用泥土的滋味调和生命的盛宴
刘禹锡与柳宗元不仅是科场同年，而且是终生好友，为了让刘禹锡能奉养老母，柳宗元甘愿用自己的贬所换取刘禹锡更荒僻的播州，柳宗元去世之前，专门给刘禹锡写信托付后事，其文集也由刘禹锡收藏并刻印；他们的文学声望也大致相等，都是在中唐享誉一时；两人的政治命运也十分相似，都是因为永贞革新而被贬，远窜遐荒。但是，两人的结局却大不一样：柳宗元终于柳州刺史，年仅四十七岁，而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之后，还做过三任刺史，终于太子宾客之职，享年七十一岁。我经常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位好友命运的如此不同？
翻看两人的诗作，不难发现，柳宗元诗歌大多是抒发被贬之后的悲凉和对故土的思念之情，文多悲怆，辞甚凄凉，似乎作者不是用笔墨，而是用鲜血写就了这些诗章；而刘禹锡固然也有抒发贬谪之情的诗歌，但是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这些并不占主要地位，更值得人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诗歌中有一块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小花园，这块花园，几乎是此前的其他诗人都没有的，而恰恰就在这块小花园里，栽种着欣欣向荣的青青芳草，盛开着极富生命感的艳丽的鲜花。或许，这就是诗人在贬谪的困顿和凄凉中对抗官场和命运的凄风苦雨的雨伞？这片小花园的门上，写着三个字：竹枝词。
竹枝词，简称“竹枝”，早期的竹枝词多以“竹枝”和“女儿”两词作为衬词，估计竹枝词的名称便由此而来。竹枝词又叫“巴歙”，巴即巴郡，即现在重庆东部奉节至宜宾一带，歙就是民歌。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说：
所谓“竹枝歌”，大概是当地青年男女在竹林里劳作时的对唱歌谣。这个名称也是当地特有的，正如苏州称为“山歌”，是山上劳动人民的歌谣。福建有“采茶歌”，是采茶姑娘的抒情歌谣。山东有“渔歌”，是渔民的歌谣。各个地区的这一类歌谣，都是劳动人民歌唱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就是所谓“劳者歌其事”。
巴人善歌舞，他们民间的竹枝词都是能唱能跳的，每逢佳节，巴人便聚在一起，击鼓踏歌，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并序》中曾记载过观看巴人唱竹枝的热闹情景：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仟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
刘禹锡初贬朗州司马，朗州即今湖南常德，靠近屈原故里。在这篇文章里，刘禹锡曾说自己受屈原《九歌》的启示而创作了一些诗歌：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
这种音乐，在一般士大夫眼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白居易谪居江州的时候，就说当地的民歌是“呕哑啁哳难为听”。虽然刘禹锡也随着大流先承认竹枝词“词多鄙陋”，但是他自己却不避这村野鄙陋，而是以士大夫身份，主动去采集民歌，并改造民歌，创造民歌，于是，竹枝词这朵原本只在深山中开放的小花，被诗人移栽进了唐诗的江山。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文人诗歌多以典故卖弄学识，而民歌则多用比兴寄托情感，以双关表达情愫。这首竹枝词首句便描写出一幅充满生命感的鲜活画面：春和景明，杨柳青青，女孩斜倚碧树，江上传来情郎撩人心扉的情歌。这种景象，即使是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也只能在《刘三姐》一类电影中看见。学者的典故大多来源于古书，而民歌如果说有“典故”的话，这“典故”也多半来自身边的自然，来源于自己与自然交接时的生活体验：东边日出西边雨。没有佶屈聱牙的古文，没有晦涩高深的春秋笔法，自然之母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最富于生命张力的诗歌题材。而末句更是借用巧妙的谐音双关：你不是说无晴（无情）吗？为什么还是有晴（有情）呢？生长在明澈山水里的女孩，是不会有深宅大院里的闺秀们那么深的心思的，看到这首诗，仿佛就看见了水一样明澈的女子的内心：情思柔婉，神韵自然，毫无做作之态。如果不看落款，恐怕很少有人能相信，这首竹枝词就是出自饱读诗书，动辄子曰诗云的文人之手。
上面这首竹枝词是刘禹锡流传最广的一首诗，除此之外，他其他的竹枝词也是颇可圈点，流传甚广的。如他借女子之口表达对爱情前途的担心：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用竹枝词体裁表达贬谪之苦：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用竹枝词表达人世艰难，人心难测：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用竹枝词表现人心易改：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旧唐书·刘禹锡传》说：刘禹锡在朗州十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施蛰存先生则说刘禹锡采集、改编、创作竹枝词应该是在他担任夔州刺史之时。这些问题，还是留待学者解决吧。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刘禹锡的竹枝词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影响，就连留恋京都琵琶曲，而看不起“山歌与村笛”的大诗人白居易，也忍不住写起了竹枝词，他在诗中说：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竹枝词》其一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
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竹枝词》其二
诗中的通州司马，就是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由此可以看出，在刘禹锡的影响下，元稹也写过竹枝词，写竹枝词竟然成了当时诗人的时尚。在刘禹锡之后，除了元白之外，宋代的苏轼、黄庭坚、杨万里，元代杨维祯，明代杨升庵，清代王夫之、孔尚任、郑板桥等都写下过很多竹枝词佳作，文人创作竹枝词之风，一直延续到现在。
白居易曾经赞美刘禹锡说：“刘使君诗在处，有神护持。”到底是哪位神灵在护持着多灾多难的诗人？答案之一也许就在这充满山水和生命灵动的诗句中。当诗人暂时远离高高的庙堂时，也曾有过深深的悲凉和寂寞，有过日暮途穷的感伤和悲怆，但是，当诗人带着诗的眼睛和心灵走入山水，走入生命时，山水的柔柔的绿意代替了朝堂金碧的辉煌，泥土芬芳的气息取代了祭坛香烟的缭绕。
回到文首关于刘禹锡与柳宗元的问题，也许我们不难得出答案了：如果说柳宗元属于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悲剧的人生态度的话，（参看上章《寒江独钓万里愁》）刘禹锡则是属于幽默的人生态度。宗白华先生说：
（幽默的人生态度）以广博的智慧照耀宇宙间的复杂关系，以深挚的同情了解人生内部的矛盾冲突。在伟大处发现它的狭小，在狭小中却也看到它的深厚，在圆满里发现它的缺憾，但在缺憾里也找出它的意义。于是以一种拈花微笑的态度同情一切，以一种超越的笑、了解的笑、惘然的笑，包容一切以超脱一切，使灰色暗淡的人生也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
宗白华先生又说：
以悲剧情绪透入人生，以幽默情绪超脱人生，是两种意义的人生态度。两种态度都在估定人生价值，悲剧的人生态度是肯定超越平凡的人生价值，而幽默的人生态度则是在平凡人生里肯定深一层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说，悲剧的人生态度与幽默的人生态度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是我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刘禹锡一样幽默的人生态度吧。
于是，在这种人生态度的支持下，当大家都以为诗人人生的盛宴已经随着一纸贬书宣告结束的时候，诗人却在另一张几案上摆开了自己人生的盛宴，这场盛宴不是钟鸣鼎食的豪门的炫耀，不是觥筹交错的暴发户的饕餮，而是用清新的泥土滋味调和的佳肴，这盛宴属于天，属于地，属于在天地间生存的一代代草民，属于充满生命感和幽默感的诗人自己。
站在历史的高度俯瞰苍生
“咏史”之体，据说最早为班固所创，从那以后，诗歌咏史渐渐蔚为风气，成为潮流。唐代几乎所有诗人都有咏史篇章，其中，杜甫、刘禹锡、李商隐、杜牧都是咏史名家。
刘禹锡诗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咏史诗，据说有一次，刘禹锡与白居易等四人聚会，约定以西塞山为题作各作一首诗竞赛，在别人还在冥思苦想的时候，刘禹锡的诗歌就写出来了，白居易看了刘禹锡的诗之后长叹：“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根本不把自己的诗歌拿出来。（《唐诗纪事》）这首诗就是著名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是三国时晋大将王濬与东吴水军激战的旧战场。当时昏庸的吴主孙皓迷信术士，后者告诉他“金陵有王气”，于是他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可是，当王濬的楼船从益州（今四川成都）下水，浩浩荡荡顺流东下时，所谓“王气”已经荡然无存了。吴军曾在长江江面横铁索企图阻挡晋军船只，也被王濬用大木筏载着引火之物焚烧干净。于是，孙皓只好在石头城竖起白旗，请求投降。诗的前四句回顾历史，起句就气魄宏大，仿佛是一部史诗巨片，镜头感极强，给人以极大震撼。
颔联以下写追怀，则笔锋为之一转，仿佛由宏大的战争场面，转入了哲人的沉思：这江山，这土地，经过了多少争斗，染透了多少血泪，但是山水仍然依旧，没有因为这些悲凉而改变，作者似乎也在暗示：对于亘古不变的自然来说，再惨烈的战争，再残酷的杀戮，也只是蜗角之争罢了。而到现在，硝烟散尽，剩下的只是在萧萧芦苇中时隐时现的破败古营垒罢了。
后人曾评价这首诗说，《西塞山怀古》“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薛雪《一瓢诗话》）
唐人咏史，石头城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石头城即今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特别在距离唐代不远的南北朝时期，石头城曾作为东晋、宋、齐、梁、陈的都城，在当时煊赫一时。可是，这些王朝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以繁华开始，以衰败结束。到唐代，石头城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一个明月相伴的夜晚，诗人来到这座空城，山形依旧，涛声依旧，城墙几已成废墟，只有那轮曾经照彻千古的月亮，还在静静地俯视着这繁华过，又衰败过的世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山围故国”二句是白居易赞不绝口的诗句，认为有了这两句，“后人无复措辞”。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诗人静静地沉思，随着月亮，诗人俯瞰这世界，其实也是在俯瞰自己。历史的沧桑感在沉思中得以萌发，渐渐升华成哲人的隽永。在这样的诗歌面前，我们似乎都要蹑手蹑脚，屏住呼吸，静静等待那一抹历史的月光照过我们的头顶，好让我们在她的指引下，体味历史的秘密，体味人生的秘密。
其实，人生的秘密往往就在历史中埋藏着。如果诗人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俯瞰众生，跨越历史的时空来体味生命的话，人生的短促和可笑立刻就在历史的永恒面前现出原形，而一切的繁华和衰败，鼎盛和凄凉，也不过是过眼烟云，不值一提：
乌 衣 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既然永恒不可能，那么祈求永恒也必为虚妄。任何繁华都会散尽，任何鼎盛都会成为云烟，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那么，相比于这片土地上无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悲欢离合，自己的悲凉又算得了什么呢？自己的辉煌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诗人以沉静代替了愤怒，以思考代替了躁动，以释然代替了执着，以放达代替了焦灼。因为诗人已经借助一双巨大的翅膀飞上了高空，在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俯瞰这芸芸众生，俯瞰着他们，也俯瞰着自己，于是，诗人的生命从这纷繁的世间被提纯了，超越了苦难，超越了悲凉，也超越了得失。这双翅膀，就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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