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贫，则奸邪生出自西汉晁错《论贵粟疏》文中：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名句翻译】
名句原文：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名句译文：当百姓贫困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出奸邪的念头。人民的贫困是因为不富足；而不富足的原因则是因为人民都不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劳动，就不会长久定居在一个地方；不定居的话，人民就容易背井离乡；不重视自己的家乡，老百姓便会像鸟兽一样四散离去，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有很严厉的法律和刑法制度，也无法限制住百姓们离去的脚步。
【名句故事】
西汉之时，匈奴扰边，而晁错认为面对这个情况最该做的事便是“移民戍边”。他认为把内地的居民迁往边地，既可以对他们进行训练，有利于抗击匈奴、巩固边防，又可以节约朝廷开支，及早解决国内百姓因贫苦而有可能作乱的迹象，也就是所谓的“防患于未然”。
为了使内地的居民愿意到边地去，去后又能安身立命，他认为以下几点工作是一定要做好的：
一、移民的目的地，应该选择水味甘甜、土质适宜并且草木丰饶的地方；并且在百姓移民去之前，政府便应先为他们建好房屋、修好通向田间的道路、备好器具。
二、对于新移民，官府应该给予粮食和衣服，一直到他们能自给自足为止；而没有配偶的，官府应设法予以婚配，以免他们因寂寞而待不长久。此外，还要设置医巫，以解决他们对疾病的恐慌。
三、在移民居住区要修建防护设施，准备好雷石，布好铁蒺藜；在对外的交通要道之处，要有计划地建立城镇，并且每个城镇不少于一千户，而城镇周围还要设置篱笆，以免移民受到匈奴侵袭。
四、对于愿意前去的百姓，都应给予较高的爵等，并且免除他们家中的劳役。但有一个大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健康，否则去了也是白去。
在晁错以前，移民戍边大多是由政府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而他不但第一次提出以“经济”措施来鼓励移民，同时对移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命安全更是考虑得相当周到而且具体，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是颇为难得的。
【名句赏析】
晁错说“民贫则奸邪生”，想想这句话的确是不无道理。毕竟民以食为天，当老百姓都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时，有谁还能老老实实、顺顺从从地服从统治者的统治？所以有远见的统治者都该深谙“民贫则奸邪生”的道理。
其实早在战国时代，管子就已经认识到了百姓的生活状况与统治阶级“治”与“不治”之间的联系。在《管子·牧民》篇中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并且自此以后，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定海神针”。像是在公元前54年，也就是汉宣帝时，发现民间百姓因为粮食问题而显得有些不安定，因此汉宣帝连忙采纳大臣耿寿昌的建议，创设由政府直接管理的粮仓，粮食便宜时便大量购进储存，粮食贵的时候就压低价格出售，以此来调节粮价，以备在荒年时有余粮可以开仓赈灾，保持社会的稳定。
纵观当今，由于失业率偏高，社会似乎也处在一种“蠢蠢欲动”的诡异状况中，有人为了领取保险金，不惜铤而走险，杀了前后几任妻子、孩子以及女友，着实令人发指，真是“民贫则奸邪生”的最好写照。而在一篇社论中，更是以“民贫则奸邪生，民富则天下平”来对为政者做最强烈的呼吁及点醒。
【名句原文】
论贵粟疏
西汉：晁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创作背景】
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是西汉时著名的学者、散文家、政治家及政论家，曾经跟随张恢研究申不害、商鞅的法治学说。汉文帝的时候，担任太常掌故，曾奉命跟秦朝博士伏生学习《尚书》。后来担任太子家令，深得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的信任，被人们称为“智囊”，景帝即位以后，晁错则担任御史大夫。
晁错具有相当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敏感地察觉到了汉初商富民贱、边塞不足的现象，并预见到了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以及国家统治的危机。于是在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便给文帝呈上了这篇著名的《论贵粟疏》，阐明他反对商人兼并农人，主张募民充实边塞、防备匈奴于未然的观点。
由于晁错继承了先秦法家“重本抑末”的思想，因此对当时商人兼并农人的社会乱象相当反感。汉文帝之时，社会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出现了一些商人兼并农人、农人不地着而流亡的现象，因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有鉴于这种频生的乱象，晁错提出了“贵粟”的主张，认为无论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为了备战备荒，国家都应该要积极地发展农业。而刺激农业发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提倡“入粟拜爵”，也就是只要交纳粮食的人都可以封爵、可以免罪。
虽然晁错所提出的“买官卖官”论点脱离了选拔人才应考虑其“才”，而非考虑其“财”的基本面，但汉文帝思考良久，最终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在具体施行之后也确实达到了成效。
《论贵粟疏》通篇说理透彻、条理分明、逻辑严密，不仅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并且文笔也相当的流畅，历来皆被认为是篇极为优美的政论文章。
文章标题：民贫,则奸邪生翻译原文赏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