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三大家

虽然各有复杂的身世,但一般来说,“江左三大家”都是汉奸。那是明清易代之际,也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时候。一方面,在巨大的社会动荡里,人生的渺小浮沉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而时局的复杂性又远非前代可比;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诗人学术素养都比较好,这是唐朝的大诗人们不能比的,于是,学术素养加上文学才华,在这样独特的时局里产生了许多比杜甫诗歌更要“沉郁顿挫”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里,吴伟业的长篇歌行最是出色,但我这里只能稍稍介绍一下短篇。顺治七年,吴伟业去常熟,拜访钱谦益。当时卞玉京恰在钱府,却对吴伟业避而不见,吴伟业抚今追昔,写下一组《琴河感旧》,这里只选一首:

油壁迎来是旧游,尊前不出背花愁。

缘知薄幸逢应恨,恰便多情唤却羞。

故向闲人偷玉筯,浪传好语到银钩。

五陵年少催归去,隔断红墙十二楼。

当时的这些诗词,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不像唐诗宋词里很多简单的咏怀诗、咏物词那样容易理解,但你如果熟悉了那些故事,就会读懂这些字面背后潜藏着的太深的沧桑。很多这样的诗词,无论内容的丰富、诗艺的高卓,比纳兰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手法不够通俗,内容不够大众,流传自然不广。每每想起,心里总会为之叫屈。还是毛主席说得好:“无限风光在险峰”,很多好风景的确只能寂寞终老。

人生别易会常难

——《浣溪沙·郊游联句》(出郭寻春已阑)

出郭寻春春已阑,(陈维崧)

东风吹面不成寒。(秦松龄)

青村几曲到西山。(严绳孙)

并马未须愁路远,(姜宸英)

看花且莫放杯闲。(朱彝尊

人生别易会常难。(纳兰成德)

这首词可以展示给我们诗词在古代的一种重要功能:社交。

江左三大家

词题《郊游联句》,这事在康熙十八年二三月间,清政府开设博学鸿词科,不少汉人知识分子集于京师。张见阳在自家的别墅邀请众名士宴饮,席间联句,才有了这首《浣溪沙》。

在一起喝酒吃肉的时候,人们总会找些娱乐活动来助兴,于是粗人划拳,雅人联句,各得其乐。容若他们联句,性质就相当于我们说“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为了在酒席上热闹一下,大家增进感情。

联句这种活动大家应该不太陌生,因为在《红楼梦》里就有著名的一次联句活动,才女们写过“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些脍炙少男少女之口的句子。在现实生活里,尤其是开科考试前后的宴饮、联句活动,一方面是名士切磋,一方面也为今后的官官相护打下基础。新课进士互称同年,称呼主考官为座师,看上去温文尔雅、一团和气,其实是在建立关系网呢。一般的读书人,十年寒窗凭的是埋头真下工夫,等一朝金榜题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搭建关系网。我们看到他们的雅,也得想到这背后还有俗,雅与俗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情况有点像现在的考大学,上了大学以后,学到知识只能说是收获之一,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届、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乃至各系老师,以后都有可能是自己的重要人脉。这世界很少有人可以单打独斗。

搞社交、建立关系网,这需要有共同话语,共同话语基于共同的知识背景,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这些内容需要通过诗词的形式表达出来。为什么诗词是当时的重要功课,因为不掌握这门技术就很难融入主流社会。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写诗填词,无论唱和也好,联句也罢,构成了一种非常中性的、超乎功利的语境。不管是一品大员还是七品芝麻官,在诗词面前一律平等,这就会创造一种愉快的社交环境。现在我们没有这种社交载体了,大家聚会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尴尬,聊车聊房子,穷朋友心里肯定不舒服。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提倡诗词联句,虽然难度很大,但对创建和谐社会肯定会有好处的,呵呵。

容若他们这次郊游联句,用《浣溪沙》的词牌,一共六句,六个人每人一句。开头的是陈维崧,“出郭寻春春已阑”。这一句毫无出彩之处,大白话而已,和李纨那句“一夜北风紧”能有一拼。但我们不要以为那五个人都是凑数,容若才是词坛的唯一主角,事实上陈维崧当时的文坛地位比容若高出太多。单单以词而论,他是阳羡派一代宗师,以大题材、大手笔著称于世,开一代风气之先。

所谓阳羡派,阳羡大略就是现在的江苏宜兴,出紫砂壶的地方。就在清初,小小的阳羡境内词坛名手如云,蔚为壮观,词风以怨诽之情、不平之意著称。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首先因为阳羡虽小,却是个政治敏感地区,明末东林、复社的骨干分子有不少都是这一带人,等到王朝鼎革,阳羡一带殉难烈士之多也是令人瞩目的。汉人天下沦亡,这里又成为隐逸聚集之处,有一种对满清政府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气氛。

陈维崧出身世家,父亲是晚明“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阳羡派词人多有凭吊故国之思,所以词作才有怨诽之情、不平之意,才有大手笔、大题目。我们可以看一下陈维崧的《初临·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

中酒心情,拆绵时节,瞢腾刚送春归。一亩池塘,绿阴浓触帘衣。柳花搅乱晴晖。更画梁、玉剪交飞。贩茶船重,挑笋人忙,山市成围。

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惆怅移时。镇无聊、掐损蔷薇。许谁知。细柳新蒲,都付鹃啼。

这是一首很好的作品,在平淡中倾诉哀思,浓不可化。为什么不能尽情宣泄,因为题材敏感,正触当局忌讳。词题里的“三月十九日”,就是崇祯皇帝上吊的那天,癸丑年是康熙十二年;词的下片“蓦然却想,三十年前”,点明这首词正是明亡三十年祭。阳羡派每多追怀故国、俯仰今昔的作品,在新朝盛世发出许多不和谐的声音。所以后来清政府要编《四库全书》,要兴文字狱,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为了社会的稳定,和谐掉几个文人几本书好像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接下来的联句人物,严绳孙和朱彝尊、姜宸英并称“江南三布衣”,以朱彝尊成就最高、名气最大。朱彝尊是经学大师,如果帝制延续下去,他很可能会和颜回、朱熹一起从祀孔庙。他同时也是词坛宗主,是浙西词牌的一面大旗。朱彝尊本来也是写爱情小词起家,有佳作号称独步天下、冠绝群雄,至少不在纳兰词之下,后来岁数大了,风格转为雍容大雅了。容若的填词主张是效法秦观黄庭坚,走男女情思一路,自谓“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朱彝尊刚好相反,自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

江左三大家

单说朱彝尊的爱情词作,专门有一个集子,叫作《静志居琴趣》,收词八十三首。静志是朱彝尊妻妹的字,这两人曾经有过一段不明不白的恋情。这段故事,比容若的爱情经历更符合美学标准。我们看看《静志居琴趣》里的作品,先看《鹊桥仙·十一月八日》:

一箱书卷,一盘茶磨,移住早梅花下。全家刚上五湖舟,恰添了、个人如画。

月弦初直,霜花乍紧,兰桨中流徐打。寒威不到小篷窗,渐坐近、越罗裙衩。

这样一首小词,通篇竟是一则短短的叙事,这种手法是非常罕见的。不抒情、不用典、不用什么朦胧美的渲染之词,却把那种暗恋的心态写到了极致,读来令人心荡。这已经达到诗艺的最高境界了,整个纳兰词里没有一篇能达到这个水准。

但为什么纳兰词能够流行,《静志居琴趣》现在却没几个人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纳兰词常有格言名句,朱彝尊却不大搞这个。

对于诗词中的名句,一般人都有一个误解,认为诗词要有格言警句为最好。事实上,诗艺层面上的名句和格言警句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一首诗里的格言警句鼓舞人心、激扬斗志,如何如何的好,但这种好只是格言意义上的好,绝不是诗艺的好。诗艺要求流畅自如,单独的句子如果太突出、太直白,这是会毁掉全篇的,也会打消掉诗歌的余韵与歧义空间。诗人们对此也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从古典诗歌到现代诗歌都是这样。莎士比亚把十四行诗从彼特拉克体4433的格式变成了4442,使最后一个诗节变成了两句,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营造警句出来。这是当时的一个革命,但这个手法很快就从主流的诗歌语言里淡化下去了。再如大家熟悉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作为格言,这两句话非常精彩,但从诗艺层面讲,这两句却是败笔。

再如大家都知道纳兰词最有名的句子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但广大读者都只知道这一句,不知道全篇在讲什么,甚至还常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全篇就是爱情主题。这首词我在上本书里详细讲过,这里不再赘述,唯一要讲的是:这首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句使容若变成了一个格言作者,在诗艺上却落了下乘。我的意思可以归结为两句话:第一,格言不等于诗;第二,格言的水平不等于艺术水平。初阶的诗词爱好者往往搞不清这两点区别。

我们再看朱彝尊的一首《桂殿秋》,这首词被况周颐《蕙风词话》评为有清一代压卷之作: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春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江左三大家

同样写爱情小词,同样表现朦胧美,静志居词比纳兰词高在哪里?我们看到,纳兰词还偏重于辞藻,诸如前边讲过的“漫惹炉烟双袖紫,空将酒晕一衫青”,“一片晕红才著雨,几丝柔绿乍和烟”,朱彝尊的用语则平和得多,用很自然的语言叙述出一个看似普通的场景,而让这个场景自然表现出人物心态的朦胧情愫与矛盾冲突,张力极大。这里没有博山炉、沉水香,也用不着这些东西。艺术水准的高下,由此立判。

我讲这些,一是交代一下容若其时的人文环境、交游圈子,二是一直想澄清很多人的一个误解,以为有清一代,填词大家只有一个纳兰容若。我们得知道,纳兰词之所以现在很流行,艺术水平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更因为它够小资、够通俗、多有格言警句。再有一个原因就是王国维《人间词话》对纳兰词极为推崇,而《人间词话》又成为现代唯一走入大众眼界的词学理论书。但我们得知道,《人间词话》一来只是王国维一家之言,二来这书正好成为古今文艺理论之交,就好比“五四”名家们的白话文,经典地位主要是由时代赋予的,如果以现代眼光来看,实在问题多多。

顺便一提,前段日子有编辑约我写一本讲评《人间词话》的书,要求是完全顺着王国维讲,说只有这样才能被大众市场接受。因为这事我就很能理解“百家讲坛”,有时候真不是不愿意讲真东西,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接受。

这书后来没让我写,现在约我续讲纳兰词的这家也约了我讲评《人间词话》,答应可以由着我的意思来写,那时候我就会详细讲讲王国维词学理论的成败利钝,哪些是精辟的,哪些是落伍的,哪些是个人好恶,哪些是不严谨的。现在透这个口风,是希望大家不要神话《人间词话》,也不要神话纳兰词。

话说回来,陈维崧、朱彝尊都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放在诗词史上也是卓然大家,其他秦松龄、姜宸英、严绳孙也都是一时名士,各擅胜场,但这首《浣溪沙》实在联得平平庸庸。从情调上看,只是富贵闲愁而已,难得容若一句“人生别易会长难”作结,给场面添了一些忧郁。但就算这一句也属于陈词滥调,远从唐诗“别时容易见时难”,近到身边的朱彝尊就写过“别离偏比相逢易”。

这种情形,正是联句的特点使然。这事搞社交,不是搞创作,如果有人写得太个性了,其他人就不好下笔了。这不像诗词唱和,大家就同一个主题,乃至同一种形式、同一个韵脚、同样的韵脚用字各自独立创作,很有同台竞技的感觉;更不是自己抒写情怀,尽诉胸中冰炭。再有个性的人,到了场面上也得说些场面话。生活不一定需要艺术,但一定需要场面话,孤高如容若者也未能免俗。

江左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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