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录二）》
杂感（其一）
大河南北望，万里入春愁。车马空官渡，风烟满豫州。
黄巾连户著，白骨少人收。自古中原地，应烦圣主忧。
杂感（其二）
兵戈传剑外，消息每差池。已失夔门险，谁言蜀栈危？
雪山寒鼓角，玉垒暗旌旗。天子频西顾，元戎实总师。
【作者】
陈子龙（1608－1647），明末爱国志士，著名诗人，字卧子、人中，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与夏允彝、徐孚远等组织“几社”，与“复社”相响应。南明弘光帝时任兵科给事中，南京沦陷后，在松江起兵抗清，兵败匿避山中。后又结太湖义师抗清受挫，更谋松江都督反正举义，事泄被捕，投水而死。其创作以诗见长，多感时伤事之作，诗风“高华雄浑”，后期转为凄怆悲壮，被誉为明诗“殿军”。有《陈忠裕公全集》。
【赏析】
即使是爱国志士，也自有其难以超越的时代或阶级的局限。
崇祯十三年（1640），震撼大地的农民起义终于衰而复振，进入了伟大的转折时期。担任绍兴推官的陈子龙，则忧心忡忡，写了四首《杂感》，表达他对时局的深切担忧。这里选析的，是其中二首。
第一首作于春天，从诗人眼中反映了李自成大军横行中原的景象。全诗以“大河南北望”的虚拟入笔，设想自身伫立于黄河之滨向南北眺望，那吹拂万里的春风，所带来的竟是一片愁思。不过，在穷苦百姓看来，感觉大约恰好相反：此刻的大河南北，正因李闯王大军攻入河南而一片欢腾。人们正高唱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纷纷投奔义军。闯王那“均田免粮”的主张，给天下穷苦人带来了多少生机和希望！因为感觉有这样的不同，农民军败官兵、杀贪吏、旌旗刀戟围洛阳的喜人景象，在诗人笔下，便成了“车马空官渡，风烟满豫州”的惨淡和萧条。“官渡”在今河南中牟县境，曾是曹操大破袁绍之师的古战场，而今却空空荡荡，再不见官军“车马”的耀武扬威。饥荒连年的“豫州”，更已为农民起义的滚滚“风烟”所笼盖。诗人因此惊呼：“黄巾连户著（戴），白骨少人收。”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曾使历代统治者谈虎色变。但在诗人看来，眼前的闯王义军，其声势影响远为浩盛而深广。透过“连户著”三字，读者所看到的，正是天下百姓“云会响应，赢粮而景（影）从”（贾谊《过秦论》）的动人景象。至于那“少人收”的“白骨”，倘指穷苦之人，则恰恰是“官逼民反”的铁证；倘指死去的官、兵，那也是活该——谁教他们与百姓为敌的呢?诗人最后焦虑地呼吁：“自古中原地，应烦圣主忧。”面对着义军的燎原烈火，诗人只能把安定时局的希望寄予“圣主”即崇祯皇帝。诗人又岂能料到，这位专横的“圣主”，其实并无回天之力。只过了三年，他便在煤山上，对着涌卷京城的一片义旗，凄凄惨惨地自缢了。
第二首作于秋冬之际，抒写张献忠义军震荡西南的局势。与闯王横行中原相比，西南的局势似乎更微妙些。由于兵部尚书杨嗣昌亲临“督师”，张献忠的部队曾一度处于困境之中。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张献忠与罗汝才合”，东败官军于夔州，接着又回师西进，直扑剑阁和梓潼。“兵戈传剑外（剑阁以南地区），消息每差池”所描述的，就是这一惊动遐迩的战事。不过由于离得远，加上官方有意掩饰真相，传到绍兴的“消息”，往往有很大差错。诗中感叹于“消息每差池”，正反映了西南战局之诡谲难测和瞬息万变。但终于有消息确证，号称“天下险”的“夔门”，也已被义军攻克；那么，谁又能夸口，凭借修建于蜀中山崖间的险狭栈道，就能阻挡张献忠的西进?“已失夔门险”二句，借夔州失陷的无情事实，对迷信“蜀栈”之危者提出反诘，表明诗人对时局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因为有此不祥的预料，诗人笔下的战场前景，也暗淡无光、了无壮色：从遥远的雪山（在四川）那边，只可听到一片凄寒的角声；连竖于营垒的猎猎旗旌，在风雪的吹打中，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最妙的是结尾两句：“天子频西顾，元戎（主帅）实总师。”西南的战局，多次受到崇祯的亲自过问，而且统领全军“讨贼”的又是“元戎”杨嗣昌。这本该带来些令人鼓舞的消息吧?事实却如此令人失望！夔门失守不到两月，“剑阁”眼看又将不保。大明的江山，难道真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这一切诗中虽未明言，但从结句反观上文“雪山寒鼓角，玉垒暗旌旗”的景象，答案自在不言之中。
两首诗，就这样一南一北，画出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怎样使明王朝陷入顾此失彼的一片衰败景象，这景象无疑是真实的。由于阶级的偏见，诗人当然不会为义军的进展欢呼。但诗中对义军亦无辱骂，只是真实地抒写了动荡的时局和诗人对国事的担忧。正是这一点，保证了诗情之具有某种审美价值而不受损害。两诗均很少用典，而只是用那素淡萧瑟的笔墨，展示令诗人忧虑的情景。因为融入诗人的真情实感，带有关注国运的志士之悲，故思致深沉而颇耐咀嚼。
（潘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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