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犹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赏析】
天宝十四年（755）在唐史中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杜甫一生中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长安困守十年，本年十月终于“官定”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算是有了一个结果。十一月遂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探望寄居那里的妻子。途经骊山时，见羽林军戒备森严，宫中音乐之声清晰可闻，玄宗和贵妃由近臣陪同在温泉宫过冬，山上歌舞升平的氛围和杜甫一路看到的社会状况，形成极大反差，使他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预感。这预感非常准确，当时安禄山已起兵渔阳，消息尚未传到长安。而杜甫这次到家，又遇上小儿子饿死。诗人推己及人，忧心如焚，因而写下了这篇堪称十年思想总结的力作。
诗分三大段，从篇首到“放歌破愁绝”为述志，清人浦起龙所谓：“首明赍志去国之情。”（《读杜心解》）开篇自称杜陵布衣，自笑越老越糊涂，竟想做大臣，攀比辅佐虞舜的稷与契——这里，诗人明明白白说出了生平抱负，又以“拙”“愚”自嘲迂阔（“濩落”即“瓠落”，语出《庄子•逍遥游》）。因此备尝艰辛（“契阔”），却心甘情愿；还心存期冀，死而后已（“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别人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却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难免被人取笑。可他还是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让别人去取笑。以下另起一意写思想矛盾，说并非不能像李白那样遨游江海、潇洒度日，但他关心人民，希望有一个爱人民的君主，所以常有“端居耻圣明”（孟浩然《临洞庭赠张丞相》）的感觉。虽说朝廷上济济多士，不缺他一个，无奈他热衷政治，如葵花向阳，禀性不能改变。虽说很多人都像蝼蚁一样，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他却羡慕巨鲸，志在大海。干谒达官，寄食“友朋”，自然不免惭愧。他一直活得很累，又不甘心埋没风尘。怀着稷契之志，却“官定”率府。明知是命运小儿的捉弄，却自惭不能辞去，像巢父、许由那样果断——“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官定》）也好，“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也好，一样是自我解嘲。以上大体四句一解，每解有正反两层意思，边破边立，如剥蕉心，千回百折，唱叹有情。
第二段从“岁暮百草零”到“惆怅难再述”为纪行，由身世感慨转入对国事的忧念，即“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浦起龙）。先六句写上路情形，诗人夜半动身，清早过骊山，由于霜冻，冷得人连拉断的衣带都结不好；这时大雾（“蚩尤”）满天，霜重路滑。温泉热气腾腾，军校来往如织。骊宫的乐声，依稀可闻。“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天宇广大貌）”，即所谓“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白居易《长恨歌》）。想必山中的近臣（“长缨”）正在享受平民（“短褐”）梦想不到的赐浴、赐宴的宠荣。赐宴的同时，还备有丰厚礼品，即“又实币帛筐篚（竹器包装），以将其厚意”（《诗经•小雅•鹿鸣》序）。诗人挺身而出道：须知这些赏帛，本是民间女工辛辛苦苦织成，经过官吏的横征暴敛，进入国库。君王赏赐群臣，目的乃在安邦治国。大臣如果忽略了这个根本的道理，这些赏赐不等于白扔？儒学核心本是个“仁”字，朝廷多士应该为此惴惴不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然而上层腐败很不像话，据说国库中的财宝转移到了贵戚之家。豪门拥有神仙样的歌童舞女，过着奢靡的生活。豪门宾客的着装都用貂皮，享用着驼蹄煲汤一类佳肴，寻常酒肉只能任其变味。诗人再次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仅仅一墙之隔，墙里温暖如春，墙外有人冻死，阶级对立的态势如此严重，使诗人心中非常难过，再也说不下去。
第三段从“北辕就泾渭”到篇终为述怀，即“末述到家哀苦之感”（浦起龙）。先叙从骊山所在的昭应（陕西临潼）到奉先，途中北渡渭河（泾水至此已与渭合）的一段艰难历程，在迁徙不定的渡口，只见河水挟着冰块，似从崆峒山居高而下，其势简直要将天柱撞折。诗人用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写出不祥预感。渡河后还有大段行程，不更着一字，径写到家的情况。按，杜甫的家庭是一个多子女家庭，可以稽考的子女有七个：宗文、宗武两个男孩，《北征》中提到的“晓妆随手抹”的长女和“补绽才过膝”的两小女，加起来共五个；第六个即本篇中饿死的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儿，当时尚未出生。算起来，连同杜甫夫妇，即不满诗中所谓“十口”，亦不远矣。诗中写自己到家即闻哭声，想不到不满周岁的小儿子居然饿死。连邻居都觉得可怜，做父亲的哪能没有悲哀？他为自己回来得太晚，未能尽到父亲的责任而自责。当时“高马达官厌粱肉”（《岁晏行》），难道官卑职小之家的孩子就该自生自灭？没想到刚过秋收，饿死人的事就发生在自己家中。自家世代为官，还享受着免交租税、免服徭役的照顾，仍不免有如此的辛酸；无依无靠的百姓的不能安生，世间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和长期戍边的人，他们的景况更可想而知。为此，诗人的忧愁已漫过终南山，至于无边无际。
本篇内涵很深、包容极大，可以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顾宪成东林书院对联），也可以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宋范仲淹《岳阳楼记》）。通过作者的亲历身受，表明了天宝年间，在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严重到连一个小官僚家庭都没法养活自己的孩子了，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安定可言？本篇以还家行程为主线，展开议论，杂以叙事；体制宏大，而构思缜密。由于话题沉重，思想沉郁，故语言简古，用入声韵，涩而耐味，风格十分典重。在尚无大众传媒的古代，杜甫使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传达社会底层民众呼声的任务。这篇长诗表明，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杜甫都超过了同时代别的诗人。
（周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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