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杂诗（录六）
己亥杂诗其一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作者】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主客司主事等职。年四十八辞官南归。五十岁卒于丹阳云阳书院。少有才略，博学多闻，精通经史地理，兼工诗词。由于处于清末动乱之际，力图改革，其诗多含政治内容。议论纵横，词采瑰丽，堪称近代开风气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有《龚自珍全集》。其中《己亥杂诗》三百五十首，最为人称道。
【赏析】
本篇是《己亥杂诗》的第五首，抒写辞官南归时的离愁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首句明点“离愁”。诗人与北京，可以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祖父、父亲都在北京做过官。他自己幼年在京入塾就读，后来又多次赴京参加会试，直至在京做官。离开与自己生活关系如此密切的京城，产生“离愁”原很自然。但这里用“浩荡”来形容“离愁”的广大无边，用“白日斜”这种带有象征色彩的描写来点明“离愁”产生的背景，却使人感到，这并不单纯是离开一个生活过多年的地方时的眷恋、惆怅之情，而是有着更深广的内涵。从诗人自身遭际看，他这次辞官南归，无论是由于“才高动触时忌”(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或是由于“忤其长官”(汤鹏《赠朱丹木诗》自注)，甚至如近人张尔田所说，是由于“为粤鸦片案主战，故为穆彰阿所恶”，都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事不如意”(《与吴虹生书》)。从与本篇内容密切相关的《己亥杂诗》(之三)“罡风大力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可见此次辞官离京的政治背景。从客观形势看，清王朝的统治已进入“衰世”，呈现出“忽忽中原暮霭生”的景象。对照“日之将夕，悲风将至，人思灯烛，惨惨日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钟簴（jù）苍凉行色晚”等句，可以看出句中的“白日斜”并不单纯指离京的时间，而是象征着当时的国运与局势。正因为有这样深广的家国之忧，身世之感，这“离愁”便包含着政治的内涵，正像屈原“离骚”中所说：“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里的“离别”就首先是政治性质的。
次句说自己一离京师，从此便如远隔天涯。诗人此次离京，先东行至通县，再沿运河南下，故说“东指”。“吟鞭”，是挥响马鞭的意思。“即天涯”，用刘禹锡诗“春明门外即天涯”之意，谓一出国门，即同天涯。这里有对朝廷的眷恋，也有对国事的忧念。从“浩荡离愁”和“即天涯”，便自然引出下两句来。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离开北京的时间，是阴历四月二十三，这正是北京地区春意阑珊、落红无数的季节。诗人在距国门七里的路上就看到“班骓罥落花”的情景，因此由眼前飘零的落花联想到沦落的身世，原很自然。但这里引出的并不是对落红零落成尘碾作泥的消极感伤，而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其实并不新鲜，历代诗词中有许多描写落红情意的名句，但那大都是对美好青春和生命消逝的感伤与哀挽，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情味。而诗人却从日常生活中落花——春泥——护花的现象中得到启迪，创造出“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一警动千古的名句，将“落红”的深情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带有自觉奉献精神和人生哲理的境界。尽管诗人的本意，也许只是表示虽然辞官南归，却还要尽力做一些有利于朝廷的事情，正像他在组诗之三中所说：“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或者像另一首中所表示的“颓波难挽挽颓心”。但一经创造出这一富于哲理意蕴的名句，其客观的意义和由此引发的联想便远远超越了诗人的本意。“落红”自身生命的消逝并不可悲，它将在“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过程中使自身的精神成为培育下一代的养料，从而使生命得到新的延续，那种自觉的无私奉献精神正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既然生命的意义在于为下一代提供“春泥”，既然“落红”会转化为新花，那又何必为“落红”的命运而伤悲呢！这里正包含了对自身生命的超越，也体现出对人生价值更深更高一层的肯定。
（刘学锴）
己亥杂诗其二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赏析】
清王朝每年要通过水路从南方各省运粮四百万担进京，储贮之太仓(京都设置的粮库)，称为漕粮。龚自珍南归途经淮浦(今江苏清江市)，亲眼看到成千只粮船沿运河北上的情景。当他深夜听到纤夫们沉重的拉船号子，想到自己也曾食用过这些漕米，不禁惭感交并，心潮翻滚，无法平静，于是写下了这篇发自肺腑的悲歌。
这首绝句在写法上完全摆脱现成套路，随兴挥洒，在音情上颇有特色，它通篇运用反思的语调。运河上拉粮船的民夫不计其数，诗人无法点清，只在心中算了一下。如果一条缆绳十多人，那么千艘粮船该耗用多少人力！一个“只”字，表明“十夫多”仅仅是掐紧计算。“细算”句是一个省略的句子，将后半没有写出的话补足，便是：细算千艘渡此河将用民夫几何?总之，诗人面对惊心动魄的巨大劳动场面，对人民痛苦的感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这才引起上述那番认真的思考。
接下去诗人并没有发表更多的议论，只就个人切身感受抒发感情：“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邪许(yéhǔ)”，号子声。他想到自己也曾消耗(“糜”)过这些粮食，而今亲见这些粮食的来之不易，看到人民为之付出的血汗，不禁泪如雨下。邹在衡《观船艘过闸》：“漕船造作异，高大过屋脊。一船万斛重，百夫不得拽。上闸登岭难，下闸流矢急。头工与水手，十人有定额。到此更不动，乃役民夫力……邪许万口呼，共拽一绳直。死力各挣前，前起或后跌。设或一触时，倒若退飞鹢。再拽愈难动，势拗水更逆。大官传令来，催攒有限刻。闸吏奉令行，鞭棒乱敲击，可怜此民苦，力尽骨复折。”览此，可知龚自珍泪流为何了。诗中“我亦曾糜”云云，大有意味。一是因为诗人此时是辞官南归。回想自己也曾为官坐食俸禄，无任惶愧，所以这样说。二则是意味自己仅仅是“曾糜太仓粟”的统治阶级的一员，应该为此愧怍的，还大有人在。这两句实际上是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面对劳苦民众产生的一种负罪之感、反思和忏悔。也是用他的滂沱热泪和沉痛的诗，对上层统治者发出的警告和呼吁。它使读者联想到白居易《观刈麦》中的几句诗：“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能写出这样诗句的人，在为官时必然能替百姓办几件好事的。白居易如此，龚自珍也如此。他们虽然都找不到解决民间疾苦的根本办法，但他们的诗所表现的博爱的仁人之心，仍是令人感动的。
（周啸天）
己亥杂诗其三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赏析】
这首诗揭露当时赋税剥削太重，使江南农业遭到破坏的社会弊端。清政府明文规定的田赋不重，并曾扬言永不加赋。据冯桂芬《请减苏松太浮粮疏(代作)》：“伏查大清户律载：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但实际征求时，由于加成色、打折扣、贿赂勒索，使浮收之数，数倍于正额，“苏州府长洲等县，每亩科平粮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实粳米，多者几至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远过律载官田之数。”这就是此诗写作的社会背景。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盐铁”指盐铁生产与专卖，汉桑弘羊与地方豪强的代表曾就此问题展开辩论，后由桓宽结集为《盐铁论》。“筹河”即治理黄河，这即是兴修水利，治服河患的事业，又是疏通漕运、发展交通措施。这二者都是开辟国家财源的根本办法。如果不讲这个，而向民间，哪怕是素有粮仓之称的东南民间搜刮诛求，都是舍本逐末，竭泽而渔。人民不堪其苦，而国用亦将匮乏。所以首二句表面似乎是说自己不在其位，故“不论”“不筹”，只能为东南斯民放声一哭。而实际上是指责肉食者既不从发展生产上开辟财源，又不注意兴修水利，而一味剥削压榨，致使东南人民涕泪长流。措意在显与隐之间，故耐寻味。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上句直接指出这样一个严酷现实，即人民实际上遭受的盘剥，远远超出国家律法之明文规定。“国赋三升”和“民一斗”的句中排比形式，强调了税收名实相距甚远，鞭挞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伪善、狡诈。指出这样做引起的结果是严峻的，它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屠牛那不胜栽禾”！“栽禾”是形象地表示农业生产；“屠牛”则是形象地表现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农民负担太重，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宰杀耕牛，另求活路，那也比种田好啊！同时“屠牛”的更深隐的意味是人民逼急时也会铤而走险，因为历代农民起义，多以屠牛酾酒的仪式号召群众。龚自珍这里实际上已深刻地指出，统治者不重视发展生产，一味加重剥削，也是在挖自己的墙脚。后果将不堪设想。
诗中运用句中排比(一、三句)和反诘语气构成唱叹，使议论富于情韵，也增加了作品的形象说服力。
（周啸天）
己亥杂诗其四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赏析】
这首《杂诗》是作者在路过镇江时，应道士之请而写的祭神诗。诗末有一个绝妙的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万数，道士乞撰青词。”所谓赛神会，是指当地百姓举行迎神赛会，迎的是玉皇、风神、雷神这三位尊神。这种迷信活动盛大，隆重而热烈，竟有万余人参加。龚自珍替道士写的青词，是供道教徒在斋醮仪式上献给“天神”的奏章表文，它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称青词，又叫绿章。
龚自珍这首诗就是作为青词的形式出现的。如头两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赞美风神、雷神，说整个宇宙就是靠这二位神灵施威，才打破了沉闷空气，带来了风雷激荡的生气。后二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向玉皇大帝祈祷，恳请他开开恩，可怜可怜下界芸芸众生，降生有本领的人来为下民消灾降福，确保国泰民安。
按说，给道士写青词，其内容自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而我们这位清代文坛的奇才，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借鬼神，说苍生。回过头来重读这首青词，不难发现头二句实是以自然喻人事，说要使中国重新生机勃勃，就得依靠疾风迅雷般的威力，来打破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后两句用的是同样的手法，所谓“天公”，明指天上主宰一切的玉皇，暗指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希望清朝皇帝能奋发有为，打破一切陈规旧制，放手让各种各样的优秀人物发挥才能，拯救中国。通篇语意双关，表面上祈祷神灵，实际上议论人事，利用由风雷的震动宇宙的强大力量，引起人们一种对政治风云的联想，把一个充满迷信色彩的祭神诗，一变而为呼风唤雨、鼓动性很强的政治诗了。作诗需要奇气，在这里，不能不使人佩服诗人的这种奇气、奇笔！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诗人想象丰富，驰骋自由，气魄雄深，表现出奔放不羁和浪漫主义的奇情壮采。
当然，龚氏写政治诗，如此迂回曲折，实是当时高压的文化政策使然。诗人自己说：“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其诗情往往是“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剑气与箫心统一，刚与柔结合。在万马齐喑的局面下，他不能尽情地慷慨陈词，有时不得不“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这样一位经天纬地“医国手”，终其身只能“才尽回肠荡气中”，拿笔杆子作作诗而已，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
（汤高才）
己亥杂诗其五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己亥杂诗其六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
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赏析】
龚自珍《己亥杂诗》有“舟中读陶诗三首”，这是选前二首。第一首诗专论陶潜《咏荆轲》，第二首诗则概论渊明其人其诗。从特例到一般，可以相互补充。
“陶潜诗喜说荆轲”或被解为“淘潜在诗中喜欢提到荆轲”。但陶潜只有一首《咏荆轲》的诗，别的诗中并没有提到荆轲。即使把《读山海经》的精卫刑天加上，他的金刚怒目式作品为数也不多，似乎就不能说是“喜说荆轲”了。其实，只要不用习惯的文法解诗，这句的意思本来是清楚的，那就是：“在陶潜诗中我特别喜欢《咏荆轲》这一首。”从而接下去又说：“我甚至能够想象他高歌遏云的慷慨激昂的样子。”“想见停云发浩歌”这句，借用陶潜《停云》诗的篇名字面，形容浩歌激烈的程度。按《停云》系四言诗，序云“思亲友也”，其本身并非“浩歌”。从下文“恩仇”“侠骨”等说法看，此诗是专为《咏荆轲》而发，不得阑入内容迥乎不同的他作。三、四句是作者继续想象陶潜作完《咏荆轲》高声吟诵时的内心活动：“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荆轲刺秦王是为了遏止秦的扩张侵略行径和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故云“吟到恩仇”。作者认为陶潜咏荆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故又云“心事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像荆轲一样行侠仗义的人怕已不多了。“江湖侠骨恐无多”的“恐”，与前文“想见”呼应，仍是揣想的语气。此诗从头至尾，全是想象陶潜写作《咏荆轲》时的神气和心情，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刚肠疾恶的陶潜形象。它不仅指出《咏荆轲》是豪放之作(“浩歌”)，而且探讨了它的创作动机。
第二首劈头一句就是“陶潜酷似卧龙豪”，不但指出了渊明骨子里那个“豪”字，而且将他和诸葛亮相提并论。原注：“语意本辛弃疾。”辛词《贺新郎》云：“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作者同意并化用了这一说法。陶渊明酷爱菊花，松、菊等形象在陶诗中屡见不鲜。它们都有傲霜耐寒的特性，故成为高洁坚贞的象征。诗人就用“万古浔阳(今九江)松菊高”来比喻陶潜其人的高尚品格。从钟嵘《诗品》以陶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以来，历来论陶诗，统称其平淡。如葛立方《韵语阳秋》、蔡宽夫《西清诗话》等皆是。作者都以“莫信”二字一概抹倒，认为如将陶诗三分，则有二分近于《梁甫吟》，一分近于《离骚》。《三国志》载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梁甫吟》本古乐府楚调曲名，内容多感慨世事之作。《离骚》则是屈原的杰作。二句意谓陶潜也是有政治抱负，热爱祖国，感情激烈的诗人；不能认为他浑身静穆或平淡。这种陶潜观较之朱熹又有深化。后来鲁迅先生说，即以陶诗而论，“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完人，再加抑杨，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这样评价陶潜，自然更加全面。
（周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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