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五题
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赏析】
《金陵五题》是刘禹锡杰出的组诗之一，它以联章的方式歌咏原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境内的五处古迹。我国古典诗歌中有所谓览古或怀古的作品，就其题目而论，虽属地理范围，但既是古迹，必然具有历史意义，所以它们在实质上是一种咏史诗。咏史诗的写法是多种多样的，大体说来，或者借史事以抒发自己的怀抱，借过去人物的活动以表示自己的行藏；或者对史事进行评价，借以阐明自己的政治、社会观点，所谓借古喻今，鉴往知来。这组诗属于后者。
南京从三国时代孙吴建都，历东晋、宋、齐、梁、陈五代，都是历史上南北分裂时期南朝的京城，合称六朝。在那段历史时期内，它是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著名的人物和家族都曾经活跃在这座舞台上，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古迹。诗人在这组诗里，选择了五处，各写一诗，以表现自己对某些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并抒发他的今昔盛衰之感。
这组诗在当时就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见于作者的小序：
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也是南京的异名），尝有遗恨。后为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者，逌尔生思，歘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
白居易的叹赏是一位大诗人对另外一位大诗人的作品所作出的内行评价。这一评价得到了其后千余年读者的同意。
这五首诗，每首有它自己的独立意义和艺术结构上的特色，而合成一个整体，又有其总的意义和结构，都很值得注意。
这第一首咏石头城。石头城是依位于今南京市西边的石头山而建筑的。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孙权修筑此城，贮藏财宝军器，置兵戍守。六朝统治者，建都南京，都将它视为重地，因此后人又以石头城为南京的代称。这组诗咏金陵六朝遗迹，而石头城（南京）则象征着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权势，是当时政治社会的神经中枢，所以首先加以描写。它是全部组诗的起点，其形象和情调笼罩着其余各篇。
这首诗以一联对句起头。起句点明“故国”，见今昔之殊；次句续出“空城”，增盛衰之感。故国也就是空城，都是指石头城而言。它依山建筑，故云“山围”，北临长江，故可“潮打”。围绕着故国的青山，依然无恙，而被潮汐冲激着的城堡，却已荒芜。六代豪华，久已烟消云散了。两句总写江山如旧，人事全非，气势莽苍，情调悲壮，所以特别得到白居易以下历代读者的激赏。
后两句仍就不变的自然现象与不断变更的社会现象对照。这个从秦淮河东升又从空城的女墙（城上的矮墙，即城垛）西落的明月，在六朝以前，已经开始它亘古如斯的旅程，现在仍旧这样。它看过六代的豪华，而在今天，似乎还很多情，在夜深的时候，仍旧越过城垛，同样地注视着这空城的寂寞。以有情的旧月衬出无常的人事，也就是以今日之衰与昔日之盛对照。
此诗的写法，与李白的《苏台览古》同，而与其《越中览古》异，可以参照。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第二首是写贵族的盛衰的。它也是以对句起，但首句押韵，而且句法结构完全不同。再就意境而言，前诗阔大，此诗深细，也不一样。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写联章组诗时在艺术的错综变化方面所付出的辛劳。
乌衣巷在今流经南京市区的秦淮河南。这地方原是孙吴时代戍守石头城的军营，军士都穿黑衣，故名为乌衣巷。东晋初年，王导定居于此，后来谢家也住在这里。王谢两家是东晋最大的豪门贵族，名臣王导和谢安，都是身系这个王朝安危的重要人物。而且这两家在其后建立的几个王朝中，还很有势力。朱雀桥是当时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桥，离乌衣巷很近。诗的头两句以巷、桥对举，是说明在当时，这一地区是极其煊赫的所在，冠盖往来，车马盈门，而现在却只剩下桥边长满的野草自在地开着花（诗中花字作动词用，即开花），黯淡的夕阳照射着这荒凉残破的巷子了。当朱雀桥边人往人来，熙熙攘攘的时候，道路上是不会长满野草的，只是行人稀少，才致野草丛生。而夕阳则是衰败的象征。所以这两句是通过“野草花”与“夕阳斜”这些自然现象，来暗示这一前朝贵族住宅区中的人事变化。
后两句是刘禹锡传诵人口的名句。但如何理解有两说。自来认为这是说，从前在王谢的广厦华堂之中筑巢的燕子，现在因为那些第宅已经荡然无存，只好飞到普通老百姓家中去筑巢，以见变化之大，波及燕子。燕子且被波及，则人事之变化更不待言。另外施补华《岘傭说诗》则说：“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这“王谢堂”与“寻常百姓家”是二还是一，问题并不太大。施说的好处在于较为深曲，毛病也在深曲。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客观形象，每每大于作者的主观思想，所以也无妨留供参考。总之，这两句诗是承接前两句所暗示的盛衰变化，更其具体地以燕子寻巢这样一件生活中所常见到的小事，来坐实富贵荣华，都难常保，以见在封建社会中每隔一个时期便必然要发生的权力再分配，从这样一件小事中也反映了出来。这种即小见大的手法也是古典诗歌表现方法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这第三首写陈后主。他是南朝最后一个亡国之君。隋师平陈，统一全国，就无所谓南、北朝了。他曾被人称为“全无心肝”，是六朝昏君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写了他，也就概括了其他因荒淫无道而失国的皇帝。
当时称禁省（皇帝居住和办事的地方，就是宫廷）为台，故称禁城为台城。结绮、临春和望仙，是陈后主及张、孔两宠妃所住的三座阁，合称三阁，“高数十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六代皇帝，无不豪华，而且一代胜似一代，就好像竞赛一般。陈后主是南北朝最后的皇帝，结绮、临春等阁则是最奢侈的建筑。六代台城中的统治，至此结束，只是空留古迹，供后人凭吊罢了。诗咏陈后主而题为台城，意在于此。
诗的前两句是夹叙夹议，后两句则以具体形象作出强烈对比。昔时宫殿，富丽雄伟，万户千门，而今天却一片荒芜，长满野草了。高踞豪华顶点的结绮、临春又在那里呢？“万户千门”承上“结绮临春”来。结句点明亡国之因，在于荒淫酒色。这位皇帝，不理国政，终日游宴，使他的妃妾与朝臣共赋新诗，并将其中特别艳丽的作品，谱成乐曲，以供歌唱。《玉树后庭花》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诗人说，一曲《后庭花》就断送了金陵最后一个王朝。当然这不只是指这支曲子本身，而是指这支曲子所代表的陈后主的整个逸乐沉沦的生活。
这首诗是五题中艺术水平较低的一首，因为它抽象的议论较多，议论又很一般，不够深刻。选家往往不取，是有道理的。但在整个组诗的结构之中，又有其地位与作用，少它不得。我们知道，任何艺术创作，都存在着多样与统一的对立这个规律，特别是较为宏大和复杂的作品，更是如此。音乐声调的快慢、高低，绘画色泽的浓淡、明暗，书法线条的曲直、粗细，诗歌结构的张弛、奇正，都必须交替交织，相间相重，调剂搭配，才能呈现多彩多姿的形象，充分地表达主题。任何一首诗，哪怕它是个很伟大的作品，也不能有张无弛，句句紧张，有奇无正，处处出奇。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又从何处见出它的精彩来呢？一篇诗如此，一组诗何独不然？将这一首较平凡的安排在五首之中，也就使人更明显地看出了其余四首的精警夺目，这就在全组五题中起了一种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将《金陵五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不可少的，而若将每首诗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来评比，它就往往被选家割弃了。
生公讲堂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
高座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这第四首咏一处佛教古迹——生公讲堂，即东晋和尚竺道生说法的地方；抒发对于一位生前虽然能够颠倒众生，而身后萧条冷落的高僧的感叹。
六朝时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利用它毒害人民和麻醉自己。高僧讲经说法，不但为贵族士大夫所欢迎信奉，而且一般老百姓也受其蒙蔽，踊跃地、虔诚地前来听讲。竺道生是一位精通佛学，有所创造发明，被人评为“孤明先发”的宗教哲学家。传说他初到苏州，无人听讲，他就对石头讲了起来，结果石头都点头赞许，因此产生了“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谚语。现在苏州城外的名胜虎丘，还有一块大石头，名叫千人石，据说就是他当日讲经的遗址。
起句赞美生公，说他讲经说法，连鬼神都要来听的。那么，当时听讲人数的众多、心情的热烈，对于生公的钦佩，对于佛法的信仰，都可以想见了。不直接地说人听，而间接地说鬼神听，深入一层，反衬有力。这一句是追溯，是虚写。
次句一转，写生公身后的萧条。这个人物，生前是那么煊赫；这个地方，当时是那么热闹，但在今天，当时挤满了虔诚听众的庄严肃穆的讲堂已经变成空堂。它空到一无所有，再也无人过问，甚至连夜间都不用关门下锁了（从外面关门叫做扃）。三、四两句承接次句，一气直下，说当时这位佛教大师说法时所坐的高座，那个代表着他的德行、尊严的高座，虽然还侥幸地被保存了下来，但也冷漠地铺满了灰尘，而伴随着这空堂和高座的，则只有当时曾经照见过这位高僧的一方明月，对着中庭而已（可，唐宋人口语，即当、对）。这三句是现状，是实写。
这首诗和李白的《越中览古》的写法恰恰相反。那首诗前三句写盛，后一句写衰，这首诗则前一句写盛，后三句写衰。
道教希望长生不死，佛教希望不生不灭，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有生即有死的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孤明先发”的高僧，到头来也还是得受这个规律的支配。这首诗写这位高僧不但不能够闯过生死的关头，也不能逃避盛衰的命运。不管刘禹锡的创作意图怎样，在客观上，这首诗已经起了对宗教迷信的批判作用了。
江令宅
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惟见秦淮碧。
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家宅。
这第五首江令宅是凭吊江总遗留下来的住宅，感叹其身世。五题的前四首都用律化了的绝句体——小律诗来写。而这一首则用古体绝句来写，前四首用平韵，这一首用仄韵，也是为了于整齐中见变化。
起句写其身世。江总是南朝后期文士，在梁朝已很著名。陈后主时，任仆射中书令，故世称江令。他是当时日夕陪侍后主游宴的臣子之一，与孔范等人同属所谓狎客。陈亡入隋，仕至上开府，后来南归，死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在南北朝时代，汉族建立的南朝政权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政权对峙。南朝文化水平较高，所以派到北朝的使臣，往往因为富有文才，被留不遣，强迫出仕，如徐陵、庾信，都是如此。江总也是南人，陈亡以后，入隋作客，居然能够老死南方，这在当时是稀有的。七字将这位历仕三朝的文士的生平，作了简要的概括。次句写他历尽兴亡，垂暮之年，重返金陵故居的时候，过去的繁华富贵，都已消逝无存，只有秦淮河中的碧波，依旧荡漾而已。王涣《惆怅词》十二首之九云：“陈宫兴废事难期，三阁空余绿草基。狎客沦亡丽华死（丽华，张贵妃名），他年江令独来时。”可以移释这两句。
前两句是根据史实加以想象，虚写过去。后两句则是根据他人告知的情况，实写现在。池台竹树，占地三亩，历时二百余年，依旧保存，人们都还知道是江总的旧宅。这两句一方面写出文士风流已不可见，与贵族、帝王、高僧同归于尽；另一方面，则又写出贵族华居，帝王宫殿，高僧讲堂或则付之斜阳野草，或则荒凉残破，布满尘埃，独此文人旧宅还池台依然，竹树无恙，又自不同。同中见异，也极参差错落之致。
总观五题以《石头城》开始，通过这座古城的存废，见出南朝的兴亡；以下四题，分写活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有代表性的贵族、帝王、高僧、文士。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变化的一面。非常明显，这一组诗和杜甫的《咏怀古迹》七律五首有着某些类似之点。或者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刘禹锡是受了杜甫的启发的；但刘禹锡却并没有沿袭而是发展了他的伟大前辈的业绩。所以他们各自以其所创造的不可重复的艺术形象屹立于祖国诗坛。我们研究文学历史上的传承关系，当然应当首先注意重大问题，如作家的世界观、思想方法、创作方法等等，但也不能忽视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看后人对于前人如何推陈出新。如《金陵五题》的分咏部分，是和杜甫相同的，而用《石头城》一首作总冒，定基调，则出自刘禹锡自己的创造。杜甫创造性地以七律联章，刘禹锡则易以自己最擅长的七绝。诸如此类，都须认真分析，才能对杜甫在《偶题》中所说的“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的道理，有所领悟。
这组诗还有一个必须指出的特点，就是它并非作者身历其境而写出的。刘禹锡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八月任和州刺史，次年去职。诗作于和州任内，是看了他人同题之作，而“逌尔（愉快自得之貌）生思，歘然（忽然）有得”的，小序所言甚明。我们知道，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既然他并没有游历金陵，观览这些古迹，又如何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诗来呢？鲁迅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包含在里面。”（《叶紫作〈丰收〉序》）诗人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听到过他人游历金陵的见闻，这也就是亲历了，加上精湛的艺术技巧，就产生了这组杰作。元稹写了著名的长诗《连昌宫词》，但他自己并没有到过连昌宫，也是一例。如果不将生活实践像鲁迅先生这样理解得较为广泛一些，那么，一切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将是不可能的。
王士禛二十八岁时写了十四首《秦淮杂诗》，所受《金陵五题》的影响是明显的，现在选读几篇，以资比较：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这是组诗的第一首，它写诗人来到南京的心情和光景。前两句形容自己对这座历史古城的向往，为下文分咏历代古迹名人预留地步。因盼望系船秣陵，游览秦淮，而肠为之断，梦为之绕，可见一往情深。水上楼，指秦淮河两岸临水的河房（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对于这种建筑，有详细的描写，可参看）。后两句描绘到达以后的当地当时的气候。斜风细雨，春景如秋，既然难以出游，发思古之幽情，写诗以资排遣，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雨丝风片”四字，先见于汤显祖的《牡丹亭·惊梦》〔皂罗袍〕云：“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作者在诗中用南曲的语言，曾被人指摘。这种指摘是有道理的。在古典文学中，不同的文学样式所使用的语言以及由这种语言所形成的风格，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要仔细加以区别。这是风格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例如这四个字，用在诗里，就过于尖新了，虽然还不算太大的毛病。
这首诗在全组中是一支序曲，就其作为全部的起点来说，与《金陵五题》中的《石头城》一首相同；但是，它并不以其形象和情调笼罩其余各篇，而只是就自己写诗时的环境和心情引发下文，则又相异。
潮落秦淮春复秋，莫愁好作石城游。
年来愁与春潮满，不信湖名尚莫愁。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两位名叫莫愁的姑娘，都生在南朝。一位是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嫁给了姓卢的，称为卢莫愁。还有一位是石城（在今湖北省锺祥县境内）人，是位著名的歌手。但在后来的传说中，这两个人却合成了一个，并且在南京定居下来了。锺祥的石城与南京的石头城弄混了，而且石城姑娘又姓了卢。据说，她就住在莫愁湖上，而其身份则是一位妓女。此诗所咏，当然是南京的事。
前两句是怀古。南朝乐府民歌中西曲歌词《莫愁乐》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诗意即本西曲。它写当时这位天真的姑娘，爱好游览石城（石头城），不管潮汐涨落，春秋更代，总是无忧无虑。也就是白居易《琵琶行》中“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的意思。后两句是伤今。公元1644年清兵攻入北京，次年又陷南京，至公元1661年，南明灭亡。这一组诗即作于南明灭亡那年，上距南京被攻占十七年，正当民族斗争的大屠杀、大破坏之后。王士禛虽然并不是一位反对清朝政权而是愿意与之合作的人，但其眼中所接触到的、心中所感受的这座古城的荒凉残破的景象，是抹不掉的。所以说，近年人们的愁绪已经涨满得和春潮一样了，可是这湖还是以莫愁为名，谁还能够相信呢？这并非故国之思，而是伤乱之感。它通过莫愁两字见意，关合得非常自然。前后对照是强烈的，但处理得又很含蓄。这样写，须要有技巧。看懂它，也得有点眼光。
青溪水木最清华，王谢乌衣六代夸。
不奈更寻江总宅，寒烟已失段侯家。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刘禹锡《乌衣巷》和《江令宅》两首的续篇。青溪是斜贯南京城内的一条小河，由东北宣泄玄武湖水，南入秦淮河，乌衣巷和江家宅都在其附近，现已干涸。江总宅北宋时还在，但成了王安石的朋友段约之的家产。王安石在诗中一再提到这件事，如云：“往时江总宅，近在青溪曲，井灭非故桐，台倾尚余竹。……故人晚得此，心事付草木。”又云：“昔时江令宅，今日段侯家。”
此诗的表现方式比较特殊，第一句写青溪一带风景之优美，第二句写王谢乌衣，六朝称盛，第三、四句却突然宕开，说现在不要说无法找到江总的住宅（不奈，犹言无法，无计），在寒冷的烟雾之中，段约之的屋子也早消失了。“水木清华”与“寒烟”对衬。不说在刘禹锡时代都已仅余野草斜阳的乌衣第宅到了北宋更无踪迹可寻，只说在王安石时代还曾经被段约之住过的江总宅也同样如此，则变化之大，自可想见。它将南朝、中唐、北宋到清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中发生的变化，用位于青溪之侧的乌衣巷、江总宅的兴废作为线索，贯串起来，表现出来。对乌衣巷则只说其盛，不说其衰；对江总宅则只说其衰，不说其盛。互文见义，词断意连，好像绘画中的云山，但见诸峰微露于云层之中，形象不同，似乎各不相涉，其实都是一座山脉。
新歌细字写冰纨，小部君王带笑看。
千载秦淮呜咽水，不应仍恨孔都官。
这一首是讽刺南明的昏君和奸臣的。明思宗朱由检的北京政权被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摧毁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这时，满洲贵族也已入关攻占北京，并随即挥兵南下。而这位昏君毫不在意，仍忙于选色征歌，以供自己的淫乐。奸臣阮大铖迎合皇帝，献上自己创作的剧本《燕子笺》，它由另一奸臣王铎楷书抄写，十分精美。同时，阮大铖又搜访妓女入宫，演唱此剧（这些情况，可参看孔尚任《桃花扇》中《骂筵》、《选优》等出）。诗的前两句写的就是这些事。首句写阮大铖进呈王铎所抄的《燕子笺》。冰纨，指洁白如冰的细绢。细绢代纸，小楷精抄，如此华贵，如此郑重，而所抄却并非什么文韬武略，经国文章，只是“新歌”——《燕子笺》。只这一句，便将南明君臣的脸谱勾出。次句接写朱由崧观看《燕子笺》的演出。唐玄宗时，有梨园小部音声三十余人。这里借以指阮大铖搜访入宫的妓女组成的小戏班。外面强敌压境，内廷荒淫无耻，欲其不亡，怎么可能？果然，只有一年，南明的南京政权又垮台了。
后两句以古事近事相提并论。前有陈后主，后就有南明福王。陈后主有孔范等一班狎客（孔范仕陈为都官尚书，故称为孔都官），同样，南明福王也有阮大铖等一群帮闲，可谓无独有偶。孔范与后主，同恶相济，陈朝因之灭亡，所以长久以来，秦淮河中的水，一直悲悲切切地流着，好像在怨恨他似的；但千载之后，又有阮大铖与朱由崧重蹈他们的覆辙，那么，秦淮河水的呜咽悲声，就不应当仍然仅是为孔范而发了。两句托意于无知之水，化无知为有情，感慨极为深至，从而也加重了前两句讽刺的分量。
这十四首《秦淮杂诗》所涉及的时代较长，题材也较广，在艺术表现的手法上，也力求推陈出新，虽然成就不如《金陵五题》，但出于一位青年诗人之手，毕竟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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