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注释】
(1)玄鸟：燕子。燕色黑，故名。一说指凤凰。(2)商：指商的始祖契（xiè）。(3)殷土：商人本居商（今河南商丘），其后人成汤以下传至盘庚，始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后人也称商地为殷土。芒芒：即茫茫，广大貌。(4)武汤：武王汤。成汤有武功，故自号为武王。(5)正：通“征”。域：封疆。(6)方：通“旁”，普遍。厥：其。后：君，诸侯。(7)奄：覆盖，包括。九有：“九域”的假借，即九州。(8)殆：通“怠”。(9)武丁孙子：即孙子武丁的倒文，指成汤的子孙武丁。(10)此二句，一说意为“武王汤的子孙中武丁是战无不胜的”，一说意为“孙子武丁对武王汤的事业无不能胜任”，录以备考。译文因押韵而倒置。(11)龙旂（qí）：画交龙图纹之旗。古王侯作仪卫用。旂，上画龙形，竿头系铃的旗。闻一多在《神话与诗·龙凤》中认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玄鸟）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可资参考。(12)糦（chì）：祭祀时所盛黍稷稻粱之属。承：供奉。(13)畿：疆也。邦畿：国境。(14)维：是。止：居。(15)肇：通“兆”。肇域：界限，疆域。(16)假：通“格”，至。(17)祁祁：众盛貌。(18)景：大。员：周围。(19)咸：皆。(20)禄：福。何：通“荷”，蒙受。
【译文】
上天命令神鸟降临，降而生契始建立了商，住在殷土多宽广。当初上帝命成汤，治理天下管四方。广施号令为君王。九州都归附于商受他的封。
殷商先君是受天命的，国运久长没有不好的事发生，全靠武丁是贤王。后裔武丁是贤王，成汤大业他承当。十辆插了龙旗的马车，满载酒食来祭享。领土辽阔上千里，人民在这地方定居，四海之内是封疆。
四方夷狄来朝见，络绎不绝纷又攘。景山四周黄河绕，殷商是受天命治国邦，邀天之福永呈祥。
【翻译】
上天命令玄鸟，降而生契始建商，定居殷土多宽广。
上帝命令武王成汤，征服了那时的天下四方。
遍告那些诸侯君长，九州尽入商封疆。
商的先王成汤，承受天命不懈怠，全靠子孙武丁是贤王。
武王的事业无往不胜，全靠子孙武丁是贤王。
竖着龙旗的大车十辆，诸侯满载米粮来祭享。
国土辽阔上千里，是人民居住的地方，四海之内是封疆。
四方诸侯来朝贡，来朝的诸侯熙熙攘攘。
国土广大周围是黄河，殷受天命完全适宜，蒙受百福永呈祥。
【赏析1】
《毛诗序》谓：“《玄鸟》，祀高宗也。”可见此诗是商王武丁以后的殷商后代（三家诗说实指宋君）祭祀并颂扬殷高宗武丁的庙堂乐歌。
武丁何以值得盛礼祭祀并热情歌颂呢？商之先祖成汤建立商朝之后，继续得到奴隶出身的宰相伊尹的得力辅佐，国势日盛。传至汤的长孙太甲以后，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腐化，不理朝政；奴隶不堪其苦，阶级矛盾激化，大批奴隶逃亡，生产荒废；王室贵族争夺王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有的要兄死弟继，有的要父死子继，于是兄弟之间、叔侄之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致使国势日衰。到了汤的第九代孙第十九王盘庚，力挽狂澜，迁都于殷，从头做起，发展农业，缓和矛盾，避开危险的反叛势力，使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更大发展，从而使商朝得以复兴。盘庚死后，按商朝的继承法，兄死弟继，没有弟弟，才传给儿子，于是传位给二弟小辛。小辛三年而亡，再传给三弟小乙。两个弟弟治国无方，殷又衰微。小乙十年而亡，才传位给儿子武丁。武丁效法先王，从奴隶中选出傅说（yuè）为相，整顿朝纲，发展生产；伐鬼方、大彭等部族，每战必胜，氐、羌等边远民族来朝，于是国家大治，殷又复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功绩显赫，号为高宗，被誉为“中兴之主”。这在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这首乐歌就是颂扬他的中兴功业的。诗在写法上，连类而及，从神话传说中商之始祖契的诞生，写到成汤的立国，再顺次写到武丁的中兴事业，因此可视为一首商周时代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自道其先祖开国的简单史诗。也正因此，此诗在《商颂》五篇中较为著名。
全诗一章二十二句，可分四层意思。一层三句，写商的来源。二层四句，写成汤立国。三层七句，写武丁中兴。四层八句，写商的强大。从总体看，诗以歌颂武丁中兴为主，则第一、二层意在说明第三层的中兴是武丁能嗣其祖德；而第四层又意在说明第三层武丁中兴的结果，带来了商朝的繁荣强大。因此，第三层是中心，它承上启下，使全诗结构严谨，浑然天成。
关于商之始祖契诞生的神话传说，除见于本诗外，又叠见于《楚辞·天问》《吕氏春秋·音初》《史记·殷本纪》《列女传》等书，详略不一。归纳起来，大意是：有娀氏之长女简狄，即帝喾之次妃，尧时曾三姊妹浴于玄邱之水。有玄鸟衔卵飞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得而含之，误吞而孕生契。舜时，契助禹治水有功，任为司徒。赐姓子氏，封于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实际上是把母系氏族社会的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情况加以神化罢了。它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由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过渡，由杂婚、群婚向对偶制的过渡。《大雅·生民》写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与此同义，可以同读。这种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的神话，把商祖契看成是受天的旨意而降生的天子。既是上天之命，理当神异非凡，故契建国于商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政治势力的加强，于是才出现了“宅殷土芒芒”的局面。契下传十四代至成汤，驱逐夏桀，统治中原，以武功立国，从此开创商朝五百多年的基业。既然上承始祖契而来，契又承天命而降，故言“古帝命武汤”，征服四方，广施号令，据九州为王。两层意思，蝉联而下，为下文重点人物武丁的“出场”蓄势。
成汤以下传至第十代孙第二十二代王武丁时，商朝又一次得到复兴。“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其原因就“在武丁孙子”，即有武丁这样的好子孙。这三句承上而来，既说明成汤上承天命，使商的事业延续不断，又在分析“不殆”的原因中自然地点出中兴之主是孙子武丁。接着再加强一句，正因为有武丁这样的好子孙，天命永在成汤的子孙，武王成汤的事业才无往不胜。这就含蓄地写出了武丁内修政治的业绩，外伐鬼方、大彭等的胜利。从而声威大振，于是才出现后人祭祀时“龙旂十乘，大糦是承”的情形，即诸侯十车插龙旗，满载粮食来助祭的热烈场面。诗从整体的概述转回到描写祭祀的现实中来，而写助祭的热烈场面，又正是为了突出武丁的声威。接下去用八句的篇幅赞美中兴之后商朝的繁荣强大。前三句“千里”“四海”极言幅员辽阔，与前面的“殷土芒芒”相呼应；中二句“四海”“祁祁”形容诸侯来朝者众多，与前面的“龙旂十乘，大糦是承”相表里；后三句，从享有黄河流域这一民族摇篮引出“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就是十分自然而应该的了。而这两句又与前面的“天命玄鸟”“古帝命武汤”“受命不殆”相联系，表明以“天命”贯穿始终而结束全诗，并以此证明殷商统治的“合理性”。不仅如此，它还表现出祭者对天神的虔诚，希望继续得到天神的庇佑，从而祝颂商朝统治的昌盛和久长。
全诗从神话开始，以“天命”为线索一以贯之，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故今天读来，觉得它比别的规行矩步、一脸呆相的颂歌显得较有情致，较有吸引力。除此，这首祭诗写得庄严肃穆，反映了殷商王朝盛时对自己的统治充满着信心。如“宅殷土芒芒”“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武王靡不胜”“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百禄是何”等语，气势雄壮，音调响亮，说明当时人的诗歌技巧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
（蓉 生）
【赏析2】
《诗经》中的《商颂》五篇，是一组内容有联系的庙堂祭祀舞曲，有点类似《楚辞》中的《九歌》。清代桐城派古文学家姚鼐在他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中，把《诗经》中的《颂》与《楚辞》中的《九歌》等一同归入“哀祭类”，显然是看到了这种相似性。与后世的“哀祭类”作品不同的是，它们在感情色彩上的“祭而不哀”，即并不是悼念性的感伤文字，而是庄严肃穆或热烈昂扬的颂歌。《商颂·玄鸟》就是这样一篇典型的诗作。《诗序》说这首诗是“祀高宗也”。高宗，指殷高宗武丁，据说在位时间有五十九年，用傅说为相，政治贤明，是开国君王成汤之后最为雄才大略的国君。这首诗就以成汤和武丁作为歌颂赞美的对象。
诗的前七句可视作第一部分，追述商王朝开创的历史，并且揭示了它受命于天的神圣地位。“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狄吞五色燕卵而生契，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上古的神话。但这种类型的神话的覆盖面很广，“禹母吞蕙苡而生禹，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论衡·奇怪篇》）；秦祖先女唯吞燕卵而生子大业；甚至几千年后清朝祖先布库里雍顺，也相传是天女佛库伦吞神鹊的红果所生。
西方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的诞生也有类似的传说。在具体的细节上有一点不同，但“不因人气，禀精于天”（《论衡·奇怪篇》），人神交合的本质是一样的，这样诞生的英雄人物自然具有神、人的双重特质。契传十四代而至汤。这首诗郑重其事地宣称天帝命令汤开疆拓土，奄有四海，又遍告各地的诸侯，命令他们承认汤的权威和对四海的控制，以论证商王朝的创建，完全是天帝的意志，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力和地位。
诗的后半部分全力歌颂武丁的功绩。商代的先王是奉行天帝的旨意行事的，而武丁尤能恪尽其职。先王的遗业在他的统治下全部完成，贤明的统治赢得四方诸侯前来助祭。为了百姓的安居，他治理疆域，各地的诸侯纷纷朝觐。国内大一统，人民生活昌盛繁荣，字里行间洋溢着商代统治者对武丁的颂扬，流露出对文治武功的踌躇满志，并且满怀信心地预言商王朝“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荷）”。
《玄鸟》虽然是一首祭祀舞曲，但它全文充盈着自信的力量和炽烈的感情，它表现的对武丁功绩的热烈赞美，已经部分越出了天帝庇护的成分，而在实际上突出强调了武丁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人间君主的卓越统治才能，在人神合一的英雄身上，人的成分增强了。商人重巫鬼，这首诗当然不可能“舍鬼神，任人事”，但是诗中对武丁功绩的价值肯定，为庙堂乐曲多少注入了一些人间气象，这就使它不像后代同类作品那样的质木无文，了无生气。
《玄鸟》的音节，用韵铿锵雄壮，它的美学气质与重拙的青铜器和甲骨金文是相同的。《新序·节士篇》载，孔子的弟子原宪“曳杖拖履，行歌《商颂》而反，声满天地，如出金石”。后人评论《商颂》，大多赞它是“黄钟大吕之音”。《玄鸟》是《商颂》的一篇，也符合这个特点。从句法上看，短促的四言通过比较舒缓的五言来调节，错落而归于凝重。六朝的杂言诗是一种被称为长短句的词，应该多少受它的影响，虽然与《诗经》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词的参差长短的句式在表情达意上的特殊作用，可以反证《玄鸟》中四言、五言间出错用的妙处。从用韵上看，前四句押“阳”韵，高亢响亮。《颂》是舞曲，其用途决定了它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特点。《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虽然这里强调的是内容、精神上的相通，但其形式上的配合也是应该重视的。祭祀伴奏的乐器音质浑厚，歌词需用与之发生共鸣的响亮韵脚；祭祀的舞蹈既热烈又庄重，因此歌词也要配合舞蹈节奏而长短变化，错落有致。
《风》诗中句式多为四言而少变化，恐怕与它配唱而不配舞有关系。舞是变化的，舞曲也不能太单调。铿锵的歌词配上音乐舞蹈，共同构成了庄重典雅的氛围。
在历史学、神话学研究中《玄鸟》很受重视，但它的美学意义常被忽视。它当然没有《国风》情歌的活泼真挚，也没有《小雅》怨刺诗的尽吐胸臆。
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浓重的祭祀色彩，但它的崇拜天帝与赞美列祖，不是后世仿制之作中的虚情假饰，而是真的由内心而发的崇拜与赞美，在后人看来，它带着浓厚的纯真与稚气。一旦看到这种真诚，我们就不由得被祖先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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