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荆公韵四绝[1]（选一）
骑驴渺渺入荒陂[2]，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3]，从公已觉十年迟[4]。
【注释】
[1]荆公：王安石，于元丰三年被封为荆国公。
[2]陂：山坡。
[3]劝我句：说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田安居，与他为邻，可以常相往来。
[4]从公：跟从你。
【赏析】
这首诗是苏轼与王安石和解的证明。其实，在元丰七年八月两人直接会面之前，已经有过间接的接触。元丰四年，谪居中的苏轼收到新党李琮的信，告诉他王安石曾夸奖他的文章，苏轼随即回信，要李琮带秦观去见王安石。虽然李琮和秦观都没能完成这个中介任务，但可见双方是有意和解的。在宋代，这种政敌之间的友谊并不难以理解：士大夫只是给皇帝出谋划策，或接受皇帝委任去办事，至于谁的意见被采用，或谁获得委任，那都是皇帝决定的事，士大夫之间本来没有什么生死怨仇。当然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如果以利益介怀，或者便产生怨仇。但元丰七年的王安石已经退休，苏轼刚刚流放回来，一个半山居士与一个东坡居士之间不存在利益斗争，政治观点的差异与人们之间很多其他的差异一样，完全可以不影响友谊的。
然而，苏、王之间由互相攻击转变为要想结为邻居，恨不得常在一起，那恐怕不是一般的和解，令人怀疑那已经不是撇开政治观点的诗酒之交。苏轼见过王安石后，给他的旧党密友滕元发写了一封信，建议滕去见一见王安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八）。信里当然没有写出这个建议的目的，但如考虑到当时宋神宗已致力于消弭新旧党争，则两党的人物主动寻求和解或者合作，应该是顺应形势之举吧。
诗里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颇堪玩味的。距此十年前，正在熙宁七、八年，王安石罢相与第二次入相的时候。对于这段往事，苏轼后来有这样的说法：“天下病矣……虽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复用也，欲稍自改，而（吕）惠卿之流恐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司马温公行状》）这话写在“元祐更化”的主持人司马光的行状中，如果不是实有所据，就显得很奇怪。因为当时正在举世歌颂司马光的“更化”，而咒骂王安石的“新法”，王的罪恶越大，司马的功德就越高，苏轼何以要在如此重要的文件中，说王第二次入相时自己就有“稍自改”之意？实际上，王安石是否真有此意，是无法证明的，如果苏轼不是捏造故事，那就是他们之间一度取得过这样的理解，而这一度恐怕只能在苏、王金陵会谈时。所以，“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意思当是“从公”“稍自改”。这也等于说，他们可以有一种建立于“稍自改”上的合作。“稍自改”当然并不是“更化”，而正是宋神宗晚年所希望造就的局面，即新旧两党的妥协。在不知道神宗马上会死的前提下，苏轼能够设想的最好前途也不过如此吧。
当然，结果是神宗死了，两党人物的合作局面没有在历史上出现。但可以相信，元丰七、八年间的苏轼，曾经走向神宗和王安石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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