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怀
魏徵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作者】
*魏徵(580—643),字玄成,隋唐馆陶(今属河北)人,又说河北巨鹿或晋州人。隋末随李密起义,密败,降唐为太子建成洗马。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历官尚书右丞、秘书监、侍中、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等职,进封郑国公,史称诤臣。曾主《隋书》《群书治要》等编事,时称良史。
【赏析】
齐梁迄于唐初,诗歌创作中心在于宫廷。精心修饰的法则和惯例,高雅的贵族社会趣味,在宫廷诗中占据统治地位。虽然宫廷诗兴起后就激起与之对立的诗论(这种对立诗论后来发展为复古理论)的反对,“但是这种反对仅有诗论,缺乏诗歌实践,缺乏具有美学吸引力的替换品”(宇文所安《初唐诗》)。在这样的形势下,受对立诗论影响而产生的第一批独具特色的作品,我们理应刮目相看,并加以推崇。
魏徵《述怀》便是这样的一篇杰作。明清时代操唐诗选政的名流李攀龙和沈德潜,一例将此诗置于唐诗卷首,绝非偶然。首开时代风气的作品不出自纯粹的诗人,而出自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一事实耐人寻味。魏徵生在隋末乱离时代,属意纵横之说,曾做过道士,后在李密幕下供职,随李密投唐,成为唐太宗贞观时代的名臣,是个集儒生、策士、史家、诗人于一身的大人物。在唐高祖即位之初,华山以东有一些李密旧部不肯降唐,魏徵便自告奋勇去说服他们,临行之际,作此诗以抒怀,表达了他不畏艰难险阻,誓报知遇之恩的思想。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蒯通形容秦末的动乱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隋末群雄竞逐的局面与之颇相类似。魏徵以一介文士投身政治军事活动,有类于汉代班超的投笔从戎。诗的前两句就融化典实,追忆个人夙昔的不凡志向:“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战车)。”一个“初”字,在时间的界定上非常清楚。从当初算起到“出关”(诗题一本即作此)之时,诗人已饱经风霜,在政治上相当成熟老练。“纵横计不就”,忆及在李密部下,曾进十策而不被采用,难免有过受挫失意之感,但他从来没有放弃雄心壮志。有志者事竟成,靠的是不折不挠的精神,“慷慨志犹存”一句,表达了他百折不挠、壮志未泯的情怀。这两句抑扬中有擒纵之致,使人想起“屡战屡败屡战”(曾国藩)式的笔法,为之击掌。短短四句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光荣的历史足以引起自豪感,比开门见山地写“驱马出关门”好得多。
看他“杖策(驱马)谒天子”,是何等气概,还真有点“长揖山东隆准公”(李白《梁甫吟》)的高阳酒徒郦食其的派头呢。须知此行责任重大,动关国是,作者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这可不是儿戏。诗中连用了两个汉代典故:一是武帝时的终军自请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归顺汉室,行前请授长缨,谓“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一是高祖时的郦食其请命劝降齐王田广,使其成为汉之东藩。这两个古人所完成的使命,与魏徵当时将要做的工作非常相似。诗中用典不但贴切,而且突出了历史感和使命感,使诗意变得厚重起来。
“郁纡陟高岫”六句穿插写景,毕叙征途的艰险。潼关表里山河,地势险要,在旅途中是要备尝艰险的,“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便是真实写照。正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所以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这也衬托出作者此时因任务艰巨而起伏不平的心情。以下两句中“空山”“古木”“寒鸟”“夜猿”以及它们的啼鸣,构成了一幅深山老林的荒寒画图和画图难足的境界。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幽险去处,任你是何等人物,也不免心折骨惊。作者不仅不讳言险艰,还向读者强调了他的“惊”,乃至“伤”。“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二句,化用了楚辞中“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和“唯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哀郢》),感言对故国的怀念和个人吉凶未卜的意识。虽然诗人这里着重写自然环境的艰险,但另一重危险性却能见于言外,这原是从事那样特殊的政治使命所不可避免的。所以“岂不惮艰险”,实兼二重意味而言。说“岂不惮”,就是承认有所“惮”,然而这与承认自己的感伤一样,其实无损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反而增加了他性格的温润感。事实上,他是“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具有一种自觉的大无畏精神。感伤与忌惮,只是一闪念。“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旧唐书•魏徵传》)便是“深怀国士恩”句的注脚。
“国士句是主意”(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末四句由此申发。所谓国士,即国家栋梁之才。士大夫受到国士的待遇,足以踌躇满志,当然应竭力报效国家。(唐卢藏用《陈氏别传》说陈子昂“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便是这个意思。)汉初的季布,以重然诺闻名于关中,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战国的侯嬴,有感于信陵君的知遇之恩,终于以死相报。这两句诗用这两则以忠诚守信著名的古人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唐室的忠贞不贰。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个人功名的问题,古人并不讳言于此,“三不朽”中即有“立功”一项。不过,魏徵这里更强调“意气”,也就是感情——这里特指报国热情。诗的末两句用了南朝梁荀济《赠阴梁州》诗中“人生感意气,相知无富贵”二句,从而注入新意,既轻视功名又把诗情推向高峰。
魏徵当时属于近臣,但和此前的宫廷诗人不同,他是在鞍马间为文,因此诗中带有戎马生活气息。这倒有点像汉末的“三曹七子”,“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述怀》一诗,真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若要为陈子昂复古诗论找出较早的样板,真是“其则不远”了。魏徵本人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帖,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体现了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较好的统一。所以沈德潜谓其“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唐诗别裁集》)。
(周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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