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书怀
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
还也费、区区造物，许多心力。
未暇买田清颍尾，尚须索米长安陌。
有当时黄卷满前头，多惭德。
思往事，嗟儿剧；怜牛后，怀鸡肋。
奈稜虎豹，九重九隔。
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
对黄花常待不吟诗，诗成癖。
史达祖生平简介
史达祖（生卒年不详）字邦卿，号梅溪，汴（今河南开封）人。自韩侂胄柄权，事皆不逮之都司，初议于苏师旦，后议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职。韩侂胄为平章，事无决，专倚堂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侍从简札，至用申呈。开禧三年，韩侂胄被杀，雷孝友上言乞将史达祖、耿柽、董如璧送大理寺根究，遂贬死。有《梅溪词》一卷。
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史邦卿，名达祖，号梅溪，有词百馀首。张功父、姜尧章为序。”张序今存，末署嘉泰元年（1201）。序谓：“盖生之作，辞情俱到。织绡泉底，去尘眼中。妥帖轻圆，特其馀事。至于夺苕艳于春景，超悲音于商素，有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荡污淫之失。端可以分镳清真，平睨方回，而纷纷三变行辈，几不足比数。”姜序仅存片段，称其“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张炎《词源》赏其咏物、节序诸作，如《东风第一枝》咏春雪，《绮罗香》咏春雨，《双双燕》咏燕，“皆全章精粹，所咏瞭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有《史梅溪摘句图》，谓“史达祖《梅溪词》，最为白石所赏，炼句清新，得未曾有，不独《双双燕》一阕也。余读其全集，爱不释手，间书佳句，汇为摘句图”。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所谓一钩勒即薄者。”刘熙载《艺概》卷四云：“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
史达祖《满江红·书怀》词作赏析
史达祖的《满江红》，尽情抒发了自己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感情：其中包括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寄人篱下的辛酸苦难：“欲归不能”的苦闷：“误入歧途”的懊恨，还有身不由己的难言之隐，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想法，那就是痛恨朝政暗无天日，小人当道，因而想过一种“采菊东篱下”的世外桃源生活，然而，以上两种想法都不能成为现实，那他就只能凭借艺术（文学）去减轻自己的烦恼。清楼敬思说：“史达祖，南渡名士，不得进士出身。以彼文采，岂无论荐，乃甘作权相堂吏，至被弹章，不亦屈志辱身之至耶？读其‘书怀’《满江红》词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亦自怨自艾者矣。”（张宗橚《词林纪事》引）这就说明，它是一首“怨艾词”，一首“牢骚词”。一首愤世嫉俗之词。这首词中所表露出来的思想状态，是一种由多层心理所组合成的矛盾、复杂的心态。
“学而优则仕”，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一般都把中进士视为光宗耀祖的幸事和进入仕途的“康庄大道”。然而，史达祖尽管熟读诗书却与功名无缘，只能屈志辱身地去担任堂吏的微职，这就不能不引起他对自身“命运”的嗟叹和对科举制度埋没人材的愤慨。所以此词开篇就是两句激烈的“牢骚语”：“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此两句意含两层。一云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到头来却只换得了一领“青衫”可穿，这个“好”字（实为不好）就含有辛辣的自嘲自讽和愤世嫉俗之意在内；二云：就是这领可怜的青衫，却竟也非由“诗书”（即科举考试）中获得，“全不向”三字就清楚地表明了他对科举制度和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两句中，既含“自怨”（怨命运之不济），又含“愤世”（愤世道之不公），怨愤交集。但仅靠这两句还不足以完全渲泄其满腹牢骚。故又延伸出下两句：“还也费、区区造物，许多心力”。这一个低微的贱职，却也得来非易，它是“造物者”为我化了许多心力才获取的！“造物”本是神通广大的，而作者偏冠以“区区”（小而微也）二字，意亦在于自嘲并兼愤世。谚曰：“各人头上一方天”。在别人头上的这方“天”，或许是魔法无边的；而唯独自己所赖以庇身的命运之神，却微不足道——故而它要花费偌大气力，才为我争得了这样一个职微而责重的地位。言外之意，更有一腔牢骚与愤懑在。
以上是上阕中的第一层意思：抒发身世悲惨，经历坎坷的辛酸与愤慨命运之不公。接着就转入第二层：既然不满于这领非由科举而得的“青衫”，那么，为什么不辞官退隐山庄呢？于是，作者又向人们展示了他内心的苦衷：“未暇买田青颍尾，尚须索米长安陌”。
这就更深一层地交代了自己的矛盾和苦闷的心理。这里，“未暇”二字只是表面文章，而“买田”二字才是实质性问题。须知在现实环境中，要想学古代巢父、许由之类的“高士”，谈何容易！若无“求田问舍”的钱，那是无法办到的；而自己只是一介寒士，还得靠向权贵“索米”过活，则又何“暇”来“买田”隐居呢？读到这两句，不禁使读者联想起杜甫困居长安十载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遭遇，以及顾况对白居易所说的“米价方贵，居大不易”的话语。在这第二层的两句中，词人那种因贫而仕、无可奈何的心理，便表露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虽然词人因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屈身为吏，其实他的内心却始终是无法真正平静的；一旦被外物所激，它就会掀起阵阵感情的涟漪。正如李商隐《无题》诗：“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弹棋，古代游戏名。棋局以石为之，中间高而四周平，故能引起诗人“中心最不平”的联想）所说的那样，词人旧日曾熟读诗书，一当瞥见往昔读过的旧书时，心中就难免会油然生起一缕辛酸痛楚的愧疚之情，故接言道：“有当时黄卷满前头，多惭德。”“惭德”者，因以前之行事有缺点、疏忽而内愧于心也。词人在这里所言的“惭德”，表面上是讲愧对“黄卷”，因为读了这么多年书，却竟未能得中功名；故实际还是愤慨世道不公的反语，不过比之前面所说的“好领青衫”等话来，更多地带有懊丧悔恨的情味。总观上阕八句，其感情的脉络依着先是怨愤、后是窘迫、再是懊恼的次序展开，而词笔也由“开”而“合”、由“昂”而“抑”；词笔蜿蜒起伏、依次有序地表达了作者那矛盾复杂和激荡难平的思想感情。
上阕以“多惭德”的“合句”告结，换头则重以“思往事”三字拓开词情，振起下文。不过作者对于“往事”并不作正面和详尽的回顾，而只一语带过，简括以“嗟儿剧”（表面是悔恨往日作事有如儿戏，轻率投身于公门之内，实际还是讽刺“造物”无眼、埋没良材）三字，立即把“镜头”拉回现实：“怜牛后，怀鸡肋。奈稜稜虎豹，九重九隔”。此四句意分三小层，活生生地勾画出词人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
“怜牛后”是第一小层。《史记。苏秦传》引谚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张守节《正义》释曰：“鸡口虽小，犹进食。牛后虽大，乃出粪也”。作者自怜身为堂吏，须视权贵的颜色行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故用“牛后”的典故，实含寄人篱下的痛楚之情在内。“怀鸡肋”则是第二小层。“鸡肋”，以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物。这里指自己的这领“青衫”：丢掉它吧，生计实在没有什么保障；穿上它吧，又要摧眉折腰地去服侍人家。真是矛盾重重，苦衷难言！
但是，在没有足够勇气跳出豪门羁縻之前，自己仍只能战战兢兢地为“主人”小心做好“奉行文字”的工作。因此“奈稜稜虎豹，九重九隔”便写足了他“身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的畏惧心理。“九重”，借指君门：“九隔”，汲古阁本一作“先隔”。意谓：君门遥远，欲叩而先被威严可怖的虎豹所阻断。这里所言的“虎豹”究竟指谁，现已很难判定。若说就指韩侂胄，则从史载韩氏对史的“倚重”情况来看，似又不太象；若说另指其他权贵，则又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泛指”。屈原《离骚》云：“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宋玉《九辩》云：“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又宋玉《招魂》云：“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这些作品中所表达的“虎豹当道、君门阻隔”之叹，就正是史词之所本。故而在这两句词中，又深藏着词人对于朝政昏暗、小人当道、贤臣被压的感慨，也曲折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怀抱：思欲扫清奸佞，有所作为。以上是下阕中的第一层次。
然而，理想是理想，现实却又是现实。作者毕竟只是一位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的小小幕僚，因此他就很快跌入到现实环境中来。“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两句用典。“三径就荒”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成句，却续之以”秋自好“三字，意谓田园正待我归去隐居，秋光正待我前去欣赏，然却不能归也（一个”自“字即表明此意）：”一钱不值“用《史记。魏其武安侯传》成句（”生平毁程不识不值一钱“），用以补足”不能归“的原因在于自身所处地位之卑微和贫困之所迫。这就重又回复到上阕所言过的老矛盾上来了：”未暇买田青颍尾，尚须索米长安陌“。不过这里并非仅仅在作”同义反复“，而又在”反复“的基础上萌生了新意：第一，它描摹出了眼前秋光正好的真实情景，使人更加激起归隐的欲望，而”秋自好“三句的”自“（空自）字又加剧了欲归不能的矛盾感；第二，它以”一钱不值“和”贫相逼“形象真切地写出了无钱”买田“的窘迫相，使人如睹其寒伧贫困的模样而在目前；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它又为下文的第三层作了铺垫。
第三层次的“对黄花常待不吟诗，诗成癖”即明显承上而来：因为“贫相逼”，所以无心吟诗去附庸风雅；但秋光正好，却又不能不激起自己的创作欲望。这两句更是在一种矛盾的心理中展开其词情的。它至少说明了以下这样两层意思：第一，作者因生计窘迫、心情不佳，故而无甚兴致去吟诗作词，这实在是加言其“贫相逼”也；第二，作者面对秋光黄花，却又无法抑制自己的创作冲动，甚至进而说爱诗已成了自己的终身“癖好”，在这个“诗成癖”中我们便越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他深心的深深苦闷。——文学本是“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语），史达祖之所以本不欲吟诗（词）而最后却吟诗（词）成癖，欲拔不能，这岂不表明他有一腔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解脱的苦闷情绪现今要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宣泄吗？词人在韩侂胄的相府中，只是一个走卒堂吏，现今在孤高瘦傲的“黄花”诗（词）中，才一度重视了自己的“自由之身”，才曲折而畅快地舒展了自己的平生抱负，这又岂非快事一桩！
在了解史达祖的人看来，史达祖似乎往往是以两种身份和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方面，他以堂吏的身份侍奉权贵韩侂胄，似乎是个忠诚地委身于封建权贵的幕僚之人。另一方面，他以婉约词人的面目活跃在当日的词坛上，看来又是位只知道吟风弄月的文人骚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史达祖的内心也郁积着深刻的苦闷，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婉媚轻柔之外的另一种风雅的存在。这首词就是一个明证。
从词的艺术风格言，此词在全部《梅溪词》中堪称“别调”。第一，它所选用的词汇与平昔所用，可谓经过了一番“换班”：再不见“钿车”、“梨花”、“红楼”、“画栏”之类词藻，而代之以“鸡肋”、“牛后”、“三径就荒”、“一钱不值”的“生硬”字面；第二，它的笔调也一改往日“妥帖轻圆”、“清新闲婉”之风，而变得老气横秋、激昂排宕。这些，都是因着抒情言志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简言之，那就是：由于“中心最不平”的复杂意绪，便生发出了这种用典使事、拉杂斑驳的词风。不过，又由于作者巧妙地嵌入了某些色彩鲜明的形象性字句（如“青衫”愧对“黄卷”，“清颍”之志暂时寄寓于“黄花”之诗等），因此就多少冲淡了“掉书袋”的沉闷气息，增加了词的欣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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