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名 王之涣 登鹳雀楼
第6名 柳宗元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第11名 王湾 次北固山下
第12名 张继 枫桥夜泊
第13名 王维 终南山
第14名 王昌龄 长信秋词（奉帚平明）
第15名 杜甫 登高
第17名 柳宗元 江雪
第19名 刘禹锡 乌衣巷
第24名 王维 观猎
第25名 王昌龄 出塞
第26名 孟浩然 过故人庄
第27名 白居易 长恨歌
第28名 杜甫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第29名 杜甫 石壕吏
第30名 李白 早发白帝城
第31名 李白 静夜思
第33名 王维 山居秋暝
第34名 李商隐 锦瑟
第36名 刘禹锡 石头城
第37名 王维 鹿柴
第38名 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第39名 杜牧 赤壁
第40名 李白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第41名 杜甫 旅夜书怀
第42名 李商隐 马嵬
第44名 杜甫 蜀相
第47名 李白 独坐敬亭山
第48名 王维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第49名 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第50名 李商隐 隋宫（紫泉宫殿）
第51名 岑参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第53名 杜甫 望岳
第54名 白居易 赋得古原草送别
第55名 岑参 逢入京使
第56名 杜甫 春望
第57名 杜牧 九日齐山登高
第58名 王昌龄 闺怨
第59名 王维 终南别业
第60名 李商隐 无题（相见时难）
第61名 杜牧 江南春绝句
第62名 孟浩然 春晓
第63名 杜甫 九日蓝田崔氏庄
第65名 王维 使至塞上
第67名 杜甫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第69名 杜牧 山行
第70名 王维 鸟鸣涧
第71名 王翰 凉州词（葡萄美酒）
第73名 孟浩然 岁暮归南山
第74名 杜甫 兵车行
第75名 王昌龄 芙蓉楼送辛渐
第76名 王昌龄 从军行（青海长云）
第77名 岑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第79名 卢纶 晚次鄂州
第81名 李商隐 贾生
第82名 祖咏 终南望余雪
第83名 李白 将进酒
第84名 杜甫 秋兴（玉露凋伤）
第85名 杜甫 登楼
第86名 杜甫 月夜
第87名 杜甫 北征
第88名 王维 过香积寺
第89名 刘禹锡 竹枝词（杨柳青青）
第90名 杨炯 从军行
第91名 孟浩然 与诸子登岘山
第92名 杜甫 春夜喜雨
第94名 杜牧 早雁
第96名 崔颢 行经华阴
第97名 李白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第98名 李白 登金陵凤凰台
第100名 杜甫 羌村（峥嵘赤云西）
给文学作品排座次、定甲乙，并不是当今才有的时尚，而是古已有之。至少从唐代起，宫廷和民间就常常举行诗词锦标大赛。竞赛结果，自然要分等第高下，定输赢胜负。
初唐宋之问就曾两度拔得宫廷诗赛的头筹。一次是武则天游洛阳龙门，让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作诗先成，武则天读后龙颜大悦，以锦袍赐之。过了一会儿，宋之问又将诗歌献上，武则天看后更加赞赏，夸宋之问所作“文理兼美”，也顾不得皇帝身份，竟从东方虬手中夺过锦袍，转赐之问。这就是《册府元龟》和《唐才子传》等书记载的著名的“赋诗夺锦”故事。
景龙三年（709），中宗游宴昆明池，结彩楼命群臣赋诗，让上官婉儿评定名次。这次赋诗竞赛的意味更加明显。群臣进诗后，初选评出沈佺期和宋之问二诗为佳，而最终的优胜奖还是授予了宋之问。沈佺期先是不服，等到上官婉儿公布评语：“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佺期这才服气，“不敢复争”（《唐诗纪事》卷三）。
宋代宫廷也经常举行诗词竞赛。如南宋淳熙十年（1183）八月十八日，孝宗皇帝请太上皇赵构到浙江亭观潮。太上皇兴致极高，宣命陪同从臣各赋一首《酹江月》词咏潮，“至晚进呈”。最终太上皇钦定名次，“以吴琚为第一”（《武林旧事》卷七）。
宋元以降，文人士大夫喜欢结诗社，诗社更是经常举行诗赛。
宋末元初浙江的月泉吟社，组织十分严密，诗社大赛的资料也保留得相当完整。月泉吟社的召集人叫吴渭，元至元六、七年（1346—1347）间，诗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限五七言律体，以岁前十月分题，次年上元收卷，三月三日揭榜，延请当时诗坛大腕方凤、谢翱、吴思齐评判名次。每个名次的奖品，事先都张榜公布。现存《月泉吟社诗》收录有前六十名的七十四首诗。获前三名的分别是连文凤、冯澄和梁相。每首诗先列名次，次列评语，如第一名的评语是：“众杰作中求其粹然无疵、极整齐而不窘边幅者，此为冠。”第二名评语是：“起善，包括两联说田园的。而杂兴寓其中，末语亦不泛。”（《月泉吟社诗》下）
又据《明史·文苑传》记载，元代末年，两浙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请一二位文章巨公主持，四方名士毕至，日夜宴赏，诗胜者多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自号醉樵，曾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结果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诗第二，赠银三斤；杨基诗第三，亦赠一镒。
给诗歌评定名次等级，不仅用于诗歌竞赛，也用于常态的诗歌批评。对前代诗人诗作，批评家们往往要分个高低、排个名次。
最早给诗人区分品第等级的，是南朝梁代的钟嵘。他在《诗品》中将汉魏以来一百二十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以评量其优劣。跟钟嵘差不多同时的南齐谢赫，撰《古画品录》，按画家之优劣，把二十七位画家分为六品。庾肩吾的《书品》，则把汉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八位书法家分为九品。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很时兴这种品第批评。
此后，品第便成为一种常用的批评方法。唐代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把中晚唐的部分诗人分为主、升堂、入室及门等级别，就是一种品第批评。后来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将唐代诗人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等档次，无疑也有区分品第高下之意。至于盛唐时期的王翰，曾把当时“海内文士百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更是一种排行榜了。据说王翰把这份排行榜凌晨时分张贴在京城吏部东街上，“观者万计”，轰动一时（《封氏闻见记》卷三）。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我们还常常见到称誉某人为第一、某诗为第一的。如《宋书·谢灵运传》说谢灵运“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宋人许《彦周诗话》说“孟浩然、王摩诘诗，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老杜诗云‘不见高人王右丞’，又云‘吾怜孟浩然’，皆公论也”。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二说：“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八评价明初的高启，是“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
至于哪首诗最好，古人也时有排名。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则称孟郊《游子吟》“为全唐第一”。
清人潘德舆最喜欢给诗人诗作排座次。他认为，除太白外，唐人五绝以王维为第一，七绝以王昌龄为第一：“唐人除李青莲之外，五绝第一，其王右丞乎？七绝第一，其王龙标乎？右丞以淡淡而至浓，龙标以浓浓而至淡，皆圣手也。”唐人古诗，“当以曲江《感遇》、青莲《古风》为第一”（《养一斋诗话》卷八）。
不过，古人的诗学批评，无论是分品第，还是排座次，都是基于个人的主观好恶。由于每个人的审美趣尚不同，对同一个人、同一首作品，品评就往往不一样。比如，唐人七律，严羽推许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何景明和薛蕙则推沈佺期“卢家少妇”诗为第一。有人请杨慎决断，杨慎两可之，来个并列第一。潘德舆又不赞同，而另推杜甫《登高》为第一（《养一斋诗话》卷八）。
主观的文学批评，难免存派别门户之见，不同人对同一作家作品的评价，常常是天差地别。所以近人蔡嵩云《柯亭词论》慨乎言之：“自来评词，尤鲜定论。派别不同，则难免入主出奴之见。往往同一人之词，有扬之则九天，抑之则九渊者。”词如此，诗亦如此。
文学批评界，没有最高法院。对作家作品的不同评价，没有人能够作出最后裁决，历史也不相信某个人或几个人的裁决。权威的判断，只适用于一时，未必能取信于后世。宋之问二度夺得冠军的诗篇，分别由武则天和上官婉儿裁定；吴琚获得第一名的《酹江月》咏潮词，乃由宋高宗钦点；元代连文凤得过头名的《春日田园杂兴》、张简获得金奖的《醉樵歌》，也都由当时的诗坛名宿评判，可后来的读者都不认账。获奖的这几首诗词，都没有成为名篇，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和影响力。
一部作品能否成为名篇，不是由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人确定的，而是在历史上由公众确认的。能够得到公众持久认同的作品，才是名篇。作品的公认度，也就是民意的认同程度。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而科学地通过调查统计获得历史上公众对文学作品的认同度呢？认同，是关注，是欣赏。所以，我们把认同度理解为关注度。对作品的阅读是关注，对作品的评论是关注，对作品的效仿再创作也是关注。即便是负面的评论，也是一种关注。不同的作品，获得关注的空间广度和时间长度是不同的。公众对作品的关注度越高，作品的知名度就越高、影响力就越大、名篇指数也越高。我们的做法，是尝试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衡量测度公众的关注度和名篇指数。统计的结果，就是文学名篇的排行榜。名篇排行榜，可以反映名篇认同度和影响力的大小及其变化。
为便于统计，可以把关注文学作品的公众，亦即公众读者，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消费型的普通读者，他们喜欢的作品就阅读，不喜欢的就不读。他们以“无声的选择”来表明对文学作品的态度。另一类是批评型的专家，他们不仅阅读作品，还发表对作品的看法。再一类就是创作型的作家。作家也是读者、接受者，只不过他们阅读别人的作品后，会借鉴、吸取别人的创作经验和方法进行新的创作，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追步他人的作品，进行唱和。三种类型的读者对作品的阅读、评论和借鉴，就组合成对作品的关注度。
那我们怎么知道历史上和今天的读者，喜欢阅读哪些唐诗作品呢？我们当然无法对历史上的读者进行阅读意向的调查，即使对今天的读者也难以进行广泛的问卷调查；但我们知道，历史上和当今的普通读者阅读、了解唐诗，主要是通过各种诗歌选本的形式，选本选了哪些作品，读者就阅读哪些作品。虽然选本是编选者个人的主观选择，但他必须考虑和顾及特定读者群的审美需求。读者总是挑选那些符合自己阅读趣味和审美需求的选本来阅读。不同的选本体现不同读者群的审美趣尚，合而观之，就可以看出一首作品在不同读者群中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因而，根据诗歌选本对一首作品的入选率，就可以看出这首作品所受关注程度的高低。一首诗被入选的次数越多，所受的关注度就越高。
当今的互联网，也是唐诗传播的重要媒介，是普通读者了解、阅读和评论唐诗的重要途径。被网页载录的越多，表明这首诗的人气就越旺、被关注度就越高。
因此，我们可以借助选本的入选率和网络的链接率来统计衡量不同作品在普通读者群中的关注度。
批评型的专家读者对唐诗的批评阐释，一般有文献资料可以查考。古今批评的方式有所不同。古代的批评，大多是随机性的评点，批评家既可以在选本里点评，在诗话著作中评论，在文集序跋中评述，也可以在野史笔记中闲谈赏鉴。我们把古代这些批评资料统称为评点资料。20世纪以来，批评的言说方式和载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批评家、学者们主要是用专题研究的论文方式来对古代作品进行批评和研究。因此，有关20世纪批评家的批评数据，可以根据相关专题研究论文来统计。
古今批评家、学者对唐诗作品的批评，有褒贬，有抑扬。但无论是褒扬是贬抑，都表明批评者对作品的关注。因此，我们统计时，不分褒贬，只要是对一首诗有过书面评论或发表过研究论文的，都分别作一次统计。一首诗，被评点、研究的次数越多，表明它受关注的程度越大，影响力也就越大。
创作型的诗人，对唐诗的接受情况比较复杂。一首诗被哪些诗人效法借鉴过，大多没有显性的资料可以查证，即使有个别证据，也难以作为一种共性的客观的资料数据来统计，故而未被纳入唐诗排行统计范围。
本排行榜的名次，是古今各项指标综合计算的结果。如果分时代统计，结果会大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排行榜，只反映榜内诗篇在古代和现今的综合影响力，而没有动态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影响力。其实，每首诗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数据也完全能够反映出这种变化，只是上面的这个榜单无法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而已。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现如今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名篇，即使不晓得这首诗题目的人，也会知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句。可它在古代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却很小，选家基本不选，在33种古代选本中，只有2种选本光顾到它，诗评家对它也不大理会。所以，它的综合排名比较低，落在200名之后。而有些古代影响力较大的作品，到了20世纪却备受冷落。比如，盛唐时期的崔曙，时下的读者对这名字都感到陌生，至于他的《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就更少有人知道，现当代的选本几乎都不选，37种今人选本只有1种选入，当今的学者和文学史家也全都漠然视之。可在古代，选家和诗评家都对崔曙的这首诗青眼有加，入选率在古代选本中甚至位居前十名。祖咏的《苏氏别业》也是古今落差很大，在现当代的影响几乎为零，而在古代的关注度却相当高。统计数据一再证明：名篇是有时代性的，此时为名篇，彼时未必是名篇；如今不是名篇，并不代表过去或未来不是名篇。
排行榜，不仅告诉我们哪些唐诗是名篇，各自的名气有多高、历史上有何变化，还可以发现和回答许多有意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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