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论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注释】
【译文】
天下的变化，经常隐藏在它所偏重但是却无法控制的地方。因此，如果偏重朝廷，就会产生内忧，偏重外边就会产生外患。古代军队在京城聚集，外边如果没有强藩，那么天下的大事就都会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那个时候就称之为“内重”。“内重”的弊病在于奸邪专权于内，外地却无所顾忌，那些不法之徒纵横于海内却没有人能够收拾他们。祸乱如果不是发生在皇帝周围的大臣身上，就是发生在民间的那些豪杰身上。因此天下的重心，不能仅仅放在朝廷内部。古代那些大的诸侯国，有的方圆能够达到数百里，拥有足够多的能够打仗的兵力，粮食也非常充足，也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四方的外族以及盗贼感到害怕，才能够让朝廷感到安稳，以至于皇帝大臣也感到恐惧，从而有效地阻止了内部祸乱的发生。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外重”。“外重”的弊端就在于，诸侯坐拥重兵，朝廷对他的节制作用非常微弱。这样看来，天下的重心，既不能完全在朝廷内，也不能完全在朝廷外。
【原文】
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1) 。然至于二世之时(2) ，陈胜、吴广大呼起兵(3) ，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4) ，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5) ，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6) ，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7) ，其遗孽余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8) 。于是武帝分裂诸侯(9) ，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10) ，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
【注释】
(1)“于是”四句：出自《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堕毁名城，削锋镝。”贾谊《过秦论》：“聚之咸阳，削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2)二世：是指秦二世胡亥，他在位三年，最后被赵高所杀。
(3)陈胜、吴广：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其国号“张楚”，起义最后失败，二人被害。
(4)赵高：本为赵国贵族，后入秦为宦官。秦始皇死后，他与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胡亥为帝，并自任郎中令。
(5)李斯：秦代政治家。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
(6)李由：秦相李斯之子。李由儿时起便与扶苏相交甚好，一同拜在蒙恬将军门下学习兵法。
(7)高帝之世，反者九起：九起叛乱是指：公元前201年十月，燕王臧荼叛乱，被俘获；利己反，被击走；七年，韩王信造反，被高祖平定；八年，赵国丞相贯高谋害高祖；九年，事发被杀掉三族；十年，赵国相国陈豨谋反，被镇压；十一年，淮阴侯韩信等反，被诛杀三族；梁王彭越谋反，被灭三族；淮南王黥布叛乱，被诛三族；十二年，燕王卢绾被告与陈豨勾结，被讨伐。一共九起。
(8)淮南、济北、吴、楚之乱：这里指的是汉文帝时候，因为诸侯的势力非常强大。到了景帝的时候，听取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吴王刘濞勾结楚、赵、济南、胶西等地的诸侯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武装叛乱，最后被周亚夫平定，历史上称为“七国之乱”。
(9)武帝分裂诸侯：是指汉武帝吸取诸侯之乱的教训，对诸侯的领地进一步进行分封，削弱诸侯的实力。
(10)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河北大名县东）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
【译文】
自从周朝衰微以来，齐、晋、秦、楚，疆土面积绵延千里，中央不能控制诸侯，最后到了灭亡而无法挽救的地步。秦国统一以后，吸取周朝诸侯拥有重兵最终导致天下灭亡的教训，就收缴了天下所有的兵器，全部聚集到关中，毁坏了诸侯的城池，灭掉各个国家的豪强，将整个天下的命运控制在天子的手中。就是这样，等到了秦二世的时候，陈胜、吴广号召百姓起义，那些郡县的长官纷纷逃跑，没有人能够抵挡。赵高在朝廷内专权，颐指气使、横行霸道，就是丞相李斯，也在经受很多酷刑之后，被腰斩于咸阳集市。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虽拥有山河的天险，却不敢起来反抗。这两种祸患之所以能够发生，根源在于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足以制衡他们的力量。到了汉代之后，汉代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所以大封诸侯，然而，在汉高祖的时候，就有九个地方造反、叛乱，这些叛乱的残余，到了文帝和景帝的时候，就最终酿成了淮南、济北、吴、楚等诸侯国的祸乱。于是，汉武帝就在诸侯国中再分诸侯，进一步削弱他们的力量，防止大的诸侯国家叛乱的发生。然而，此后百年左右，王莽就实现了篡夺天下的目的，而刘氏子孙却不敢阻挠。魏晋的时候，就更加削弱了诸侯的势力，地方势力非常微弱，没有再发生叛乱。但是，朝廷的握有重要权柄的大臣和山间的平民，却是天下祸乱的很大的隐患。这些君主，他们在处理内外关系的时候，都犯了自取其祸的错误，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明白。
【原文】
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1) ，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愚尝以为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
【注释】
(1)剪其股肱：是指除掉得力的助手。
【译文】
天下权力的重心放在朝廷，就会成为“内忧”；反之，如果放在外边，就会成为“外患”。然而，在秦汉时期，不去探求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只是交替吸取前朝的教训，用来迁就另外一方面的益处，所以祸乱就不断地轮回交替而没有终止。并且，天子对于国家的喜爱，与一般妇人、孩童喜欢他们自己的东西还不一样。得到天下之后就小心地守护它，舍不得与别人共享，这是庸夫之智啊！他们不明白，之所以守不住天下，正是因为不舍得与人分享的缘故啊。因此，圣人将要大治天下，外边一定要有握有重要权柄的大臣才能够震得住。但是，后代的君王，却处心积虑地除掉自己的爪牙，剪除辅佐的朝廷重臣，来实现国家的稳定，这已经是错误的了。我曾经以为，天下的形势，朝廷如果没有权威，就不能够镇压住地方上的豪强；外地没有握有重兵的权臣，就没有办法牵制朝廷内那些怀有奸邪之心想作乱的大臣。这两种力量要达到一种平衡，相互牵制才能够形成一种势，不能够削弱任何一方。
【原文】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1) ，而范阳、朔方之军(2) ，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3) ，天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隙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4) ，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而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注释】
(1)节度府：节度使是官职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旧制，于重要地区设总管，后改称都督。
(2)范阳：唐藩镇名。亦名范阳镇、幽州。
(3)贞观之际：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一共二十二余年（627—649），李世民的清明执政也被称为“贞观之治”。
(4)谨饬：是指细心慎重。
【译文】
从前，唐太宗平定了天下之后，分封天下的土地，在国家的边境全部设置了节度府，范阳、朔方的节度使拥有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上足以制止外族发动的叛乱，对下足以镇压平民的造反，对内足以约束大臣们发动叛变。然而，那些担任将帅的大臣们之所以能够不敢叛乱的原因，在于朝廷也拥有足够多的兵力可以制约他们。贞观年间，天下的兵，分布在八百多个府内，而在关中就有五百个府，集中全国的兵力才相当于关中的一半。然而，朝廷大臣也没有乘机钻空子过分追求利益的原因，在于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和兵力足够让他们感到震慑。所以在外的节度使，有周朝时候诸侯拥有重权在外的形势，并且更换设置都要服从命令，可以对他们的好坏忠奸进行选择。因此，国君就免去了亲自征战的劳苦，而天下也没有出现世代为官的大臣引发的祸乱。关中的那些府兵，与秦朝时候在关中拥有重兵的形势差不多，左右的大臣们都小心翼翼，谁也不敢做那些奸邪的事情。因此，上面没有被逼宫篡夺的危险，下面就没有被杀头灭族的灾祸。周朝时候的诸侯，因为没有中央的政府军的威慑，所以陷于叛乱却不能够自己制止；秦朝的关中地区，外边没有节度使的援助，所以最后才会受到权臣的胁迫不能够自立。集合了周秦的好处，却没有周秦的弊病，用形势来加以相互牵制和制约，朝廷内部不敢搞政变，并且外边也不会发生叛乱，没有一个像唐朝制度这样得体的。
【原文】
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1) ，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2) ，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竦 (3) ，自以为威振四方，然刘从谏为之一言(4) ，而震慑自敛，不敢复肆。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5) ，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注释】
(1)禄山：安禄山（703—757），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达到顶峰。
(2)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是指李辅国、程元振、王守澄、仇士良四个人。李辅国（704—762），唐肃宗时当权宦官。本名静忠，曾赐名护国，后改辅国。
(3)诛王涯，杀贾竦：王涯，字广津，太原人。博学，工属文。
(4)刘从谏：范阳（今北京）人，唐朝藩镇割据时期任昭义节度使，以忠义自诩。
(5)崔昌遐：即崔胤。唐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字昌遐，一说字垂休。乾符进士。累迁御史中丞。
【译文】
而天下的人，并没有深究利和害的原因，一味轻率地吸取成败的历史，议论前代政治的得失。只是看到唐玄宗在开元之后，凶悍的武将拥有强大的军队成为天下的祸患，就认为唐太宗的政策是自大轻率不慎重的办法。议论天下事情以及胜败的形势，用来确定其法制的得失，还不如深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天宝年间，府兵被分派到各地，主要兵力在范阳；到了德宗一朝，禁军在河北一带驻守，所以，安禄山、朱泚能够直捣京师，并且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造成一败涂地的局面。最后，到了昭宗一朝，天下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了。朝内握有重权的大臣，即使像李辅国、程元振、王守澄、仇士良这样一群宦官，也无法控制朝廷的命运了。他们杀掉王涯、贾竦等人，自以为能够震慑四方，但是，刘从谏一讲到清君侧，那些朝臣们就惊恐并且自我收敛了，不敢再肆意横行了。这以后，崔胤凭借朱温的兵力，杀掉了很多的宦臣，取消了宦官监军的制度，没有一个人敢反对。这么看来，唐朝的衰落，弊病就在于外部藩镇的权力太大了。但是，藩镇的弊病，起源于府兵的外调，并不是府兵制的结果，但是，后代却取消了府兵制。
【评析】
《唐论》一篇，用了一半以上篇幅论述一般历史现象，无只字及唐，但却处处都为后文论唐作铺垫，而论唐又实际上是在论宋，是为宋王朝开救弊的药方。落笔甚远而紧扣中心，言在彼而意在于此，具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文章立意允当，结构严谨，行文简洁畅达，语言朴实淡雅。他的一生写的大量政治论文就具有这种特点。而且在短短的篇幅中，往往波澜起伏，委曲变化，说理透彻精辟，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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