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题解】
李白是中国诗人中最富激情、最有个性的一个，他的想象如天马行空。李白很少写格律谨严的律诗，似乎不愿受太多的约束。然而，天才毕竟是天才，他的《登金陵凤凰台》一出来，就成了唐代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
这首诗写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是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南游金陵（今江苏南京）时所作。也有人认为是作者流放夜郎遇赦返回后所作。从题目可知，这是一首登临眺览之作，在吟咏古迹中，隐寓着伤时的感慨。
【句解】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凤凰台上曾有凤凰翔游，而今凤凰去了，台空了，只有长江水兀自不停地东流。
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凤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异鸟翔集山间，时人谓之凤凰，于是起台于山，山和台由此得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是百鸟之王，非梧桐不栖，非灵泉不饮，非竹食不吃，集美善于一身，因此凤凰来仪是天下安宁、君有仁德的瑞应。如今，诗人登临其上，那些曾经翔游于此的凤凰早就没有了，只剩下一座空旷落寞的台子。
这两句语虽浅近流畅，但调子绝不轻快，诗人怅然若失，别有所思：那祥瑞之鸟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他抬眼望去，但见长江无语，不管世道如何变化，兀自不停地东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金陵曾是六朝古都，江南繁盛之地。“吴”，指东吴孙氏政权，“晋”，指东晋司马氏政权，都曾建都于此。“衣冠”，冠为礼帽，士大夫衣冠有礼制规定，这里代指士族缙绅。诗人登上凤凰台，只见昔日繁华的吴宫已经荒芜，花草掩没着荒野小径；东晋的名门望族也都烟消云散，空留下一座座古坟荒丘。诗人目睹历史遗迹，心中颇多感慨，世事更迭，朝代兴废，一切都如过眼云烟。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在触景生情、凭吊历史之后，诗人的思绪回到了眼前，将目光投向自然。只见远处的三山，有半截高耸在青天之外；一道江水，被白鹭洲从中阻隔，一分为二。
“三山”，在金陵西南的长江边上，三峰并列，南北相连，远远望去，山岚水气，若有若无，半隐半现。陆游《入蜀记》载：“三山，自石头（城）及凤凰台望之，杳杳有无中耳，及过其下，则距金陵才五十余里。”白鹭洲，是金陵西长江中的一个小岛，因常有白鹭集聚而得名。秦淮河经金陵，西入长江，因白鹭洲在江心而中分为二。有的版本作“二水中分白鹭洲”。
这两句描绘逼真，状物工细，但境界阔大。从局部看，两句似纯是写景，而从全诗看，已暗为末联作了过渡。因为诗人的目光已经开始转向西北方，那正是唐都城长安所在。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总因浮云遮住了太阳，见不到长安，使人忧愁。这两句寄寓着诗人眷念朝廷、关心朝政的深意。李白在玄宗身边呆了不到两年，就遭到权贵幸臣排挤，受到冷遇，最终被迫离开。他一路漫游，饱览山水，但始终关注政治，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浮云蔽日”是诗人西北望长安所见，暗喻皇帝被奸邪权小包围，自己报国无门，空有忧愁之心。陆贾《新语·慎微篇》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早在待诏翰林后期，李白就曾说过类似的话，如“紫阙落日浮云生”，“浮云蔽紫烟，白日难回光”，“直上青天扫浮云”等等。
【评解】
本诗将登临、览胜、怀古、写景、抒怀统统收摄，糅和在忧国伤时、壮志难酬的情绪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高出一般的登临览胜之作。
关于这首诗，还有一桩有趣的“诗案”。据说李白早年游黄鹤楼时，曾欲题诗，但当他看到崔颢所题《黄鹤楼》后，竟罢手而去，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崔颢诗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人多认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就是拟此诗格调而作，并欲同崔一较短长。两诗高下，读者各有见解，多认为工力悉敌。清《唐宋诗醇》说：“崔诗直举胸情，气体高浑；白诗寓目山河，别有怀抱，其言皆从心而发，即景而成，意象偶同，胜境各擅。”
【诗人名片】
李白简介
李白的诗，传诵千古。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还是一个谜。
现在一般认为，李白生于唐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关于他的出生地，一说生于蜀中（今四川江油市青莲乡）；一说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尽管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五岁到二十五岁期间，一直生活在蜀中。说他的故乡是四川，是没有问题的。
李白的父亲没有做过官，可能是一个富商。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是计算年月日的六十甲子，也用于小孩识字。“百家”是诸子百家的各类杂书。从李白诗文中所引词章典故来看，他读的书的确是很多的。
在读书之外，李白还学习剑术，大概水平还不错。他的一位朋友魏万曾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后来漫游时，李白可能常常佩剑在身，同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就说他“袖有匕首剑”。
大约十八岁时，李白在家乡附近的大匡山，跟随一位名叫赵蕤的隐士读书学习。赵著有《长短经》一书，主要论述王霸之道，研究帝王统治之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李白与山林禽鸟相亲，没有下山进过城，后来他时而想过问政治，时而想隐退，多少受过赵蕤的影响。
二十岁时，李白出游成都，上过峨眉山、青城山，到过川东一带。巴山蜀水是他终生的记忆和财富，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故乡的月亮同样让他念念不忘。这些都是他诗歌中很重要的意象。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即历史上所说的“开元盛世”。李白一生，对政治是有很大热情的，但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走科举的道路，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也很时兴的方式，即漫游、干谒。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同时，广泛结交朋友，拜访公卿名士，以提高声望，求得仕进。
大约在二十五岁那年，李白离开蜀地，开始了漫游生活。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家乡。此后，但凡提到蜀地，他都有一种浓烈的故乡情怀。到了晚年，他更是思念不已，就像他在《宣城见杜鹃花》中所流露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李白由水路经巴渝，出三峡，游历了今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而后继续东游，到达今江苏南京、扬州，浙江绍兴等地。他一路游览山川奇景，写了不少好诗，大多自然清新，如童稚般脱俗与率真，可见其心怀之清朗，情感之澄明。这一时期，吴越民歌的风韵，给了他新的创作营养。
初次远游的李白，意气风发，广事交游，轻财好施，他后来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开元十五年（727），二十七岁的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安陆，入赘许府，妻子是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李白在这里住了大约十年。这一时期，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人生愿望：“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范蠡）、留侯（张良）浮五湖，戏沧洲。”
开元十八年（730），李白初入长安，寄居在城外的终南山中，想走一条由布衣而至卿相的“终南捷径”。他奔走于王公贵人之门，希望得到引荐，却四处碰壁。因交友不慎，他曾和一批市井少年浪游于长安。最后，李白不得不怏怏而去，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洛阳、太原等地。
李白在安陆呆的日子并不很多，他常常以诗酒会友，在游襄阳（今湖北襄樊）时，结识了隐居在鹿门山中的孟浩然。更多时候，他四处游历，结交官员名流，时而上书自荐，时而赠诗抒怀，时而面见陈情，通过种种努力来展示自己的才情和政治抱负，但这一切的努力都没见效。这一时期的生活，李白自称为“酒隐安陆，蹉跎十年”，颇为恰当地概括了他的心境和处境。
十年漫游，李白感到了从政的艰难，体会到人生道路的坎坷。他写下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其中乐府歌行呈现出江潮汹涌之势。在很多诗篇中，他显得有些焦灼和烦闷，在对理想的憧憬中，伴有不安和茫然；在自信进取的豪情中，鼓荡着不平之气。
大概在三十七八岁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李白将家迁往山东。最常住的地方可能是任城（今山东济宁）。由于许氏夫人病逝，李白在这里与一位姓刘的妇人结了婚，后来又离异。在山东之初，他常与孔巢父等人相会于徂徕山，纵酒吟诗，人称“竹溪六逸”。
李白曾自述“我家寄东鲁”，寄了大约二十年。但他本人呆的时间不多，他是闲不住的，仍然到处去游历；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
天宝元年（742），玄宗皇帝下诏，命李白入京。李白时年四十二岁，初闻征召，喜出望外，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在朝中任职的名士贺知章一见到他，就说其诗“可以泣鬼神”；又读其《蜀道难》，呼为“谪仙人”。李白声名更是大振。当时玄宗对他也颇欣赏，召见于金銮殿，命待诏翰林。
李白风光了一阵子，自己也颇以为荣，他以为施展才能的机会来了。但他很快发现，所谓待诏翰林，实际上就是做个以文学词章而备顾问的侍从，一个皇帝的高级清客而已。玄宗只是让他侍宴陪酒，写些应酬歌颂文章，并没有重用他的意思。这与他的理想可谓大相径庭，于是渐渐流露出失望和厌倦情绪。他常和贺知章等人狂放纵酒，号称“饮中八仙”。后来杜甫曾这样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大概因为恃才傲物，李白得罪了一些权贵，遭到排挤和非议，渐渐被皇帝疏远。
李白自知不为朝廷所容，就在天宝三载（743）春，上书请求“还山”，玄宗以其“非廊庙器”，赐了些钱，把他打发走了。李白临行前后，赋诗多首，或怨愤不已，或恻怆难平；虽有诀别之辞，也有恋朝之情，其痛苦远甚于初入长安离京之时。
在长安呆了两年，李白置身于社会的最高层，经历了由大喜而大悲的重大转折，这不能不对他的心境与诗风产生重大影响。他先前作品中的亮色调已经有所减淡，开始变得郁怒，显得更为沉厚。他对现实的观察，虽不能说已深刻，但至少已有些厚重与苍劲。这一切预示了在以后的十年中，他风格的重大转变。
告别帝都之后，李白重又踏上漫游之路。途经洛阳时，认识了比他小十一岁的杜甫。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
从天宝三载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一直处于漂泊之中。这就是史料所说的“十载漫游”，也就是李白自己所说的“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梁园即今河南开封。李白在这里最后一次结了婚，其夫人宗氏是武后朝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李白的子女仍居东鲁。李白以这两地为依托，但都没有久住，他往南到过吴越，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寄情山水，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
与第一次漫游相比，李白这一时期的出世思想重了许多。他在离开京城的那一年，就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入了道籍，还炼丹烧药。但神仙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回东鲁旧居后不久，他大病了一场，当是身心交瘁所致。道教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失意之中的精神寄托。在他心里，隐与仕的矛盾时常交织着。
这一时期的李白，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拽鞯上鹰”，但始终没有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任用。
在漫游当中，李白对社会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对权奸擅权、朝政昏庸、国是日非深感忧虑和不安。表现在诗中，他已从基于一己的朦胧的焦躁不平，开始进入家国之忧的更开阔也较为沉厚的思索。
天宝十三载（754），李白在扬州与魏万（后来改名魏颢）相识。为了寻访李白，魏曾追寻数千里。李白似乎很欣赏他，将诗文交给魏万，请他日后编集作序。魏万考中进士后，将李白的诗文编成《李翰林集》，并撰写了序言。可惜这个集子如今已不存，留下来的只有魏万的那篇序言。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及河北、河南。李白携宗氏夫人出逃南奔，开始往越中避难，不久即隐居于庐山。李白一路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了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
天宝十五载（756），玄宗奔蜀。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同年，唐肃宗的弟弟永王李璘以抗敌为号召，率军沿江东下，途经九江时，永王派人三次上山请李白入幕。李白出于报国立功的愿望，想趁机实现平生大志，于是应邀，谁知不幸从此随之而来。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演变成为内战，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时为至德二年，李白在幕中不过一月有余。
在狱中，李白多次写信辩白，夫人宗氏也为他多方奔走，总算暂时获释。但不久，李白以“从璘附逆”罪再度入狱，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
至德二年（757）十二月，李白从浔阳出发，沿长江而上。这时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报国无门，反而获罪，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李白在途中苦熬了约一年，于肃宗乾元二年（759）春，行至四川奉节，朝廷因天旱而大赦天下，李白怀着“旷如鸟出笼”的喜悦，迫不及待地乘船东下。
李白东归后，来往于宣城、金陵等地之间。这时他虽预感到政治理想不可能实现了，但仍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上元二年（761）秋，大将李光弼率兵出征东南，李白当时正在金陵，准备参军平叛。这时他已经六十一岁了。终因年老多病，不得不半途折回。诗人沉痛地慨叹道：“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宝应元年（762），李白到安徽投靠当涂县令李阳冰。同年十一月，诗人在贫病交加中悲愤地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死前有绝命诗《临路歌》一首，自比大鹏凌空，中天摧折，但仍相信他激起的余风足以流传万世。李白临终前托付李阳冰将其诗文整理编集并作序。
也就是这一年，玄宗、肃宗相继死去，新登基的代宗下诏任命李白为左拾遗。然而此时李白已不在人世。除“李翰林”外，李白因此还有一个别称“李拾遗”。
李白一生的最后几年，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因从政而遭流放，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惨痛的打击，也是他最痛苦的一个时期。他自己曾在流放途中说：“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然而切莫以为诗人的晚境只是愁苦潦倒，至少他意气并未随不幸而衰竭。这一时期，是他五言大篇，尤其是“选体”五言创作最丰的时期。不仅篇制宏大，而且融入了他七古长篇的气势，或张扬军威，或鸣冤呼屈，或请命自述，或纪行感怀，都似挟雷霆，似裹风雨，成为诗歌史上的一种奇观。这一时期，他的七绝更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化境。俊爽奇逸一如其前，同时寓精严于自在，信手拈来，功力尤深。
李白卒后，初葬龙山。元和十二年（817），也就是李白去世五十五年后，他好朋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来到宣州，寻访李白的后裔。李白的两个女儿告诉范传正，李白生前最喜爱谢朓常去的谢家青山，她们希望能把墓迁到那里去。范传正满足了李白生前的心愿，将墓由龙山东麓迁至青山之阳。龙山、青山都在淮南，具体为何处，现在仍有争议。范传正撰写了一篇《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的铭文，随后他又重新收集李白遗稿，编成文集。遗憾的是，他编的文集以及魏万编的《李翰林集》、李阳冰编的《草堂集》都没能流传至今。
李白的诗文现存者有诗九百多首，文六十余篇。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
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李白的诗歌“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的确，在创作的过程中，诗人的感情往往如喷涌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泻，其间裹挟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诗体的选择上，他较少运用多有限制的律诗，而偏爱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以乐府体为主的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这一类诗体在李白那里，比前人更为放纵自由。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白是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李白和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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