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题解】
《兵车行》是杜诗名篇。诗人以满腔悲悯之情，含蓄而深刻地揭露了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寄寓着对苦难的强烈同情，充满非战色彩。
它的写作时间，有天宝七载（748）、八载、九载、十载、十一载等多种说法。其实唐朝战争十分频繁，抽丁拉夫、生离死别的情形并不少见。因此，这首诗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不一定为某一具体历史事实所局限。清代浦起龙的《读杜心解》编入天宝五载至十三载，其间杜甫都在长安。
【句解】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战车隆隆地响过，战马不停地嘶鸣；出征的士兵，都把弓箭佩挂在了腰上。诗一开篇即展现了兵车队伍出征时的情形，场面真实，语言流畅，声韵铿锵有力。“辚辚”，车行的轧压声。“萧萧”，战马嘶鸣声。“行人”，指兵士。相对于下文的“役夫”（从军多年的征戍军人）而言，这里是指行经咸阳桥的新征军士。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这四句写军队开拔时送行的悲惨场面，从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中，集中表现了当时众多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爹娘、妻子和儿女跑着为被征的亲人送行，踏起来的尘土遮住了咸阳桥。他们有的扯住亲人衣裳，有的因情绪激动而以脚跺地，拦堵着京郊大道放声哭嚎，哭声一直冲上了九重云霄。
这样一个行军相送的场面，古今皆有，但如此仓促、混乱、悲惨，说明战争正在进行，社会处于混乱动荡之中，百姓正在遭受苦难。父母送儿、妻子送夫、儿女送爹，说明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只剩下老弱妇幼。“走”，奔跑之意，既说明不忍分别，又点出行军之急。这一走，凶多吉少，谁知道是死是活？因而家人追奔呼号，这样的生死离别，怎不使人悲痛欲绝！“耶娘”，同“爷娘”，指父母。“咸阳桥”，在西安西北的渭河上，又称西渭桥，是唐代长安通往西域的要道。
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道旁有个过路的人，向征夫询问这情景的起因。征夫们匆匆地答道：“朝廷征兵太频繁。”这样的分别场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为了什么。诗人故意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出场。但士卒们行色匆匆，一语作答，未及多言，大概有的也只是怨言。“傍”，同旁。“点行”，根据丁籍征发差役。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有的人从十五岁起就被北调守河右，直到四十岁又被西征去屯田。从这以下，诗人借用汉乐府常用的对话形式，将武皇开边以来人民饱受的征战之苦集中在一个老兵身上，设为“道傍过者”与他的回答之词，概括了从关中到山东，从边庭到内地，从士卒到农夫，广大人民深受兵赋徭役之害的历史和现实。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去的时候年纪小，还没有成丁，须由村长裹头巾；回来时已是满头白发，却还得应征去守边。由此可见，当时的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青壮年已征光了，未成年的孩子和老年人，仍要去戍边。“里正”，唐制，百户为一里，置里正一人，管户口、赋役等事务。“裹头”，用绸或布裹在头上。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边疆上战士的鲜血汇成了大海，可皇上哪管他们的死活，扩充领土的意图还没完没了。“边庭”，这里指西部边地。“武皇”，汉武帝，这里喻指唐玄宗。诗人以汉喻唐，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您没有听说吗，华山以东二百多处州县，千千万万个村落，因连年征战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芜，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这两句从眼前之景言及全国，扩大了诗的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汉家”，此借指唐朝。“山东”，指华山以东的地方。“二百州”，唐代潼关以东有七道，二百十七州，从后文来看，诗中实际指的是关中以外的所有地区。“荆杞”，荆棘之类野生灌木。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男人都被征兵打仗去了，即便有健壮的妇女在家耕田犁地，那庄稼也是长得横七竖八，行列不整，收成怎能维持生计？是妇女种不好庄稼吗？不！是因为战争使得经济凋敝，人民负担加重，民不聊生。“无东西”，指庄稼长得杂乱不堪，行列不整，难辨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何况关中的士兵最能忍苦作战，更像被驱赶的鸡狗一般。“秦兵”，即眼前被征调的陕西一带的兵丁。因为这地方的兵丁素来耐战，所以更是无休止地被征调。他们身不由己，何曾被视为“人”，其命运跟鸡犬又有什么不同！这正应了那句痛彻至极的话：“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唉，军中地位显贵的人虽然也过问军士的生活，可那些征夫怎敢向他们申述自己的怨恨？在古文中，“长者”一般不用作自称，而用作他称，除“年长之人”、“位尊之人”这种通常意义外，还可解释为“显贵的人”，这里是对军中长官的称谓。这里可能隐去了一个问句，大概是“如此悲惨，难道就没有人过问吗？”然而即使过问，还不是敢怒不敢言？其痛之深，由此可见。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就说今年吧，已经到了冬天，朝廷仍不把我们这些关西的士兵放还。县官逼命催交租，租税又从哪儿出？前面说“山东”，这里又云“关西”，可见到处都在用兵。“租税从何出”，与健妇、锄犁二语相应。兵革未止，耕夫都已出征，地都荒了，租敛又从何而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现在确实感受到，生男不如生女好。生女还能嫁近邻，生男难免战死埋荒草。在中国这样一个素有“重男轻女”传统的国家，说这样的话，并非一时愤激之语，而是为社会现实所逼。生个女儿，就算出嫁了，好歹还可以嫁给近邻，有个照应。生个儿子呢，只能被征去打仗，即便活着，也让家人牵肠挂肚，担惊受怕，更何况凶多吉少。在这里，生儿生女“好”与“不好”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即是否能活下来。这种异样的心态，进一步点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苦难。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您没看到吗，自古以来那青海边，遍地白骨没人收掩。旧鬼在啼哭，新鬼在诉冤，每当天阴雨湿，哭声啾啾，真是凄惨！开篇是人哭，终篇是鬼哭，悲惨的场面、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都是“开边未已”导致的恶果。诗人将眼前的生死离别与千百年来无数征人有去无回的事实相联系，使这首诗从更为高远的角度，暗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历史延续性。“青海头”，即青海边，原为吐谷浑之地，唐高宗时为吐蕃所占，以后数十年间，和吐蕃的战争大都在这一带发生，唐军死亡很多。“烦冤”，愁闷冤枉。“啾啾”，古人想象中鬼的叫声。
【评解】
这是一首讽世伤时的七言歌行，它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多处使用了民歌的“顶真”手法，诵读起来，累累如贯珠，声调抑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既井井有条，又曲折多变。另外，还运用了对话方式和一些口语，使读者有身临现场的真切感，真可谓“新乐府”诗的典范。其主旨，单复分析说：“此为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托汉武以讽，其辞可哀也。先言人哭，后言鬼哭，中言内郡凋弊，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乱所由起也。吁，为人君而有穷兵黩武之心者，亦当为之恻然兴悯，惕然知戒矣。”（《唐宋诗醇》卷九）
作为杜甫最早的一首新题乐府，《兵车行》标志着杜甫创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唐诗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兵车行》一诗，因事命题，对于以旧题写时事之旧习，进行了革新。杜甫之前的乐府诗，往往“文不对题”，诗题与时事之间存在着间隔，不同步地反映现实。《兵车行》则使这一诗歌形式恢复了与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不再受古题的束缚，使读者很自然地把诗歌描写的内容同当时发生的史事联系起来。
【诗人名片】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又称杜少陵、杜拾遗、杜工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做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杜甫早慧，七岁便开始学诗，他自己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十五岁“出游翰墨场”时，他的诗文已经引起洛阳名士的重视。二十岁后，杜甫的生活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南北壮游：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开元十九年开始，为了解社会，结识名流，杜甫几次漫游，历时十余年。第一次漫游是在江南吴越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结果落榜。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秀丽雄伟的山川，感受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已是声名远扬的李白相遇，李白的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二人共游梁宋、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曾先后写了十一首诗思念或酬赠李白。次年（745）秋，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再没有会面。
（二）困居长安：天宝五载（746）至十四载（755）。杜甫到长安，目的是谋求官职，有所作为。天宝六载，玄宗诏征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应试，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要证明“野无遗贤”，所有的应试者无一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辞气壮伟的“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推荐，也都毫无结果。十载长安的困守，杜甫未能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天宝十四载，杜甫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下层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十年困守，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三）为官流亡：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 州羌村，只身北上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押到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一首》），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琯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遭到审讯，几受刑戮。八月，他由凤翔回到 州探视妻子。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中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琯等被排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停留一月后，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四）漂泊西南：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十一年内，杜甫在蜀中八九年，在荆湘两三年，写了一千多首诗，占《杜工部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尤其是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期间创作的律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和前期不同的，这一时期的杜诗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五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上元二年（761）末，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了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宝应二年春，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但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结束，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漂泊西南生活的前半阶段。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在夔州居住不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有诗四百余篇。
后来，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杜甫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大历四年至五年是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他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770）冬，已半身偏枯的诗人贫病交困，飘零在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的一叶扁舟上，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首三十六韵的长诗，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为念。除了摇橹的船夫和一盏残灯与他作伴之外，仅剩下凄苍肃立的青山和瑟瑟入骨的寒风。几天后，诗人便溘然长逝了，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四十三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他空有“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却始终未得到重用，一生饱经忧患。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中，使他真切地接触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因而能更深刻地体察到各种矛盾和弊端，体验到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并用诗歌把这一切反映出来。
杜甫说，自己是“乾坤一腐儒”（《江汉》）。在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杜甫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流传至今的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韦庄编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还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五代时韦縠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那时，杜甫并不显得伟大。
可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终会为历史所认识。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与元九书》称，杜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美，又过于李（白）”。到了宋代，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中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王安石则在《杜甫画像》里面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到了现代，闻一多《唐诗杂论·杜甫》称，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的诗，人称“诗史”。唐人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也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杜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他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许多重要事件，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写有“三吏”、“三别”。
杜诗不仅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有些还可补史之不足或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而从杜诗可见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
当然，作为“诗史”，杜诗绝非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无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
杜诗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令每种诗的形式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在五言古诗里，他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等。在七言古诗中，他擅长抒写或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五、七言律诗占杜诗的一半以上，功力甚深。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于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名篇有《春望》、《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旅夜抒怀》、《登岳阳楼》等；七律名篇有《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和多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一千字。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十一年所写。由于古诗和律诗的巨大成就，杜甫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在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吸取民歌精华等方面，杜甫的绝句仍有不少贡献。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历来公认是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李诗不假人工，如行云流水，是后人可慕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自然美。而杜诗沉郁顿挫、深刻悲壮、气势磅礴，却又严格收纳在工整的音律节奏中，抑扬开阖、起伏呼应，都合乎于规矩，是人人可学的人工美、艺术美。羡太白之洒脱超俗者，多推崇李白。慕子美之学深品正者，推尊杜甫。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自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从七岁学诗，直到去世前夕，他从未停止过写诗。他既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肯在艺术上狠下功夫，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杜甫确实凭借着他瑰丽的诗歌，永远活在了我们的文学史上，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当我们梦到杜甫跨过千年，飘然孑立于眼前时，那将不再是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的形象。因为经过历代读者的重新描画，杜甫已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种雄浑与博大、沉郁与明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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