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膠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题解】
这首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任命。十一月，杜甫从京城长安去奉先县（治所在今陕西蒲城）探家，安禄山恰在此时造反。杜甫经骊山时，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无从知晓，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骊山华清宫避寒享乐。诗人久已积压在心头的政治危机感和大乱将临的预感，为沿途所见荣枯之异和到家后得知幼子饿死等事所激发，于是创作了这首名诗。
全诗凡五百字，而其中叙述自京师出发，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其余都是议论或感慨，因为题目毕竟是“咏怀”。作为杜甫五言古诗中的代表作，全诗所咏之怀，主题有二：一是叙说他素怀济世之志，却不得伸展，虽艰难困苦，仍不改初衷。二是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对社会上严重的贫富分化，及动乱的苗头表示了沉重的忧虑。全诗以“穷年忧黎元”为主线，标志着诗人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已经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生活与思想的总结，在艺术上也已达到纯熟境地。
【句解】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开篇以“咏怀”起：我这个住在杜陵的布衣之士，年纪越来越大，心思反而越来越拙笨；我对自己的期许是多么愚蠢啊，竟然暗自比为后稷和契这两位贤臣。前两句是自谦之词，隐含怀才不遇之慨；后两句为自嘲之词，隐含自述生平大志之意。卑中有傲，怨中带愤，却表达得委婉曲折。
杜甫的远祖杜预是杜陵人，杜甫在长安时，居住在杜陵东南的杜曲，所以他自称杜陵布衣。所谓“老大”，带有慨叹，因为杜甫当时才四十四岁。而“拙”，同样也是饱含辛酸的愤怨之词。“许身”，即自许，自期。“稷”，即后稷，尧时的贤臣，是教民播种五谷的农官。“契”，舜时的贤臣，任司徒，掌管教化，推行文化教育。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果然是大而无当，沦落失败了，但我明知定要失败，仍旧甘愿这样困苦到老。如果死了，那就罢了；倘若还未盖棺，还有一口气，我还是希望实现自己济世爱民的理想。
“濩落”，原谓廓落或瓠落，即空廓而无用，大而无当，引申为沦落失意。“契阔”，指勤苦，劳苦。《新唐书·杜甫传》说：“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所以，为世俗所不容。志在圣贤事业，而不为人所理解，自然要沦落失意了。“觊豁”，希望能达到。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一年到头为百姓而忧伤，叹息之中，内心火辣辣地难过。自己的志向常被同学翁们所取笑，但理想之歌，却更加激昂高亢。诗人关心百姓疾苦，愿为民尽自己的一生，忧民情怀，感人至深。但当时却常为不知者所嘲笑，纵然如此，他还是矢志不移。这几句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执着信念。“穷年”，终年，长年。“黎元”，指老百姓。“肠内热”，内心煎熬。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我不是没有隐逸江湖、浪迹天涯的志趣，不是不愿过那种潇洒自如、悠闲自在的生活；只是因为生逢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不忍心掉头而去，永远离开。这几句表现了诗人得君济民的志向，有积极用世的思想。“江海志”，指浪游天下，隐居不仕。“尧舜君”，对应着上文所说的稷与契。欲为稷契，就要下救黎元，上辅尧舜，这是全篇主旨所在。江海之士遗世自保，朝中之臣多有尸位素餐者，杜甫却始终忧国忧民，这是他的伟大精神所在，也是为人取笑，不被理解的原因。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既逢尧舜一样的圣主明君，当今朝廷中有的是撑拄巨厦的栋梁之材，难道说还缺少我这一块料吗？即使如此，我还是像那向日葵始终跟着太阳转一样，因为物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既然朝廷不少他一人，诗人却偏要跻身其中，这是进一步说明其积极用世之心。而将此归为天性，则其忠君爱国、匡国利民之情之志，实是坚不可移。“夺”，改变的意思。“葵藿”，向日葵花。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忠君爱国发乎天性，固然很好，是不是过于热衷功名呢？所以接下来予以自剖：回过头看一看，想一想，那些蝼蚁辈只知道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我为什么就羡慕那大鲸，总想在大海里游息？鲸鱼之志，而冠以“胡为”，这一正话反说，也是杜甫自嘲其拙。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从中我领悟了人生处世之道，特别耻于屈身拜谒权贵。也正因此，艰难困苦的生活延续至今，但我决不甘心被世俗的尘埃所湮没。杜甫悟出了什么“生理”呢？清何焯《义门读书记》说：“言自知不得不与蝼蚁争荣。”自己虽有用世之心，可是耻于奔走权门之路，落得埋没风尘。宋黄彻《䂬溪诗话》评论说：“言志大术疏，未始阿附以借势也；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栖遁；既不合时，而又不少低屈。皆设疑互答，屡致意焉。非巨刃有余，孰能之乎？”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
终究愧对巢父和许由这两位高士，我实在不能改变积极入世的大节。只好沉饮，聊以自遣；放声歌唱，但还是忧愁难绝。“巢与由”，巢父和许由，是古代两位避世隐居的高士。这几句自伤抱志莫伸。即使耽误了生计，瞧不起蝼蚁之卑，也愧对巢由之高，但也不肯归隐。所以进退踯躅之际，只好沉饮自遣。
开篇至此，诗人在回顾往事的万般感慨中，倾吐了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以下写途经骊山的见闻和感想。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时当年末，百草凋零，猛烈的北风冻裂了高山岩石。天空阴云密布，寒气阴森。半夜时分，我从长安启程。严酷的霜雪，冻断了衣带；冻僵的手指，难以把它系上。凌晨时，路过骊山脚下，皇上的卧榻正设在高峻的山上。
“天衢”，天空，一说天街。“骊山”，在长安东六十里处，山中有温泉，建有华清宫，为皇帝避寒之所。“”，高峻的山。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兵气弥天，崖谷路滑；每走一步，都提心吊胆。而行宫里的温泉池，却蒸腾着暖气，宫外的禁卫军密密麻麻，兵器如林，相互碰撞。通过这些叙述，不仅令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行旅风霜之苦，而且反衬出骊山华清宫内的暖意，使宫内宫外的苦乐形成强烈的反差。“郁律”，烟雾蒸腾的样子。
“蚩尤”，传说中的古代九黎族首领。以金作兵器，与黄帝战于涿鹿，决战时雾塞天地，失败被杀。这里以人代物，借指雾。“蹴”，踩，踏。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膠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骊山上的音乐惊天动地，君臣留在行宫里，通宵达旦地欢娱。被皇帝赐浴温泉的都是达官显贵，赐与宴饮的没有一个是平民百姓。这几句记述君臣在骊山的游乐之迹。“殷”，盛大，厚重。“膠葛”，深远广大的样子。“缨”，系冠的带子，以二组系于冠，结在颔下。“长缨”，这里代指达官显贵。“短褐”，乃贫贱者所穿，这里代指平民百姓。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朝廷分给臣子的丝绸织物，本是贫寒的女子织成；官吏们横征暴敛，鞭挞其夫，把它们进贡给宫廷。这四句是诗人有愤于统治者的耽乐害民，据实加以披露，语意沉痛。据史书记载，天宝八载，玄宗因为国库充实，视金帛如粪土，经常大量赏赐贵宠之家。“彤庭”，亦作彤廷。彤，朱红色。汉代宫廷，因以朱漆涂饰，故称，这里指代朝廷。“城阙”，京城的宫阙，指代首都长安。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皇上把一筐一筐的绢帛恩赐给群臣，本意是想奖励他们努力工作以使国家兴盛。作臣子的如果忽视这一道理，分帛而不分忧，那么皇上难道不是把这些东西白白扔掉了？黄生《杜诗说》评论说：“本讽朝廷赏赉无节，然但归咎臣下虚糜主上之赐，深得立言之体。”“圣人”，是古代对皇帝的习惯称呼。“筐”，“篚”，都是盛物的竹器。“活”，犹苏醒，指代治理。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众多的官吏站满了朝廷，那些有良心的人见到这种单纯追求赏赐而不为国家分忧的现象，是应该感到后果可怕的。何况听说宫廷里的珍宝器物，都已流落到皇亲国戚的家里。
诗人讥讽赏赐泛滥的同时，暗示出当时国库空虚的重要原因。“多士”句，照应上文的“当今廊庙具”。“卫霍”，卫青、霍去病，是汉代的外戚。此指杨氏家族。
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想那厅堂之上，杨氏姐妹在翩翩起舞，透过轻烟一样的舞衣，洁白的肌肤依约可见。宾客穿着轻暖的貂皮大衣，激昂的管乐和清细的弦乐一曲接一曲。由文武百官，到中枢大内，再到皇帝宠妃，诗人一步逼紧一步，言其享乐生活，虽未直言皇帝，其情可想而知。“神仙”，舞女歌伎的代称，这里指虢国夫人或杨玉环。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酒宴间，劝宾客品味驼蹄羹，饭后又端上一盘盘霜橙和香橘。豪门之家酒肉堆积变了味，宫外路上横陈着冻死者的尸骨。咫尺之间就有如此的荣枯之异，我的心惆怅之极，实在无法再细说什么！“朱门”一联，形象而凝炼，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它以议论入诗，大大提高了诗的思想性，既深刻地揭露了唐代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戳穿了封建盛世虚幻的帷幕，又是整个社会贫富悬殊对立的典型概括。
“朱门”，古代王侯以朱红涂户，这里代指贵族之家。“荣”，指门第高贵，钱财众多，申说上面朱门之尊荣。“枯”，指低贱贫困，申说上面的“路有冻死骨”。咫，周制八寸为咫，相当于今制市尺六寸多。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以下写诗人继续北上辛苦跋涉的情状及到家后的境况。向北行进，来到泾渭二水会合处，渡口移动了位置，只好改道寻找。找到新的渡口却又无船可渡，只见层层冰块从西面漂流而下，放眼望去，上游的冰凌像山一样高，仿佛是崆峒山顺水漂来，真担心会撞断天柱啊！
“官渡”句，官府在泾、渭二水的汇合处昭应（今陕西临潼）设渡口，因水势不定，渡口常移。“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泾河发源于此山。诗人以水势和“天柱折”这一典故，隐喻当时国家形势的危急，寓意深刻。“天柱折”，典出《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幸好桥梁没有断裂，但是支柱已然作响。行旅之人相互搀扶着走在上面，真担心不能平安通过这么宽的河面。“河梁”，河桥。“”，动摇之声。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老妻寄居在异地他乡，严冬的风雪隔断了一家十口。身为妻夫子父，谁能长期不顾及她们？我希望前往与她们共受饥寒。“寄”，客居。“异县”，指奉先县。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刚一进门就听到嚎啕痛哭，原来我的小儿已被活活饿死。我岂能忍住哀痛，街坊邻居也为此呜咽流泪。所感愧的是我作为孩子的父亲，能生不能养，致使这小小生命竟因无食而夭折。哪里料到眼下大秋刚过，我们贫苦人家仍然不免于意外的悲伤！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我们这样的人家是免交租税的，也是不用去当兵的，然而思量自身的经历，是这样的辛酸。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的日子当然是更为动荡不安。诗人由自己的不幸看到社会的普遍不幸，不仅见出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在“平人”的扰乱不安中，透出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抚迹”，犹抚事。“平人”，即平民，唐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改“民”为“人”。“骚屑”，骚动不安。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我默默地思虑那些失去产业的人，还有那些扔下一家老小远戍边塞的士兵。我的忧思啊，与高耸入云的终南山齐巅，像汹涌无边的大海，广漠无涯，无法收敛。
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将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前两句以悯乱收束，后两句以咏怀总结，身世之患深矣。我之忧尚且如此，推己及人，则下民与戍卒之忧，又有远甚于我的，真是百端交集，所以说“齐终南”，“不可掇”。“终南”，山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澒洞”，相连无际、广漠无边的样子，这里用来形容忧愁。“掇”，拾取、收拾之意。
【评解】
此为杜甫诗史巨篇，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张溍更称赞这首诗是“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到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
这首诗以诗人所经过的路线为纲，所见所闻为目，首句至“愁绝”句，是自叙其志向，虽然落魄不遇，仍希望实现济世的理想。“岁暮”至“再述”，叙述沿途所见宴游之事，所闻奢靡之风，以感切时政。“北辕”至最末，叙述历险赴家，而有幼子饥死之惨剧，念及穷民，而忧及国事。
全篇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感时忧国，披写满怀，有千里一曲之势，而笔笔顿挫，一曲中又有无数波折。用今天大家常用的话说，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沉郁顿挫，这也是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杜甫是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和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婉转。诗中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波澜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贫富悬殊，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没有；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至“幼子饿已卒”，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最后由个人的悲痛转为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无穷的余韵。
【诗人名片】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又称杜少陵、杜拾遗、杜工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做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杜甫早慧，七岁便开始学诗，他自己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十五岁“出游翰墨场”时，他的诗文已经引起洛阳名士的重视。二十岁后，杜甫的生活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南北壮游：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开元十九年开始，为了解社会，结识名流，杜甫几次漫游，历时十余年。第一次漫游是在江南吴越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结果落榜。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秀丽雄伟的山川，感受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已是声名远扬的李白相遇，李白的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二人共游梁宋、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曾先后写了十一首诗思念或酬赠李白。次年（745）秋，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再没有会面。
（二）困居长安：天宝五载（746）至十四载（755）。杜甫到长安，目的是谋求官职，有所作为。天宝六载，玄宗诏征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应试，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要证明“野无遗贤”，所有的应试者无一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辞气壮伟的“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推荐，也都毫无结果。十载长安的困守，杜甫未能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天宝十四载，杜甫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下层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十年困守，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三）为官流亡：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 州羌村，只身北上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押到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一首》），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琯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遭到审讯，几受刑戮。八月，他由凤翔回到 州探视妻子。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中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琯等被排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停留一月后，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四）漂泊西南：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十一年内，杜甫在蜀中八九年，在荆湘两三年，写了一千多首诗，占《杜工部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尤其是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期间创作的律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和前期不同的，这一时期的杜诗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五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上元二年（761）末，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了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宝应二年春，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但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结束，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漂泊西南生活的前半阶段。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在夔州居住不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有诗四百余篇。
后来，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杜甫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大历四年至五年是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他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770）冬，已半身偏枯的诗人贫病交困，飘零在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的一叶扁舟上，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首三十六韵的长诗，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为念。除了摇橹的船夫和一盏残灯与他作伴之外，仅剩下凄苍肃立的青山和瑟瑟入骨的寒风。几天后，诗人便溘然长逝了，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四十三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他空有“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却始终未得到重用，一生饱经忧患。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中，使他真切地接触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因而能更深刻地体察到各种矛盾和弊端，体验到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并用诗歌把这一切反映出来。
杜甫说，自己是“乾坤一腐儒”（《江汉》）。在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杜甫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流传至今的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韦庄编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还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五代时韦縠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那时，杜甫并不显得伟大。
可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终会为历史所认识。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与元九书》称，杜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美，又过于李（白）”。到了宋代，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中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王安石则在《杜甫画像》里面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到了现代，闻一多《唐诗杂论·杜甫》称，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的诗，人称“诗史”。唐人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也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杜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他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许多重要事件，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写有“三吏”、“三别”。
杜诗不仅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有些还可补史之不足或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而从杜诗可见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
当然，作为“诗史”，杜诗绝非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无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
杜诗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令每种诗的形式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在五言古诗里，他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等。在七言古诗中，他擅长抒写或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五、七言律诗占杜诗的一半以上，功力甚深。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于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名篇有《春望》、《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旅夜抒怀》、《登岳阳楼》等；七律名篇有《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和多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一千字。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十一年所写。由于古诗和律诗的巨大成就，杜甫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在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吸取民歌精华等方面，杜甫的绝句仍有不少贡献。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历来公认是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李诗不假人工，如行云流水，是后人可慕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自然美。而杜诗沉郁顿挫、深刻悲壮、气势磅礴，却又严格收纳在工整的音律节奏中，抑扬开阖、起伏呼应，都合乎于规矩，是人人可学的人工美、艺术美。羡太白之洒脱超俗者，多推崇李白。慕子美之学深品正者，推尊杜甫。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自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从七岁学诗，直到去世前夕，他从未停止过写诗。他既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肯在艺术上狠下功夫，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杜甫确实凭借着他瑰丽的诗歌，永远活在了我们的文学史上，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当我们梦到杜甫跨过千年，飘然孑立于眼前时，那将不再是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的形象。因为经过历代读者的重新描画，杜甫已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种雄浑与博大、沉郁与明澈。
文章标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原文句解诗意赏析-杜甫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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