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题解】
《咏怀古迹五首》是一组七言律诗，作于大历元年（766），是杜甫在夔州和自夔州赴江陵途中陆续写成。此为第三首，是杜甫离开夔州东下、途经荆州府归州（今湖北秭归）东北四十里的昭君村时所作。
有人认为，“咏怀”、“古迹”本是两题，后人误合为一，如果并读，则不成话；有人则认为，借古迹以咏怀，咏古即咏怀，一题而兼有二义。从诗的内容主旨说，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但就语义而言，将“咏怀古迹”解释为“歌咏怀抱、古迹”，“咏”字下有两个宾语，一为“怀”，一为“古迹”，读起来很别扭。而将“咏怀古迹”直接解释为借古迹以咏怀，用以解释诗的内容主旨是确切的，但用以解释题目含义，则不免牵强。实际上，“咏怀古迹”就是“怀古”，“咏怀”二字都是动词，意为歌咏怀念，题目之义就是歌咏和怀念古迹。
【句解】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三峡之中，成千上万的山峦山谷，相依相连，一齐奔向荆门。就在那一带，还保留着生长明妃的山村。首联点出昭君村所在位置和环境。“荆门”，指荆门山，在今湖北宜都西北，长江南岸，荆门以西多山岭。今湖北秭归有昭君村，在与巫峡相连的荆门山里，传说是昭君出生的地方。“明妃”，即王昭君，名嫱，字昭君，湖北秭归人，汉元帝时宫女。竟宁元年（公元前33），昭君被遣，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后死于匈奴。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也称明妃。交待地点，本来是很平常的起头，却写得极有气势。一个“赴”字突现了三峡和荆门那种山连岭接、雄奇生动的走向和动势，所以《唐宋诗醇》评为“破空而来，势如天骥下坂，明珠走盘”。读者的视线一下子被吸引到荆门这个点上，进而定格在昭君村。昭君虽为女流，但她身行万里，心与故国同在，芳名万古长传。其人其事，有一种悲壮的色彩，仿佛正如她生长的地方那样，气象不凡。所以在诗人笔下，这画面的底色，不是阴柔的秀丽，而是阳刚的伟岸。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当年王昭君孤独地离开汉宫，远嫁到北方大漠之地，就再没回来；最后身死异域，只留下青色的坟墓，笼罩在昏黄风沙中。颔联营造出悲凉萧瑟的氛围，与前两句形成生地和死地的鲜明对照，概括了昭君一生的遭遇。《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呼韩邪单于死，昭君曾上书求归，成帝令从胡俗，不许，昭君终死于匈奴。“一去”是悲之始，“独留”是悲之结。“一”，这里是独自一人的意思。“连”，指连姻，即“嫁”。“紫台”，即紫宫，帝王所居之处。“青冢”，指王昭君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传说当地多生白草，独王昭君墓地多生青草，故称“青冢”。“向”，这里是“在”的意思。“黄昏”，当作“昏黄”，这里指昏黄的风沙。一是为了与上句的“朔漠”对仗，二是为了协韵，所以倒装，就像宋代林逋《山园小梅》中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样。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单凭画图约略看识，怎能辨出青春美貌的容颜呢？昭君身死匈奴不得归，能够带着环佩在月夜归来的，恐怕只有她的幽魂。《西京杂记》载：汉元帝因宫女太多，不得常见，就让画工为宫女画像，便于随其临幸。宫女们争相贿赂画工，而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行贿，画工就故意把她画得很丑。后元帝实行和亲政策，匈奴入朝，求美人，元帝凭画像派昭君去匈奴，等到临行时，才发现她青春貌美，闲雅大方。元帝追悔莫及，命令将画工处以死刑。
这两句从昭君命运的转折点说起，写她生前不遇的原因，并将生前的青春美貌和死后的月下幽魂相对照，文字对仗工巧，又蕴含着无穷感慨：生前已经错过知遇的机会，死后魂魄归来也是枉然！同时，诗人在对昭君埋没宫中，葬身塞外，一生孤苦独幽的际遇深表同情之时，也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省识”，犹略识，即未仔细辨认。“环佩”，古时女性的装饰物，这里代指昭君。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千载以来，琵琶弹出的都是胡地之音；昭君虽死，其怨难平，琵琶曲中倾诉的分明是她的满腔怨恨。“琵琶”，本西域胡人乐器，汉刘熙的《释名》说：“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故诗人称其乐曲为“胡语”。传说汉武帝嫁公主（实为江都王女）于西域乌孙王，公主悲伤，胡人乃于马上弹琵琶以娱之。后人把这些与昭君的故事搀合起来，写出《昭君怨》等琴曲，于是，就有王昭君惯弹琵琶的说法。
尾联正面写昭君的怨恨。昭君之怨，主要是一个远嫁女子永远怀念故土的怨恨忧思。杜甫当时身处异地、远离故乡的处境和昭君相似，从诗题《咏怀古迹》可知，诗人在写昭君的怨恨之情时，是寄托了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情的。
【评解】
《唐宋诗醇》评价这首诗说：“咏明妃者，此为第一。”清代唐汝询《汇编唐诗十集》中说：“此篇温雅深邃，杜集中之最佳者。”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说：“咏昭君诗，此为绝唱。”《网师园唐诗笺》帮腔说：“奔腾而来，悲壮浑成，安得不推绝唱？”确实如此。
这首诗由写昭君村开始，进而写昭君的身世遭遇，最后突出昭君的怨恨。表面看来，好像是咏昭君而非咏怀，实际上还是咏古迹以感己怀。在抒写昭君的怨情中，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慨。杜甫一生，济世之志甚高，但终其身，也未得一展抱负。肃宗朝虽任职京师，也只不过是一左拾遗。就这，还因忧国惜才，疏救房琯而触怒肃宗，差点获刑。虽然获救，却终被疏远，终于郁郁辞官，漂泊西南。而昭君也是因汉元帝昏庸、不辨美丑而远嫁异乡，流离而不得归，身死而遗长恨。二人的遭遇、经历、处境不无相似之处。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所谓“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唐宋诗举要》所谓“此自喻其寂寥千载之感也”，正是诗中所要传递的。昭君未能见知于君王，诗中对她深寄同情，也有怨君之意。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远嫁异域的女子，永远怀念故土的怨思，这是千百年世代积累的更为普遍的更为深厚的情感。
【诗人名片】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又称杜少陵、杜拾遗、杜工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做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杜甫早慧，七岁便开始学诗，他自己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十五岁“出游翰墨场”时，他的诗文已经引起洛阳名士的重视。二十岁后，杜甫的生活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南北壮游：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开元十九年开始，为了解社会，结识名流，杜甫几次漫游，历时十余年。第一次漫游是在江南吴越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结果落榜。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秀丽雄伟的山川，感受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已是声名远扬的李白相遇，李白的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二人共游梁宋、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曾先后写了十一首诗思念或酬赠李白。次年（745）秋，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再没有会面。
（二）困居长安：天宝五载（746）至十四载（755）。杜甫到长安，目的是谋求官职，有所作为。天宝六载，玄宗诏征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应试，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要证明“野无遗贤”，所有的应试者无一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辞气壮伟的“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推荐，也都毫无结果。十载长安的困守，杜甫未能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天宝十四载，杜甫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下层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十年困守，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三）为官流亡：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 州羌村，只身北上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押到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一首》），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琯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遭到审讯，几受刑戮。八月，他由凤翔回到 州探视妻子。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中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琯等被排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停留一月后，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四）漂泊西南：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十一年内，杜甫在蜀中八九年，在荆湘两三年，写了一千多首诗，占《杜工部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尤其是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期间创作的律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和前期不同的，这一时期的杜诗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五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上元二年（761）末，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了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宝应二年春，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但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结束，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漂泊西南生活的前半阶段。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在夔州居住不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有诗四百余篇。
后来，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杜甫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大历四年至五年是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他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770）冬，已半身偏枯的诗人贫病交困，飘零在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的一叶扁舟上，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首三十六韵的长诗，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为念。除了摇橹的船夫和一盏残灯与他作伴之外，仅剩下凄苍肃立的青山和瑟瑟入骨的寒风。几天后，诗人便溘然长逝了，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四十三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他空有“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却始终未得到重用，一生饱经忧患。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中，使他真切地接触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因而能更深刻地体察到各种矛盾和弊端，体验到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并用诗歌把这一切反映出来。
杜甫说，自己是“乾坤一腐儒”（《江汉》）。在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杜甫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流传至今的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韦庄编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还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五代时韦縠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那时，杜甫并不显得伟大。
可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终会为历史所认识。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诗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与元九书》称，杜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美，又过于李（白）”。到了宋代，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中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王安石则在《杜甫画像》里面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到了现代，闻一多《唐诗杂论·杜甫》称，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的诗，人称“诗史”。唐人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也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杜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他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许多重要事件，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写有“三吏”、“三别”。
杜诗不仅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有些还可补史之不足或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而从杜诗可见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
当然，作为“诗史”，杜诗绝非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无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
杜诗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令每种诗的形式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在五言古诗里，他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等。在七言古诗中，他擅长抒写或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五、七言律诗占杜诗的一半以上，功力甚深。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于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名篇有《春望》、《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旅夜抒怀》、《登岳阳楼》等；七律名篇有《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和多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一千字。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十一年所写。由于古诗和律诗的巨大成就，杜甫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在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吸取民歌精华等方面，杜甫的绝句仍有不少贡献。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历来公认是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李诗不假人工，如行云流水，是后人可慕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自然美。而杜诗沉郁顿挫、深刻悲壮、气势磅礴，却又严格收纳在工整的音律节奏中，抑扬开阖、起伏呼应，都合乎于规矩，是人人可学的人工美、艺术美。羡太白之洒脱超俗者，多推崇李白。慕子美之学深品正者，推尊杜甫。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自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从七岁学诗，直到去世前夕，他从未停止过写诗。他既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肯在艺术上狠下功夫，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杜甫确实凭借着他瑰丽的诗歌，永远活在了我们的文学史上，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当我们梦到杜甫跨过千年，飘然孑立于眼前时，那将不再是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的形象。因为经过历代读者的重新描画，杜甫已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种雄浑与博大、沉郁与明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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