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宿紫阁山北村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
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
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
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
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题解】
这首诗，就是作者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写于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时年三十九岁，正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紫阁山”，在长安西南百余里，今陕西户县东南三十里，是终南山的一个著名山峰。《陕西通志》卷九引《雍胜略》介绍紫阁说：“旭日射之，烂然而紫，其峰上耸，若楼阁然。白阁阴森，积雪弗融。”
【句解】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
早晨，兴致勃勃地去游览美丽的紫阁峰；傍晚时分，悠然自得下山，投宿在山下的村中。村农见了我非常高兴，摆出酒食，表示欢迎。从全诗看，写的是兵卒强抢民家之事，诗人却偏从良辰美景入笔。首先点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后来的抢劫对象）。游山赏景，又遇热情款待，都是赏心乐事，诗人喜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这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可谓颇具匠心。“尊”，酒器。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举起酒杯还没有送到嘴边，横暴的兵士就已冲进大门；他们身穿紫衣，手拿刀斧，气势汹汹，乌七八糟，有十多个人。这些不速之客的身份和意图，虽然还不甚了然，但诗人通过几个带有明显贬义的词语，就刻画出他们的凶横嘴脸和嚣张气焰。“紫衣”，这里指粗紫布的神策军军服。“草草”，乱糟糟的样子。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他们不由分说，抢过酒杯，径自而饮；又将盘中的饭菜抢掠一空。主人退到后面站立，束手缩脚，倒好像是客人。这里，“村老”内心的畏惧，与前面“见余喜”的情景，一喜一惧，对照鲜明。“夺”和“掣”两个词，都是硬抢的意思。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当中省略了一些描绘。“我”毕竟是个官，敢于和暴卒争辩理论，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促使读者思考，他们如此目中无人、横暴无比，究竟凭的是什么？这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飧”，本指乡人相聚宴饮，这里指酒宴上的食品。“敛手”，拱手，双手交叉拱于胸前，以示恭谨敬畏。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院中有一棵珍贵的大树，已经生长了三十个年头。主人哪有保护的力量，只能任凭暴徒拿斧头砍断树根。从这几句来看，上面抢夺酒食的场景只是一个序曲。暴卒要砍树，主人表现出与刚才不同的态度，他挺身而出，要“惜”，要保护。然而，结果仍然是同样的无奈。诗人并没有正面描写主人之争，但从下文暴卒的回答和诗人的劝说中，读者自能领悟出这争论的内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那些暴卒自称负有采伐木料的使命，本是堂而皇之的神策军人。主人啊，你千万不要开口，神策军的头领正承受皇恩，炙手可热！“口称”两句，是暴卒说的话，点明擅入民宅、抢劫民财、有恃无恐的原因。“主人”两句，是诗人所说。虽未写主人的争论、激愤，但已尽在其中。“慎勿语”，言下之意是：得罪了他们，不知还会有多少祸患。连身为左拾遗的诗人都要这样劝告主人，正承皇恩的“中尉”及部属，其飞扬跋扈之势，已不言自明。
“采造”，是指专营采伐、建筑的官府。“采造家”，就是这个官府的派出人员。《册府元龟》载：“唐文宗太和元年（827）五月癸酉，左神策军奏当军请铸‘南山采造印’一面。”可见，南山采造是左神策军的直属机构。所谓“神策军”，在天宝时期，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开始，特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元和初年，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让宦官当大元帅。
这首诗中的“中尉”，即神策军的统帅，就包括吐突承璀。元和时期，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于元和四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神策军人，已经够骄横的了，又兼充“采造家”，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评解】
白居易不愧为大家，只用一百个字，就充分展示了一个具有丰富政治内容的历史画面。一百个字，字字浅显，而句句含蕴深意，正是前人所谓“炼意”的典范。全诗谋篇布局，颇具匠心，前后映衬，层层深入。前四句蕴含的自然美与人情美，和后十六句所揭示的丑剧，形成强烈的对比，极尽以乐景写哀痛之能事。写受害者的情态，由喜而惧，由惧而争，由争而恨，层次分明，耐人寻味。讥刺入宅抢掠者，始为来历不明的“暴卒”；进而亮出他们的招牌“采造家”、“神策军”；再交待他们的后台“中尉”；后以“承恩”二字暗示，指向“中尉”的后台，即当今皇上。
【诗人名片】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因曾官居太子少傅，又称“白傅”。他死后被谥为“文”，后世也称他为“白文公”。白居易自称是秦朝大将白起的后裔。他的祖籍是山西太原，故写诗作文署名时，往往自称“太原白居易”。
白居易曾祖父时期，举家迁居到下邽（今陕西渭南）。据白居易讲，他的祖父白锽“幼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诗，有集十卷”。在白锽任官河南时，白家寄居在郑州新郑（今属河南）。白居易就出生在这里。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明经出身，先后做过彭城县令、徐州和襄州别驾。白季庚四十一岁结婚，夫人陈氏善良贤惠，颇有见识。白居易兄弟四人，其中一个弟弟白行简，官至主客郎中，是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白居易从小聪颖过人。六七个月大时，乳母指着“之”、“无”二字读给他听，他口未能言，但心已默识，以后无论谁让他指认，他都能明辨无误。三岁时，母亲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五六岁时，他开始学作诗，九岁时已懂得声韵。母亲对他兄弟几人的学业要求很严，但态度和蔼。白居易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里回忆说：“及别驾府君（即父亲白季庚）即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以一篦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
白居易在少年时代，因避藩镇动乱，随父亲任所变动，辗转于江南符离、襄阳等地。十五六岁时，他知道可以通过考进士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苦节读书”。二十岁前后，“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他终于通过宣州府的乡试。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第一次到首都长安。第二年正月，他向给事中陈京写了一封信，同时献上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以求赏识。这是唐代所谓“行卷”的习尚。白居易在信中说，自己“上无朝廷附离之援”，这并非空言。好在是金子终将发光，贞元十六年二月，白居易一举登进士第（第四名），是登第十七人中最年少的。不过，和唐代其他知名的文人相比，是比较迟的。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再登书判拔萃科（第三等），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为朝廷校勘和整理图书典籍，从此踏上仕途。这年三月，他结识了后来“海内声华并在身”的元稹，从此成为“谊同金石，爱等弟兄”的莫逆之交。白居易后来回忆说：“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二人“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他们以相近的平易流畅诗风，共同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元白诗派”。
因为制举考试是皇帝下诏甚至亲临主持以选拔人才的特殊科目，名望较高，加之登科后不但可以立即授官，升迁较快，而且还能授以所谓美职、清要之官。于是，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辞去校书郎的职务，和元稹相约，共同应制举。元、白二人退居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时事，在如切如磋的备考中，彼此交谊进一步加深。白居易在此期间撰写的《策林》七十五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
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元稹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中第三等，也就是实际上的第一名，因为唐代制科照例无第一等、第二等。白居易则因为对策语直，屈居第四等，也就是实际上的第二等。登科后，白居易被授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尉。元和二年秋，白居易被朝廷调任为进士考官。考试完毕后，又被添补为集贤院校理。同年十一月五日，他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五首，六日正式充任翰林学士。这是白居易仕途生涯上具有转折性的一次任职。
元和三年（808）四月，白居易被任为制策考官。四月二十八日，迁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元和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要。这段时间，白居易的政治热情很高，经常上书朝廷，直陈时弊，如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等，可谓“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他还写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大量讽谕诗，进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元稹、白居易以及李绅，以新乐府诗歌为轴心，初步形成了倾向、内容乃至风格相近的创作群体。后人为表彰其成就和意义，称之为一场“运动”，即“新乐府运动”。元和五年（810），元稹贬官江陵，白居易卸任拾遗，政治境遇上的进退影响到他们思想上的转变，因而新乐府创作作为一场“运动”，很快就趋于消歇了。
元和六年至十年，白居易因丁母忧回乡，服除回朝后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东宫属官，负责陪侍太子读书，讽谏太子过失）。
白居易心态的转变，在元和七年（812）他刚过不惑之年、退居渭上前后的诗作中，有许多明显的表现。其中闲适诗《适意二首》的自白最有代表性：
十年为旅客，常有饥寒愁。三年作谏官，复多尸素羞。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害亦无忧。终日一蔬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
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予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
就元白新乐府创作来说，元和五年已是一个过渡。尽管此后元稹有《古题乐府》，仍继承着新乐府创作的精神，但就元白诗派的主要创作方向而言，已从元和五年开始转变到“元和体”了，至于对这一“运动”在理论上予以系统总结，则又要等到白居易元和十年（815）所写的《与元九书》。
元和十年六月，两河的藩镇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了当时力主讨伐藩镇的宰相武元衡。时年四十四岁的白居易，第一个做出快速反应，他上疏请求限期严缉凶手。不料，当朝宰相韦贯之等以白居易身为东宫官，却先于台谏“越职言事”，不免嫌恶。一些素来对白居易没有好感的人又趁机诬告说，白居易的母亲是因为看花坠井而死，他还作《赏花》及《新井》诗，其行为有伤名教。于是，当年八月，奏贬白居易为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刺史。中书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说白居易不宜任地方长官，于是又追贬为江州司马。
这次打击实在是很沉重，成为白居易一生的重要分界线。从此他由“志在兼济”，迅速而全面地转为“独善其身”，决心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未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开始多起来；前期那种现实感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改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仕途有了转机。他一方面率州民西涧植柳，东坡种果，深得百姓拥戴；另一方面则继续采取明哲保身、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元和十五年，他被召还长安，拜为尚书司门员外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迁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转上柱国。此时，朝中朋党倾轧，国事日非。为避免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长庆二年（822），白居易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任上，他疏浚城中的六口井，以利饮用；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离任之时，他还将治水要领写成《钱塘湖石记》，刊于石上，使继任者知晓。据说，离开杭州时，他还把官俸留在州库，作为公家缓急之需。白居易为官认真，深得百姓爱戴，在任满离苏州时，郡中父老涕泣相送十里。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白居易改任秘书监（秘书省的最高长官），又回到长安。大和二年正月，授刑部侍郎（司法部门的副长官）。次年，白居易五十八岁，他深感年老体衰、宦途多险，决意彻底引退。大和三年春，他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今属河南），从此长别帝都长安。在洛阳，他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中隐”生活，既稳保富贵，又远祸全身。这一时期，“诗豪”刘禹锡成为白居易在元稹逝世后的新诗友。二人“朝觞夕咏”，相互唱和，时称“刘白”。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以刑部尚书退休。
会昌四年，白居易四处游说，筹募资金，开凿龙门八节险滩，为他人生旅途上留下灿烂的一笔：“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之一）
会昌六年（846）八月十四日，七十五岁的诗坛巨星殒落了。遵其遗嘱，家人将他葬在洛阳龙门香山寺北侧琵琶峰顶。诗人李商隐为他撰墓志。白居易去世后，从洛阳龙门过往的行人，常到他墓前洒酒祭奠，以致墓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
在唐代文学史上，白居易是一位高产作家。他各体兼善，取材广泛，加之精励刻苦，文学活动持续时间长，作品数量之多，在唐代首屈一指。他在去世前一年所作《白氏集后记》中说：“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今存散文七百五十余篇，诗歌二千八百三十余首。
白居易文集中，除“檄”外，当时的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这十六种文学体式皆有收录。宋初所编《文苑英华》中有三十八种文体分类，竟录有白居易的二十五类作品，这是绝无仅有的。白居易在各种文体中都能大展身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作为文人官僚，有大量执笔公案文牍的机会。
在质量上，白居易也堪称大家。他不仅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很高，而且对后代文坛的影响也很大。晚唐批评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称他为“广大教化主”，可谓恰如其分。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人格范式。诗品出于人品，故“广大”首先指诗歌创作主体海纳百川、无所不容的“广大”性。白居易前期主张为人生的文学观，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后期乐天知命，对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加以实践、发挥和改造，成为后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财富。
第二，诗歌表现领域的开掘和扩展。正如明江进之《雪涛小书》“诗评·评唐”中所说：白居易诗“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启边境，异事同功，名曰‘广大教化主’，所自来矣”。
第三，诗歌风格平易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广远的社会价值。白诗在当时就广泛流传于宫廷和民间，还远播朝鲜、日本、越南、暹罗（泰国）。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诗歌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第四，诗歌体貌与手法的多样性。关于这一点，长庆四年（842）元稹为《白氏长庆集》作序时，就曾指出：“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
白居易还是唐代诗人中第一位自己编集作品的诗人。他将全部诗作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诗四类。其中感伤和闲适两类，题材和主题多有重叠，从情感类型上看不出太大的差别，也许分类的着眼点不在题材或主题，而在于阅读对象。闲适诗是那些流播于世的场面话，而感伤诗则是写给亲友知己的私房话。对白居易而言，没有不可以入诗的题材，也没有不可以表达的内容，诗歌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详细记录，举凡官职迁转、人事升沉、生老病死、种植营造，一切都可在诗中津津乐道。在无限多样的表达中，诗歌的表意和叙述能力，无形中得到扩张。他的诗与韩愈的古诗一道，强化了“以文为诗”的特征，对宋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过于频繁的写作和取材的无所限制，容易导致庸常和琐屑。但从另一方面看，白居易诗的这一特点，却在不经意中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新局面，打破了固有的美学意识。其背后跃动着的，是奔放的求变之心。这恐怕已经不是诗歌趣味的问题，应该说是诗歌的功能发生了转移。如果说开元天宝时代的盛唐诗人的写作主要是感发情兴，那么白居易的写作主要就是着眼于生活的记录。每过若干年，他就将作品整理一番，编订成集，这成为白居易回顾和总结平生经历的契机。其内容丰富的文集，就仿佛是一部详细的回忆录，记录着他的一生。这也正是“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为）人才绝”（宋·叶廷珪《海录碎事》）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