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题解】
本诗一说作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一说作于唐武宗会昌四年至六年（844—846）杜牧任池州（今安徽贵池）刺史时。“乌江亭”，在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镇，旧说为项羽兵败自刎处。公元前二○三年，项羽在垓下被汉军围困，突围至此，别无退路，力战而败。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不肯渡江，羞愤自杀。人们一向认为项羽此举展现了高尚气节与英雄气概。杜牧这首诗却别出心裁，批评项羽不能忍辱负重，先求全身而退，以徐图后议。此诗名为咏史，实是抒怀，其中寓有对现实政治的感慨。
【句解】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人们常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此诗讨论项羽败亡的史事，首句便引此俗语，为下文的议论奠定一个人们认可的前提。正因为人人皆知胜败之事不可预料，所以应该“包羞忍耻”，徐图后议，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并非只要“力拔山兮气盖世”，就可以称得上是“男儿”。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有责任，有担当，有胸襟，包括接受胜利和接受失败的胸襟。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胜利时便骄傲自矜，盲目自大，失败时则归咎于“时不利”，运气不好，不但不能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而且不能正视失败，难以称为真正的“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逃到江边时，乌江亭长劝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终自刎而死。“江东”，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当初项羽跟叔叔项梁在吴中（今江苏吴县）起义，得江东精兵八千人。以此为基业，三年征伐，终于率领众诸侯灭秦，号为“霸王”。然而当他逃到乌江边上时，身边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更不可能再到江东去称王，因此自刎而死。人们历来欣赏项羽“无面目见江东父兄”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男儿气节；杜牧则独持异议，认为此举极不明智：江东还有很多像八千子弟那样的才俊之士，项羽只要重回江东，重整旗鼓，胜负之数还不一定呢。
【评解】
秦末群雄争霸，项羽无尺寸之土而能迅速崛起，最终兵败不肯苟活而自刎乌江，虽然失败，仍不失为英雄。自从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这种意见几成定论。然而韩信曾评价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认为他缺乏大丈夫的气魄与襟怀。杜牧此诗亦以“男儿”为评价标准，对项羽提出批评。这种批评不为无因，只是对史事有些理想化了，不够客观。后来的评论家多以杜牧之言为非，如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认为：“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认为项羽人心已失，不可能再得到江东子弟的帮助，这是有道理的。
杜牧的咏史诗，确实喜欢翻出新义，得出与前人相反的结论，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题桃花夫人庙》）等，都是别出心裁，反说其事。然而，也不能认为杜牧一味“好异”求新。杜牧身怀济世安邦之志，满腹安边退敌之策，然而始终不得重用。晚唐朝廷懦弱，对藩镇采取姑息容忍的态度，为有志之士所不满。杜牧发出《题乌江亭》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欲借此赞扬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希望唐王朝能够重振雄风。借项羽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才是他的用意所在。这首诗宣扬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全诗语意显豁，文辞质朴，一气呵成，声势夺人，充满了昂扬奋发的战斗精神，不失为优秀的咏史之作。
【诗人名片】
杜牧简介
晚唐诗人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卒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杜牧以中书舍人致仕，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称他为“杜紫微”、“杜樊川”。他擅长诗歌与古文，而诗才尤其出众，以英发俊爽、精警秀丽的风格，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后人将他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
杜牧出身于世家大族，祖父杜佑曾官至宰相，是中唐有名的史学家，著有著名的《通典》。杜牧十岁时祖父去世，家道日渐中落。他利用家中藏书，广泛阅读、悉心钻研经史书籍，目的是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险易远近，古人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期望能学以致用，济世安民。
杜牧生活的时代，唐王朝正迅速走向衰败。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吐蕃侵扰，是当时唐王朝面临的几大问题。杜牧在努力读书、留意兵法的同时，更关心时政的得失、国家的兴亡。二十三岁时，他针对唐敬宗在宝历年间大起宫室、沉溺声色一事，写了著名的《阿房宫赋》，借秦始皇滥用民力、奢逸亡国的史事，对当世君主进行讽谕劝谏。这篇赋立论精警，识见不凡，令青年杜牧一举成名。
文宗大和二年（828）春，杜牧以第五名进士及第。同年闰三月，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也被录取。他少年英俊，出身世家，又在同一年中两度折桂，春风得意，一时在长安城中传为佳话。登科后，朝廷授予杜牧的官职是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杜牧在京做官半年以后，十月便离开长安，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署中担任江西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唐朝士大夫一般喜欢做京官，不愿外出。也许因为杜牧所任京官品位低微，职事繁琐，难以施展才学和抱负；沈杜两家既是世交，又是亲戚，加之沈传师赴任时罗致的人才皆为一时之选，杜牧觉得离京外任既可增广见识，也可尽展所学，因此便随沈传师离京赴赣。江西观察使驻地是洪州（今江西南昌）。这里水陆通达，山川秀丽，杜牧从长安到此，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心情很开朗。大和四年（830）九月，沈传师调任宣歙观察使，杜牧又随至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继续供职。
沈传师为人谦和，与杜牧一同担任幕僚的李景让、萧寘、韩乂、崔寿等人皆为一时俊彦。杜牧与同僚们相处十分愉快，闲暇的时候，常在一起游赏宴饮。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的儿子卢弘止，这时为江西团练副使，对初入仕途的杜牧照应尤多。
杜牧在宣州幕中时，曾应沈传师之弟、诗人李贺的朋友沈述师之请，作了《李贺集序》。李贺字长吉，为中唐时一位异军突起的诗人。他的诗奇幻谲诞，幽艳瑰丽，喜用象征手法，风格独特，对晚唐诗坛有很大影响。杜牧在《李贺集序》中盛赞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他的评语形象、生动地概括了李贺诗歌的特点，同时，他敏锐地指出李贺诗为“《骚》之苗裔”，这些评语至今仍为研究李贺者所必引。
大和七年（833）四月，沈传师内升吏部侍郎，杜牧也离开宣州，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辟，赴扬州任幕吏。沈传师是杜牧的世交前辈，待他十分亲厚，如今分手，杜牧颇感依依不舍。从他的《忆钟陵旧游四首》、《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等诗中，可以看到他在沈传师幕中愉快生活的记录。
杜牧来到扬州，在牛僧孺幕中做推官，后来转为掌书记，京衔是监察御史里行。在唐代，节度使府掌书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因为节度使府公务繁重，“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昌黎先生集》卷十三《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牛僧孺辟杜牧为掌书记，可见对他的器重。
杜牧才华出众，志在济国安民，而踏入仕途之后始终担任幕僚，心情多少有些抑郁。他对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深为担扰，公务之余钻研兵书、研究政事，写了《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重要的策论，结合实际形势讨论藩镇问题及用兵方略，多数都能切中时弊。杜牧以武略自负，还曾在曹操《孙子》注的基础上，再次为《孙子》十三篇作注。他的《孙子》注积多年之功，甚为博详，向为后世学者所推重。
扬州地处淮南江北，正当运河与长江交错之点，水陆交通方便，贸易发达，商贾云集，是唐代极繁华的商业都市。俗谚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以扬州为人间乐园。每至入夜之时，十里长街笙歌盈耳，珠翠塞途，宛若仙境。杜牧出身世家，本有贵公子习气，所谓“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如今来到扬州这样一个繁华的声色之都，正是如鱼得水。他夜间常常私服外出，饮酒宴游，寻花问柳。牛僧孺不放心，但又不便拦阻，于是密派兵卒三十人，换了便服暗中跟随保护，而杜牧始终没有觉察。大和九年（835），杜牧官拜监察御史，将赴长安供职，牛僧孺置酒设宴为他饯行，语重心长地劝解他：“你气度旷达，性情豪迈，将来必然前途无量，只是我常常担忧你风情不节，影响身体。”杜牧掩饰说自己平时很检点，并无冶游之事。牛僧孺笑而不答，命人拿出一个小匣子，当面打开，里面都是那些便衣卫兵的密报，上写“某夜，杜书记过某家，无恙”之类，杜牧羞愧交加，泣拜致谢，此后终生感念牛僧孺。杜牧后来写了许多怀念扬州的诗篇，流传甚广。
杜牧归长安任监察御史，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幕僚生活。监察御史的品级虽然不过是正八品，但是它的职权是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可以对整肃朝政起到一定作用。杜牧回京就职，本来充满希望，可是朝廷中正在酝酿的一场变故迅速粉碎了他的希望。
当时宦官擅权专政，唐文宗李昂想摆脱宦官仇士良等的操纵，于是重用郑注、李训，密谋诛除宦官。这两人只是善于投机钻营的政客，并无真才实学和忧国忧民的公心，受到文宗宠信后声势甚为煊赫，对理清朝政又造成了新的隐患。朝中一些冷静清醒的官员对此十分忧虑，相继提出弹劾，反而纷纷遭到贬谪或被迫辞官退隐，其中就包括杜牧的朋友李甘、李款、李中敏等。杜牧甫一回京，即逢权臣当道，朝政混乱，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继遭到排挤。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托称身体有病，不久改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离开长安，来到洛阳。
杜牧在洛阳职事清闲，与当地名士以诗会友，或结伴游赏。他到洛阳不久后，偶然在东城一家酒店遇到一位故人，就是以前在洪州、宣州时熟识的歌女张好好。张好好在宣州时嫁与沈述师为妾，后遭遗弃，流落洛阳，在小酒店当垆卖酒。杜牧了解到她的遭遇之后十分同情，感旧伤怀，作长篇五古《张好好诗》以赠慰之。全诗以张好好为赞美与描写的中心，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对沈传师幕中生活的怀念之情，感慨岁月空掷而功业未就，笔致委婉，感情真挚。杜牧的书法潇洒飘逸，他手写的《张好好诗》真迹一直保存到现在。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长安发生“甘露事变”，此后宦官进一步把持朝政，言路壅塞，有志之士徒怀抱负，无处施展。杜牧困守洛阳，既忧国事，复伤己遇，写了《洛阳长句》、《登敬爱寺楼》等诗以寄慨舒怀。
杜牧的弟弟杜顗患有眼疾，开成二年（837）病情加重，看不见东西，遂辞官到扬州，住在禅智寺。杜牧十分焦虑，请了一位眼医石公集，和自己一起东下扬州看望杜顗。根据规定，“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杜牧为照顾杜顗，告假满百日后只得辞去官职，不再回洛阳。此次重来扬州，既忧心弟病，亦自伤前程，杜牧已不再有当年的冶游豪兴，从《题禅智寺》一诗中可以见出他心情的黯然。
这一年秋末，杜牧应宣歙观察使崔郸之邀，携病弟再赴宣州任团练判官。杜牧随沈传师在此任幕僚时，幕中人才济济，热闹非常，他也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仅仅过去五年的时间，沈传师墓木已拱，昔日的同僚也各奔前程，而杜牧自己两鬓斑白，仍然蹭蹬官场，一事无成。正是“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大雨行》）。环境和心情的变化，使杜牧的诗风为之一转，由当年的热情放诞转为伤感旷达。
宣城山水优美，南齐著名诗人谢脁曾做过宣城太守，这里也被称为“谢脁城”。杜牧重来宣城，时常独自出去游赏，也常和友人互相唱和。
开成三年（838）冬，杜牧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次年春，他将病弟托付给时任江州刺史的堂兄杜慥，赴长安就职。杜牧此行乘船溯长江、汉水，经襄阳、南阳、武关、商山而至长安。时值春日，沿途风景优美，他一路游赏，心情比较开朗，留下多首笔触清新可喜的纪行诗。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七月，杜牧返回长安。次年春，又外调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刺史。关于这次外放的原因，史书中没有记载。据杜牧自己推测，可能是受到宰相李德裕的排挤：“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祭周相公文》）“柄者”指当朝宰相李德裕。这里需要提到与晚唐政局有密切关系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一般认为牛党重科第，而李党重门第，亦即主张科举的新官僚集团与旧世族集团之间的斗争。双方恩怨不断积累，到后来矛盾的焦点逐渐转移到政见分歧上。比如对待藩镇叛乱，牛党采取纵容姑息的态度，李党则力主打击讨伐，双方壁垒分明，意见针锋相对。杜牧的政治主张其实是倾向于李德裕的，而且他的弟弟杜顗在大和八年曾入李德裕的镇海节度使（驻地在润州，即今江苏镇江）幕任推官，很得李德裕器重，杜牧与李党本无嫌隙。但是，由于杜牧入过牛僧孺幕，在感情上倾向于牛僧孺，因此李德裕执政后始终不太信任杜牧，当然也不会委以重任。杜牧曾在《雪中书怀》中说“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表达了非常热切的为世所用的愿望。在李德裕执政期间抵抗回鹘、讨伐泽潞等事件中，杜牧曾上书建言军事方略，李德裕也尽量采纳了他的意见。尽管如此，李德裕仍然没有重用杜牧，一直让他在外州做刺史。可以说，杜牧一生的仕途坎坷，与他身处牛李党争夹缝中的尴尬地位有很大关系。
黄州在唐代又名齐安郡，是一个比较穷僻的小州。杜牧出任黄州刺史，是他第一次亲理民政。他很关心民生疾苦，蠲免了一些不合理的赋税，废除了不少陋规，并告诫州县吏不得扰民，尽力做到政简刑轻。他在黄州期间，诗歌创作颇丰。黄州附近有些名胜古迹，如木兰庙、桃花夫人庙（即息妫庙）、赤鼻矶、兰溪等，杜牧在公事闲余时常外出游赏，或即景抒情，或咏史怀古，写下了不少名篇。
会昌四年（844）九月，杜牧改任池州（治所在今安徽贵池）刺史。年过四旬的杜牧，此时诗名已盛传大江南北；加上池州山川秀美，多有胜境，因此不少朋友都相继来此寻访，如孟迟、张祜、蒯希逸等。其中，杜牧与张祜的交往尤其值得一说。
张祜，字承吉，南阳人，元和年间便以诗得名。二人以前虽未谋面，但是相互仰慕已久。张祜来访，二人遍游境内名胜，情谊甚洽。张祜性情疏狂狷介，曾遭白居易、元稹屈抑，以致终身未仕。杜牧对元白体诗早有微词，因此对张祜更为同情。在他与张祜游赏酬答的作品中，对张祜的际遇所流露的不平与感愤，其实也暗含着对自己沉埋下僚的怨愤。两位诗人惺惺相惜，许为莫逆。当时的诗人郑谷曾说：“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应惟杜紫微。”（《高蟾先辈以诗笔相示抒成寄酬》）他们这段交往酬答，成为晚唐诗坛流传的佳话。
杜牧虽然身在外郡，远离朝廷，然而仍然十分关心政事。对武宗下诏毁佛、江南民生日蹙以至滋生盗贼等事，杜牧都或记或书，有过评述和建议。此外，他在池州还有一些工程实绩。他重修了池州刺史衙署内的藏书楼；在池州南门建造了一座记时准确的铜壶银箭刻漏；在通远门外秋浦水边，取李白《秋浦歌》（其五）“饮弄水中月”之句，修建了一座“弄水亭”，后来成为当地名胜。
会昌六年（846）九月，杜牧调任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刺史。这一年武宗去世，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遭贬，政局变动，杜牧本来有升迁的希望。然而不知为何，他被调到更为偏远的睦州。离家已久，年齿日增，杜牧的思乡之情也逐渐滋生。大中二年（848），通过宰相周墀的援引，他终于得到升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的任命，回到朝中。
大中三年（849）吐蕃内乱，自天宝末即被吐蕃占领的秦州、原州、安乐三州和石门等七关的人民起义归唐。“牧马驱羊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河湟》），杜牧一直关心边地人民，心念河湟的收复；如今多年的渴望终于成为现实，他感到由衷的喜悦振奋。然而不久，他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唐时京官俸禄甚薄，此时杜牧家累很重，除了要供应自己一家人的开支，还有病弟、孀妹需要周济；堂兄杜慥闲居京城，绝俸累年，也需要杜牧来照顾。为庞大的一家人经营衣食，京官薄俸委实难以支持，再加上挂念寄居扬州的弟弟杜顗，所以杜牧便请求外放。经过再三上书，朝廷终于同意他出任湖州（今属浙江）刺史。
杜牧年近五旬才好不容易回到长安，且已迁升吏部员外郎，他三次上启请调湖州，情辞恳挚，态度坚决，除了经济原因外，其中恐怕还另有隐衷。回到长安以后，他渐渐发现当朝统治者生活奢靡，权贵竞相豪侈，牛李党争虽初告结束，河湟虽然收复，但朝政并没有转为清明的迹象。在《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中，他流露了对当权者粉饰太平、宴佚无度的不满。留京在朝也不可能有所作为，这恐怕是杜牧刚回长安不到一年便请求外放的另一个原因。
大中四年（850）秋，杜牧出任湖州刺史。湖州风景宜人，地方富庶，盛产茶叶。为使贡茶按时采制，每逢春日刺史须亲往督察。杜牧于大中五年（851）春天来到顾渚山巡视，心情愉快，写了《题茶山》等几首生动的纪游诗，详细描绘这一带的山川形胜及采茶盛况。但不久杜顗去世，杜牧十分悲痛。他出守湖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便于照顾杜顗，病弟既已辞世，杜牧便借这年秋天内调考功郎中、知制诰之机，离开湖州回京任职。他将祖父杜佑在长安城南下杜樊乡的别墅修葺一新，准备在此终老。
大中六年（852），杜牧迁中书舍人，官正五品。这是他一生最高也是最终的官职。因为唐开元中曾一度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因此人们也称他为“杜紫微”。自回京后，杜牧为朝廷起草了不少制书、诏令。
多年的奔波劳碌使杜牧心力交瘁，身体越来越差，除日常公事外，他惟流连于秀美清雅的樊川别墅，或邀亲朋小聚，或以吟咏歌诗、整理旧作为事。这一年冬天，杜牧身染沉疴，自觉不久于人世，便自撰墓志铭。不久，这位宦海浮沉、坎坷一生的诗人病逝于故乡长安，享年五十岁。
杜牧平生所作诗文甚多，大中六年冬得病时，他自己加以检阅，大部分都烧掉了，留下的几百篇诗文不过是其中的十之二三。他死后，外甥裴延翰将遗作编为一集，共二十卷，取名《樊川文集》。
杜牧才气纵横，抱负远大，惜家累繁重，仕途坎坷，未能尽展所学。留给后人的，惟有他的诗文创作了。在他所处的时代，唐诗已经经历了兴旺繁荣的黄金时期，不仅出现了像李白、杜甫那样的大家，而且还产生了众多流派及众多风格各异的优秀诗人。杜牧对诗歌创作有着明确自觉的艺术追求，立志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自称“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他不满于晚唐文坛逐绮靡、尚藻绘的风气，要求作品内容充实，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当然，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他的诗也有重视辞采的一面。
总的来说，杜牧的诗歌具有如下特点：俊爽峭健之中别具风华，豪宕疏朗而又情致婉约。他观察力敏锐，想像开阔新奇，善于选取典型形象入诗，用笔炼字峻拔凝炼。他的诗古近体兼擅，其中律诗、绝句尤为出色；一些咏史和写景绝句立论精警，构思新奇，广为传诵。他的诗歌作品今存五百余首，题材很丰富，除享有盛誉的政治讽谕诗和咏史诗之外，举凡咏物、酬赠、感事、抒怀以至风土、节候、纪游等等，也无所不包，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唐代生活的珍贵史料。
文章标题：题乌江亭-原文句解诗意赏析-杜牧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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