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代扶风主人答
杀气凝不流，风悲日彩寒。
浮埃起四远，游子弥不欢。
依然宿扶风，沽酒聊自宽。
寸心亦未理，长铗谁能弹。
主人就我饮，对我还慨叹。
便泣数行泪，因歌行路难。
十五役边地，三四讨楼兰。
连年不解甲，积日无所餐。
将军降匈奴，国使没桑干。
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
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
乡亲悉零落，冢墓亦摧残。
仰攀青松枝，恸绝伤心肝。
禽兽悲不去，路旁谁忍看。
幸逢休明代，寰宇静波澜。
老马思伏枥，长鸣力已殚。
少年兴运会，何事发悲端。
天子初封禅，贤良刷羽翰。
三边悉如此，否泰亦须观。
【题解】
据两《唐书》记载，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冬十一月始东封泰山。根据本诗“天子初封禅”一句可以判断，诗可能作于该年冬十一、十二月间。扶风，指唐朝岐州扶风郡，治所在雍县（今陕西凤翔）。主人，即客舍主人。此诗借扶风主人之口，盛言边地之苦、牺牲惨重之状，情节颇似南朝鲍照的《代东武吟》，在形式上又下启杜甫“三吏”、“三别”。本诗在诗人作品中是少见的叙事体，语言古朴浑厚。
【句解】
杀气凝不流，风悲日彩寒。浮埃起四远，游子弥不欢
杀气依然凝聚没有散去，天地间一片悲凉肃杀的气氛。四处尘埃浮动飘扬，游子心中郁郁寡欢，不得解脱。本诗通过一个退伍还乡的老兵（即扶风主人）遭遇，控诉战争对人的摧残迫害。作者起笔即写肃杀情景，为全文奠定基调。“凝”字写出了厚重感，“风”、“日”这样的自然景象，被赋予“悲”、“寒”的色彩，这正是作者常用的以景写情的手法。
依然宿扶风，沽酒聊自宽
作者依然住在扶风的客舍，买酒以解忧。开篇描写的情景，让读者很容易明白，作者此刻的心情也不好。诗人此时正游历西北，尚未入仕。他看够了残忍的战争带来的凄凉景象，而自己投身报国的愿望也不得实现，满腹愁肠，借酒消愁也在意料之中。“沽酒”一句，写出了“借酒消愁愁更愁”的“愁人”模样，明代《唐诗归》中钟惺评论说：“无限凄感，在此五字。”
寸心亦未理，长铗谁能弹
“铗”，剑把，此处用孟尝君门客冯谖弹铗而歌典故。据《战国策·齐策四》记载，齐国人冯谖穷愁潦倒，寄食于孟尝君门下，终日粗茶淡饭。他自叹怀才不遇，曾三弹剑铗歌“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诗人用此典故，说明自己久客无以为家，此情无人可诉。《唐诗归》谭元春评：“有愁人对愁人之意。”钟惺评：“‘理’字妙！对‘乱’字看自见。”前面作者自述郁郁寡欢以酒消愁，正说明他心“乱”不已，所以这里用一个“理”字，微妙地表现作者此时的撩乱愁思。
主人就我饮，对我还慨叹。便泣数行泪，因歌行路难
扶风主人出来与我共饮，发出了阵阵的感慨叹息。说话中他回想起自己一生的遭遇，不禁流下眼泪来，开始对我说出他遭遇过的艰难。此处“行路”并不单指路途之难，而喻指人生行事及生活之难。李白的《行路难》中曾写道“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意喻世道险阻。写到这里，诗的主人公正式登场，作者借他之口开始详写战争对人的摧残，从而引出本诗的主旨。
十五役边地，三四讨楼兰
“楼兰”，汉代西域国名，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旧称婼羌）县及其东北的罗布泊一带。《汉书》中记载，西汉时楼兰国王与匈奴沟通，屡遮杀汉使。后傅介子奉命出使，以计刺杀楼兰王，持其首还长安。此处以“楼兰”指代唐朝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扶风主人自述：“我”十五岁就开始从军服役，数次征讨楼兰地区，一直在疆场拼杀。老兵从少时入伍说起，楼兰代表了边疆，而数字“三四”又暗示战争之频繁。叙述一开始，便将沉重的战争压力带给读者。由这两句到结尾，都是以老兵的口吻进述。
连年不解甲，积日无所餐。将军降匈奴，国使没桑干
“积日”，累日、连日；“桑干”，水名，在今山西朔州东，流经今河北境内入官厅水库。从军之时成年累月衣不解甲，随时准备开拔迎战，而且经常连续几天没有东西吃，饿着肚皮打仗。带兵的将军力拼之后不敌匈奴，只好投降；代表本国的使者淹死在桑干河里。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天汉二年秋，汉武帝使李陵将军卒五千出居延以伐匈奴，单于以兵八万围之。陵力战数日，矢尽粮绝，遂降匈奴。”此句是借汉事叙述当朝事。
诗人由战士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细节，刻画出了战场之苦：穿的铠甲破破烂烂，早被泥水、汗水和敌我双方的鲜血浸透；然而对他们来说，将衣甲解下好好洗个澡、睡个觉这种卑微的愿望都不能实现，因为战场上风云变幻，随时都要准备拿起武器拼杀。战斗的多变性和残酷性导致给养不能随时保证，士兵们要在连日饿着肚子的情况下血战沙场，精神和肉体上都经受了巨大的考验，而这考验又因为战争的持续而遥遥无期。即使承受着这样难以想像的艰苦条件拚命作战，最终也难免不敌敌人，兵败丧土，这是怎样一份惨痛！
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
部队出征时有浩浩荡荡三十万大军，最终我却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返回都城长安。你要是不相信我所说的沙场之苦，那就来看看我身上这些刀箭所留下的疤痕吧！《木兰诗》云“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出征必然有伤亡，也有生还者。但经过长年累月的战争，尤其是这样远离中原乡土的边疆之战，将士牺牲惨重，生还者寥寥。此处“独自”与“三十万”对比强烈，极言战争之惨烈，军士伤亡之惨重。而幸存归来的人，也满身都是伤痕，留下了战争最直接的印记。《唐诗归》谭元春评：“看其出没，真五言古中宏肆高格也。”
乡亲悉零落，冢墓亦摧残
好不容易回到家乡，亲人故交已经全部不在了，连埋葬他们的冢墓也遭到损坏。这两句出自古诗《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试想这是怎样的一幕人间悲剧：年少离家从军，到白发苍苍时日无多才回到家乡。回到家乡才知道，那些日思夜想的亲人，早已经不在人世，甚至连他们的墓冢也已呈现出一幅破败景象。几十年的挂念一下成空。可以说，战争带走了一个普通士兵所有的一切。
仰攀青松枝，恸绝伤心肝。禽兽悲不去，路旁谁忍看
仰头握住青松的树枝，悲恸欲绝，哭得肝肠寸断。连禽兽都感受到这种无比的悲伤，在周围悲鸣不去；旁边的路人谁也不忍心看这样的场面。支持战士在疆场拼搏这么久的，不外乎是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愿望。然而归家后竟然发现，因为连年战火，记忆中温暖的家早已破败不堪，甚至不复存在。归来的老兵心中所保留的最后的、也是一直坚持的美好印象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怎不令人心碎！
幸逢休明代，寰宇静波澜。老马思伏枥，长鸣力已殚
“休明”，政治清明；“寰宇”，普天之下。句中的“代”即“世”的代用字，唐朝避李世民的讳，以“代”替代“世”。幸亏现在遇到了政治清明的时代，普天下都很太平。我这样的老人已经没有精力再去拼杀疆场了，想回家过安稳的日子。“老马”出自曹操《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反用其意，扶风主人自谓衰老，希望得到休息。
少年兴运会，何事发悲端。天子初封禅，贤良刷羽翰
“少年”，扶风主人对诗人的称呼；“运”，时运。“翰”，长而硬的鸟羽；“刷羽翰”，意谓奋飞得志。扶风主人对诗人说，你这样的少年正赶上好时运，有什么事也如此悲伤呢？天子刚刚在泰山封禅，有才能的人们都振奋精神，准备大干一番，如同鸟儿一样要奋飞得志。这里借扶风主人之口所说，其实语带讽刺：在经过漫长而无意义的拓边战争之后，我们这些老兵们失去了一辈子的幸福，却什么都没得到，老无所依；现在国家又打算征招你们这些年轻人“为国尽忠”了，真是清明盛世的景象啊！《唐诗归》钟惺评语认为这几句“有讽”。
三边悉如此，否泰亦须观
“三边”，指幽、并、凉三州，其地皆在边疆，故名。《汉书·地理志》：“武帝开广三边。”“否泰”，《周易》中的两个卦名，天地交谓之“泰”，天地不交谓之“否”；命运的通塞称为“否泰”，否即不顺，泰即通达。即使三边将士都如此奋发努力，天下到底能不能太平，也依然不能确定。御敌抗侮之战当然是必要的，但难保没有向外扩张领土的战争。这样一来，战争就将无休无止，不能乐观地相信会有永久的太平盛世！这是一个老兵的总结性意见，其实也代表了作者本人的态度。穷兵黩武对人民的伤害何其大，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所盼望的，不过是过太平日子而已。《唐诗归》谭元春云：“五字耳，又是一篇深远大文章。”钟惺评：“得此一结，不碎不散，全篇身分。”
【评解】
全诗以肃杀之气起，最后落于对整个边塞情势的感慨。诗中描写了一个老兵的悲惨遭遇：少小戍边，老大始还；归后孤苦无依，茕茕孑立。本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无休止的战争的控诉和对孤独无依的老兵的深切同情。《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录周启琦评语称此诗：“缠绵激楚，如诉如怨，读之不知诗生于情，情生于词？”
唐朝拓边战争颇多，这就为边塞诗的产生提供了无穷的题材。在盛唐时期，诗人往往抒发自己想要为国征战的理想，也写出了很多激昂士气、赞颂军威的诗篇。这与盛唐时期普遍存在的积极气氛是密不可分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对人民的危害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诗人们对战士的哀惋之情也日渐突出。诗人对于社会的认识往往是敏感的，也是感性的。对于诗中所描写的事实，诗人表现出了清醒的忧患与无奈、同情与不平。“仰攀青松枝，恸绝伤心肝。禽兽悲不去，路旁谁忍看”，这既是一个征战一生的老兵的悲伤，也是作者心中悲凉情感的写照。边庭之荒凉、军旅生活之酸辛、征战沙场之艰险、报国无门之愤慨、思乡思亲之愁苦、归家无望之哀痛、士兵对将帅不得其人的怨愤、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作者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些事实。边塞诗人见证了边塞的风起云涌，而像王昌龄这样富于反思精神的诗人，也敢于直面威武昂扬的唐代边塞风云的黑暗侧面，上悯国难，下痛民穷，“哀情质语，深得风刺之妙”（《增订评注唐诗正声》）。
本诗语言古朴浑厚，“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几句，尤其为《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所称道。
【诗人名片】
王昌龄简介
王昌龄，字少伯，唐代京兆万年（今属陕西西安）人，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约卒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世称王江宁、王龙标等。
王昌龄出身于琅玡王氏。王氏本是南朝世族，但到王昌龄时，家世式微已久，父、祖几代都没有做官，家境较为贫寒。王昌龄曾自称“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上吏部李侍郎书》）。他早年在故乡躬耕读书，约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前后，短期盘桓于潞州和并州。之后几年内又漫游了西北边塞，曾经到过泾州、萧关、临洮、玉门关一带，足迹很可能还远涉葱岭以西的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此后他就步入了仕途，担任的都是校书郎及丞尉一类的卑官，不可能再行如此之远。他的大部分边塞诗作，大约都作于此时。
开元十五年（727），王昌龄进士及第，然后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其时，他与孟浩然已有交情，来往密切。后来，王昌龄因为对张九龄被罢相表示同情，得罪了李林甫等当朝权贵，遭贬岭南。途经襄阳时，孟浩然有诗《送王昌龄之岭南》：“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土风无缟紵，乡味有查头。已抱沉疴疾，更贻魑魅忧。数年同笔砚，兹夕异衾裯。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开元二十八年（740）秋，王昌龄获朝廷大赦北返，途中游襄阳，访孟浩然。孟浩然此时正患疽病，后背生疮，病情渐好。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把酒叙别情。谁知孟浩然喝酒过多而导致病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期间，王昌龄还经过湖南岳阳，又结识了李白。他送李白诗《巴陵送李十二》：“摇曳巴陵洲渚分，清江传语便风闻。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欲知一个人的为人，则看他所交的朋友即可知。王昌龄既然和李白、孟浩然结为好友，他本人显然也是潇洒豪放、不拘于凡俗之人。王昌龄生前诗名早著，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与李白、孟浩然的交往外，他还同高适、王之涣、王维、常建、李颀、岑参、储光羲等都有交谊。
同年冬天，王昌龄再次离京赴江宁（今属江苏南京）丞任，他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即由此官位而来。此时他已与晚辈诗人岑参相识，离长安时，有《留别岑参兄弟》云：“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县，东南棹孤舟。”岑参也写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中为王昌龄的前路担忧：“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王昌龄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李颀有《送王昌龄》诗，结尾几句说：“夜来莲花界，梦里金陵城。叹息此离别，悠悠江海行。”
从《留别岑参兄弟》等诗中可以看出，王昌龄对江宁丞这一职务并不满意。他在《送韦十二兵曹》诗中也说：“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平明趋郡府，不得展故人。”大概由于王昌龄内心存有这种不满意的情绪，并不时发泄，所以才会出现“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河岳英灵集》卷中）的结果。
关于王昌龄的诗名，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开元年间，王昌龄与王之涣、高适非常要好。有一天天寒微雪，三个人一起去旗亭小饮。正好有一些梨园艺人和四位著名歌伎也来此会宴。王昌龄提议说，我们三人各擅诗名，可究竟谁更胜一筹呢？今天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第一个歌伎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在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哭单父望九少府》），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下一个歌伎唱“奉帚平明金殿开”（《长信秋词》），王昌龄又添得一道。王之涣说：“这三位都只是普通歌伎，唱的是下里巴人。应看最后那位最佳的歌伎唱的是谁的诗。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诗，那我终身不与你们二位争衡了。”那名最出色的歌伎唱的果然为王之涣的“黄沙远上白云间”（《凉州词》），三人开心而笑。这就是有名的“旗亭画壁”故事。元代人还曾经将此传说编成杂剧上演。据明代胡应麟考证，“旗亭画壁”的故事不尽可信，主要的依据是开元年间这三位诗人没有聚首长安的机会。虽然如此，这条记载却也反映了三人当时的诗名及诗作的流传程度。王昌龄的诗在当时就颇受欢迎。
天宝七载（748），王昌龄由江宁丞再次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寄予深切的同情与怀念：“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后逢安史乱起，王昌龄由龙标赴江宁，然后北上濠州（今安徽凤阳），在那里不知因何触忤了濠州刺史闾丘晓，被其杀害。诗人的一生就这样悲剧性地结束了。
作为一代诗杰，关于王昌龄的资料却留存很少。除了上文所说贬龙标外，他还不止一次遭过贬，至少还曾被贬到岭南，可惜具体时间和原因都不太清楚。《唐才子传》说他“晚途不矜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也都语焉不详。这位伟大的边塞诗人屡次遭贬斥，仕途极不顺利，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后来他连龙标尉这样一个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竟为闾丘晓所杀。根据《旧唐书》、《唐才子传》等记载，王昌龄被害后，奉命讨伐安史叛军的唐朝重臣张镐救宋州之围，命令闾丘晓发兵支援。闾丘晓不听从命令，逗留不进。张镐得知宋州已陷，怒命手下将他杖击而死。临死前，闾丘晓以家有老母为由哀求，张镐道：“王昌龄也有母亲，谁来养活她？”闾丘晓便不作声了。
综观王昌龄的仕途，颇多坎坷波折。所谓“诗不穷人，然必穷而后工”，正是由于他数次被贬，曾遭贬到岭南及五溪蛮夷聚居之地，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又长期辗转于长江中下游黔、楚、吴、越地区，对那里的山水、树木、花草及民情风俗比较熟悉，所以在他的诗作中到处可见对楚风、越俗的生动描写。
据《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昌龄有集五卷，然而这个集子早已失传。《全唐诗》收王昌龄诗四卷，共一百八十余首，《全唐文》收其文六篇。现在所能看到的王昌龄诗文，就是这些。
王昌龄虽然终生沉沦下僚，又屡遭贬黜，也受到过佛道思想的影响，但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一生系心国事，渴望为国效力，“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达则兼济天下”是他恪遵不渝的信条，建功立业是他的人生理想，虽然屡受挫折，而壮志不衰。这种心情在他的诗中屡有抒发，如“忠贞抱生死”（《留别武陵袁丞》）、“忠贞何由伸”（《送韦十二兵曹》）、“行当务功业”（《别刘谞》）、“何当边草白，旌节陇城阴”（《江上闻笛》）等等。他还常常通过讴歌李广、王猛等历史人物，以及“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之一）的英武少年、“黄沙百战穿金甲”（《从军行》之四）的戍边健儿，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王昌龄生前诗名早著，尤其是他的七绝，在唐代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绝句，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中来看，都是异常出色的。他通过自己杰出的创造力和成功的实践，大大开拓了绝句的领域，使这一体制短小的形式得到了充分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现存一百八十多首诗中，绝句就有八十多首，成就也最高，因而后世称他为“七绝圣手”。他的七绝，常常与李白的七绝相提并论。
描写边塞征戍生活，表现妇女的命运和心灵，是王昌龄的诗歌比较集中的两个主题。
他的边塞诗多采用乐府古题和易于入乐的七绝形式。不同于一般边塞诗歌仅仅停留在对边地景色的刻画，王昌龄诗中注重揭示征戍者的内心世界。他的边塞诗落笔高远，意象开阔，含蓄深沉，耐人寻味，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从军行》和《出塞》两组七绝。
《从军行》中“青海长云暗雪山”一首，以战争的频繁、艰苦和漫长，反衬戍边健儿坚于金石的报国壮志。“大漠风尘日色昏”一首，则对秦汉以来边塞战争持续不断、无数兵士不得生还的历史进行深沉的思考。“烽火城西百尺楼”、“琵琶起舞换新声”两首，则抒写了战士久戍不归难免要产生的离恨乡愁。王昌龄的边塞诗从各个方面对唐代的边疆戍守生活进行刻画，与王之涣的《凉州词》相比，他的作品更加积极向上，更能体现出盛唐时那种雄浑有力的脉搏。而一首“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出塞》，更是写得雄浑苍凉，千百年来不知鼓舞了多少爱国将士，激励过多少英雄豪杰。明代李攀龙认为，这首诗堪称唐人七绝压卷之作。
王昌龄的有些诗篇，还揭露了边地战争牺牲的惨重，诉说将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为他们呼吁和抗争。如《代扶风主人答》一诗，通过一位十五岁从军。暮年归来孤苦无依的战士的讲述，反映了府兵制对人民生活的破坏和戍卒的苦难。另一首长诗《箜篌引》，则真实地揭露了边将压迫境内少数民族的罪恶行径，表达了诗人永休干戈的美好理想。王昌龄这些歌行体作品同他的七绝一样，善于攫取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运用极其精炼、概括的诗歌语言，铿锵悦耳的音律，深刻细致的笔法，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呈现出雄伟的气魄和生动的形象。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一方面满怀强烈的主观感情，将边塞生活理想化，用激昂的格调歌唱唐军声威；另一方面，又极写边塞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表现对下层兵士的关切，旗帜鲜明地揭露战争的灾难后果。
他表现妇女命运和心灵的诗，比如宫闱离别诗，又是另一种格调，字字白描，句句绮丽，情意悠长而深远，富于涵蕴，表现出高度的概括能力。王昌龄写过不少宫词，这些诗里的景物常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气象，所表现的感情则柔婉含蓄，非常切合宫词这种体裁。比起后来写有百首宫词的王建，毫不逊色。《春宫曲》、《西宫春怨》和《长信秋词》等宫怨诗，主要描写紧锁在帝王后宫、被剥夺了自由和幸福的女性们的可悲生活，“秋殿”、“珠帘”、“熏笼玉枕”等词句使人想到崇丽的殿宇，精致的服饰；但华堂玉阙，锦衣美食，只是遮掩她们囚徒般生活与玩物身份的一层外衣。诗人虽然由于种种局限，不可能将抨击的矛头指向封建帝王，但对于这些女性，他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同上述宫词相比，《采莲曲》、《浣纱女》、《越女》等诗篇描写的则是民间女性的形象。诗人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少女少妇操舟湖上、采莲溪间的欢快情景，那嬉戏弄水的憨态，清脆悠扬的欢声笑语，活脱脱地刻画出她们健美活泼的风姿、纯真爽朗的性格。这些诗篇如同盛唐江南水乡绝妙的人情风俗画。王昌龄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善于概括和想像，语言圆润蕴藉，毫无藻饰，给人以清新优美的感受。他历经磨难，又到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对各地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深有体验。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涉及各地、各民族人民的广阔生活，并吸收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
二十世纪初，施章在《王昌龄的诗》一文中认为，王昌龄“虽然算不得意志极强的人”，“但他能将他当时所不满意的事实，详详细细地描写出来，使我们读者知道这些人间的痛苦，而起来积极地改革”。他把王昌龄表现人生痛苦的诗分为“表现战争”和“表现宫廷生活”两种。闻一多也曾对王昌龄诗歌进行过深入分析，他将王昌龄视为盛唐诗坛“个性最为显著”的两个作家之一（另一个是王昌龄的好友孟浩然）。他认为，“从文学技巧说，王昌龄和孟浩然可以对举”，但“浩然走的是清淡之路，昌龄走的是浓密之路”，而王昌龄在孟浩然之后提倡浓密，正符合盛唐诗风“由齐梁陈逐步回升到魏晋宋的古风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将王昌龄和谢灵运进行比较后，闻一多认为，“大谢炼字功夫极深，但尚不能堆成七宝楼台，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王昌龄了”，而且“昌龄在文字锻炼功夫上别有天地，比大谢成就更大”。在具体的艺术分析中，闻一多又指出，王昌龄诗给人的印象是“点”的写法，而且“使人读起来产生颤动的感觉”，这“可说是王昌龄的独创风格，功绩不可磨灭”。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王昌龄在七绝这一诗体的发展上做出了特殊贡献。七绝虽起源甚早，初唐时也不乏佳作，但直到开元初年仍未臻成熟，未进入繁荣阶段。王昌龄对七绝创作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不仅在题材上有较大的开拓，而且通过他的努力开拓，七绝在概括生活容量、丰富表现能力、创造深厚内涵、描绘感人情境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王昌龄的七绝，长于运用比兴、烘托、婉曲、含蓄等传统手法，善于将丰富的意蕴熔铸在短小的形式中，语言圆润，音调嘹亮，富于民歌气息，唐宋以后一直作为七绝的优秀范本而为后世作者所推崇，对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七绝往往选取最精炼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语言，含蓄而有余韵，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像空间。正是由于他和李白等人成功的艺术实践，唐诗中七绝的数量才显著增加，蔚为大观。前人对他的这些突破和创新给予了高度赞赏，在谈到七绝时，往往将他和李白相提并论。清人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清人王士禛在《艺苑卮言》中也说：“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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