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胡笳曲
城南虏已合，一夜几重围。
自有金笳引，能沾出塞衣。
听临关月苦，清入海风微。
三奏高楼晓，胡人掩涕归。
【题解】
《胡笳曲》是乐府旧题，属《琴曲歌辞》。据《晋书》、《世说新语》等记载，西晋末年，北方匈奴入侵中原，晋军将领刘琨在晋阳被敌军重重围困，无法解脱；最终他利用一支胡笳，退敌五万精兵，传为战争史上的佳话。这首《胡笳曲》写的就是此事。
【句解】
城南虏已合，一夜几重围
北方匈奴将领刘聪率五万人马，把整个晋阳城包围得像个铁桶，滴水不漏。晋阳守将刘琨很着急，可他的兵力不够冲出城去，粮草也不够死守城中。众将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所谓兵贵神速，“一夜”这短短的时间，敌人即已“几重围”，渲染出危急之感，表明晋阳城业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诗人用一个“已”字，说明了情况的万分危急，“几重围”更是言简意赅地表示出事态的严重。开篇寥寥十个字，已清晰地呈现出城围将困、生死悬于一线的紧张画面。
自有金笳引，能沾出塞衣
“金笳”，即胡笳，管乐器，自西域传入中原，“金”是修饰词；“引”，曲。“沾出塞衣”，《全唐诗》注云“一作‘令出塞飞’”。城四面被敌军团团围住，敌军营中的叹息、歌声也隐约可闻。正是这叹息之声，让刘琨心中一动，莫非匈奴兵士在思念家乡？据《晋书》记载，“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
在唐代边塞诗中，诗人常借羌笛和胡笳这两种乐器抒发内心的苦闷哀伤之情。羌笛往往用来表现凄怨哀伤，而胡笳则更多地展示悲壮之美。这类乐器吹奏的多是少数民族乐曲，许多胡人听到它的声音就感伤落泪，产生思乡之情。被围困的刘琨吹出胡笳哀声，胡人听了，也就不可抑制地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他们同样经历着常年的战争，想念家乡的父老妻儿。他们或许想到，多年前的某个夜晚，曾和亲人朋友在这熟悉的胡笳声中载歌载舞。而此时身在异乡，听到这低沉的乐音，怎能不为之动情！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胡笳一“引”，铁血男儿被触动心底柔情，终于也泪落铁衣，使“出塞衣”上落满思乡泪。这个“沾”字与“儿女共沾巾”的离别之泪相比，更多了一份悲壮与沧桑。
听临关月苦，清入海风微
胡笳声中，令人好似看到关山之月，又感到海风拂面。明周珽编《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录蒋一葵评语：“气贯，无雕琢处。‘关月’‘海风’亦并乐府曲。用入此曲妙，而诗亦极工。”
乐府旧题有《关山月》，“海风”所指不详，可能也是乐府旧曲。诗人另一首边塞诗《从军行》（其一）云：“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也同时写到“关山月”和“海风”，“海”当指青海湖。本诗中的“关山月”、“海风”既是曲名，又似实景，写活了胡笳声，给全诗带来一抹亮色。虽说《关山月》等曲目不是胡乐，但音乐本身不分地域，表现的均是人的心声。同样是投身沙场血染疆土，同样是告别父母妻儿，同样是过着刀尖上摸爬滚打的日子，不论汉人、胡人，将士们确有很多共同之处。胡人的乐器演奏汉曲，引起的是两军共同的哀愁。
边塞诗中，月的意象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或许是白日的拼杀，让黑夜的皎洁月光显得格外平静安宁；或许是远离故土，唯有月亮仍是家乡所见的熟悉景象，使征人心中有所慰藉。而清风拂面从来就带给人温暖亲切的感觉。作者用一个“临”字，化虚为实，让人如临其境，如置身画中。而对方营中的胡人将士，听曲中之月，观眼前之月，再加上熟悉的家乡器乐之声，虚实之景相叠，让胡人恍如梦中，更加厌恶这血腥的疆场。
三奏高楼晓，胡人掩涕归
《晋书·刘琨传》记载，刘琨乘月登楼奏胡笳之后，“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末句中的“涕”字，《文苑英华》作“泪”。再三吹奏胡笳曲之后，胡人终于丧失了斗志，围城的大军流着泪撤兵而回。“三”是泛指，再三、多次。自古军中严防军心动乱，往往规定“乱我军心者斩”。一支大军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必然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刘琨再三吹奏胡笳，唤起胡人的思乡念亲之情，从根本上摧毁了敌军的战斗精神。一座坚固的堡垒难以从外部攻陷，但当其内部、底层开始动摇粉碎时，坍塌便只在旦夕之间。在这个弥漫着浓浓思乡之情的夜里，可以推测，很多胡人将士度过的是一个不眠之夜。长久以来积累的厌战情绪在这一夜暴发，他们心里不由自主打起了退堂鼓。而天将破晓时再一次响起的胡笳声，仿佛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胡人就这样怀着思乡之情，拭泪而归了。“掩涕”一词生动地表现出了刘琨攻心战产生的强大力量，也为本诗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评解】
吹奏几曲胡笳即达到退敌保城的效果，听来不可思议，想来又在情理之中。若论计策，这属于《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究其原因，无非是抓住了一个“情”字。大凡将士，都希望报效祖国而不以私情为重。然而思乡念亲既是人情之所难免，又与祖国紧密相连。刘琨从军人所怀有的共同情感出发，想到用胡笳这种传自胡人的乐器来催动敌方将士的思乡之情，计策不可谓不妙。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他本身表现出的强烈情感是分不开的。正因为他自己同样深受战争之苦，才能有如此强烈的感情，通过乐曲表现出来，进而打动本来敌对一方的人心，诱发出胡人强烈的思乡情。
“胡笳退敌”之所以能够成立，归根结底在于两方面的将士都深受战争之害，内心深处其实都厌恶战争，渴望安定平和的生活。狼烟四起，烽火连天，战争的最直接牺牲者就是这些普通士兵。身为士卒，不得不疆场拼杀，而思乡之情也在不经意间越积越深。胡人往往性情豪迈，喜好歌舞，本就是情感奔放之人。而刘琨这样的汉人将领性情内敛，情感容易积蓄得更加深厚。以深厚的感情，在恰当的环境下，去带动本就性情奔放之人，使得胡人的乡情无可遏抑地发露出来，退兵而还，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这首诗可以视为叙事诗，以诗歌艺术的方式完整地记录了胡笳退兵这一载入史册的事件。首联寥寥几字，点明军情危急，渲染出兵临城下的压迫感。颔联直接点出守将刘琨的奇特计谋，即以胡笳乱敌心神。“泪沾出塞衣”一句，不仅写出上述计谋所产生的直接效果，也缓和了敌军围城的紧迫气氛。颈联笔锋一转，着重表现胡笳乐曲。诗人将乐曲中展现之景写得宛如眼前实有之景，虚实相生，连读者都仿佛感到了战场气氛的变化，更不要说身在其境的胡人将士了。尾联中叙事时间转入拂晓，拂晓是新生的一天的开始，意味着希望；而敌军终于撤兵而还，晋阳城也终于解除了危机。诗人收笔干净有力，用笔不可谓不神妙，《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录蒋一葵评语，认为“结用事佳切”。明末唐汝询《唐诗解》评价此诗：“是咏物体。清雅不纤，妙妙。”
【诗人名片】
王昌龄简介
王昌龄，字少伯，唐代京兆万年（今属陕西西安）人，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约卒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世称王江宁、王龙标等。
王昌龄出身于琅玡王氏。王氏本是南朝世族，但到王昌龄时，家世式微已久，父、祖几代都没有做官，家境较为贫寒。王昌龄曾自称“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上吏部李侍郎书》）。他早年在故乡躬耕读书，约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前后，短期盘桓于潞州和并州。之后几年内又漫游了西北边塞，曾经到过泾州、萧关、临洮、玉门关一带，足迹很可能还远涉葱岭以西的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此后他就步入了仕途，担任的都是校书郎及丞尉一类的卑官，不可能再行如此之远。他的大部分边塞诗作，大约都作于此时。
开元十五年（727），王昌龄进士及第，然后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其时，他与孟浩然已有交情，来往密切。后来，王昌龄因为对张九龄被罢相表示同情，得罪了李林甫等当朝权贵，遭贬岭南。途经襄阳时，孟浩然有诗《送王昌龄之岭南》：“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土风无缟紵，乡味有查头。已抱沉疴疾，更贻魑魅忧。数年同笔砚，兹夕异衾裯。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开元二十八年（740）秋，王昌龄获朝廷大赦北返，途中游襄阳，访孟浩然。孟浩然此时正患疽病，后背生疮，病情渐好。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把酒叙别情。谁知孟浩然喝酒过多而导致病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期间，王昌龄还经过湖南岳阳，又结识了李白。他送李白诗《巴陵送李十二》：“摇曳巴陵洲渚分，清江传语便风闻。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欲知一个人的为人，则看他所交的朋友即可知。王昌龄既然和李白、孟浩然结为好友，他本人显然也是潇洒豪放、不拘于凡俗之人。王昌龄生前诗名早著，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与李白、孟浩然的交往外，他还同高适、王之涣、王维、常建、李颀、岑参、储光羲等都有交谊。
同年冬天，王昌龄再次离京赴江宁（今属江苏南京）丞任，他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即由此官位而来。此时他已与晚辈诗人岑参相识，离长安时，有《留别岑参兄弟》云：“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县，东南棹孤舟。”岑参也写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中为王昌龄的前路担忧：“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王昌龄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李颀有《送王昌龄》诗，结尾几句说：“夜来莲花界，梦里金陵城。叹息此离别，悠悠江海行。”
从《留别岑参兄弟》等诗中可以看出，王昌龄对江宁丞这一职务并不满意。他在《送韦十二兵曹》诗中也说：“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平明趋郡府，不得展故人。”大概由于王昌龄内心存有这种不满意的情绪，并不时发泄，所以才会出现“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河岳英灵集》卷中）的结果。
关于王昌龄的诗名，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开元年间，王昌龄与王之涣、高适非常要好。有一天天寒微雪，三个人一起去旗亭小饮。正好有一些梨园艺人和四位著名歌伎也来此会宴。王昌龄提议说，我们三人各擅诗名，可究竟谁更胜一筹呢？今天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第一个歌伎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在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哭单父望九少府》），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下一个歌伎唱“奉帚平明金殿开”（《长信秋词》），王昌龄又添得一道。王之涣说：“这三位都只是普通歌伎，唱的是下里巴人。应看最后那位最佳的歌伎唱的是谁的诗。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诗，那我终身不与你们二位争衡了。”那名最出色的歌伎唱的果然为王之涣的“黄沙远上白云间”（《凉州词》），三人开心而笑。这就是有名的“旗亭画壁”故事。元代人还曾经将此传说编成杂剧上演。据明代胡应麟考证，“旗亭画壁”的故事不尽可信，主要的依据是开元年间这三位诗人没有聚首长安的机会。虽然如此，这条记载却也反映了三人当时的诗名及诗作的流传程度。王昌龄的诗在当时就颇受欢迎。
天宝七载（748），王昌龄由江宁丞再次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寄予深切的同情与怀念：“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后逢安史乱起，王昌龄由龙标赴江宁，然后北上濠州（今安徽凤阳），在那里不知因何触忤了濠州刺史闾丘晓，被其杀害。诗人的一生就这样悲剧性地结束了。
作为一代诗杰，关于王昌龄的资料却留存很少。除了上文所说贬龙标外，他还不止一次遭过贬，至少还曾被贬到岭南，可惜具体时间和原因都不太清楚。《唐才子传》说他“晚途不矜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也都语焉不详。这位伟大的边塞诗人屡次遭贬斥，仕途极不顺利，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后来他连龙标尉这样一个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竟为闾丘晓所杀。根据《旧唐书》、《唐才子传》等记载，王昌龄被害后，奉命讨伐安史叛军的唐朝重臣张镐救宋州之围，命令闾丘晓发兵支援。闾丘晓不听从命令，逗留不进。张镐得知宋州已陷，怒命手下将他杖击而死。临死前，闾丘晓以家有老母为由哀求，张镐道：“王昌龄也有母亲，谁来养活她？”闾丘晓便不作声了。
综观王昌龄的仕途，颇多坎坷波折。所谓“诗不穷人，然必穷而后工”，正是由于他数次被贬，曾遭贬到岭南及五溪蛮夷聚居之地，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又长期辗转于长江中下游黔、楚、吴、越地区，对那里的山水、树木、花草及民情风俗比较熟悉，所以在他的诗作中到处可见对楚风、越俗的生动描写。
据《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昌龄有集五卷，然而这个集子早已失传。《全唐诗》收王昌龄诗四卷，共一百八十余首，《全唐文》收其文六篇。现在所能看到的王昌龄诗文，就是这些。
王昌龄虽然终生沉沦下僚，又屡遭贬黜，也受到过佛道思想的影响，但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一生系心国事，渴望为国效力，“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达则兼济天下”是他恪遵不渝的信条，建功立业是他的人生理想，虽然屡受挫折，而壮志不衰。这种心情在他的诗中屡有抒发，如“忠贞抱生死”（《留别武陵袁丞》）、“忠贞何由伸”（《送韦十二兵曹》）、“行当务功业”（《别刘谞》）、“何当边草白，旌节陇城阴”（《江上闻笛》）等等。他还常常通过讴歌李广、王猛等历史人物，以及“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之一）的英武少年、“黄沙百战穿金甲”（《从军行》之四）的戍边健儿，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王昌龄生前诗名早著，尤其是他的七绝，在唐代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绝句，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中来看，都是异常出色的。他通过自己杰出的创造力和成功的实践，大大开拓了绝句的领域，使这一体制短小的形式得到了充分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现存一百八十多首诗中，绝句就有八十多首，成就也最高，因而后世称他为“七绝圣手”。他的七绝，常常与李白的七绝相提并论。
描写边塞征戍生活，表现妇女的命运和心灵，是王昌龄的诗歌比较集中的两个主题。
他的边塞诗多采用乐府古题和易于入乐的七绝形式。不同于一般边塞诗歌仅仅停留在对边地景色的刻画，王昌龄诗中注重揭示征戍者的内心世界。他的边塞诗落笔高远，意象开阔，含蓄深沉，耐人寻味，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从军行》和《出塞》两组七绝。
《从军行》中“青海长云暗雪山”一首，以战争的频繁、艰苦和漫长，反衬戍边健儿坚于金石的报国壮志。“大漠风尘日色昏”一首，则对秦汉以来边塞战争持续不断、无数兵士不得生还的历史进行深沉的思考。“烽火城西百尺楼”、“琵琶起舞换新声”两首，则抒写了战士久戍不归难免要产生的离恨乡愁。王昌龄的边塞诗从各个方面对唐代的边疆戍守生活进行刻画，与王之涣的《凉州词》相比，他的作品更加积极向上，更能体现出盛唐时那种雄浑有力的脉搏。而一首“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出塞》，更是写得雄浑苍凉，千百年来不知鼓舞了多少爱国将士，激励过多少英雄豪杰。明代李攀龙认为，这首诗堪称唐人七绝压卷之作。
王昌龄的有些诗篇，还揭露了边地战争牺牲的惨重，诉说将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为他们呼吁和抗争。如《代扶风主人答》一诗，通过一位十五岁从军。暮年归来孤苦无依的战士的讲述，反映了府兵制对人民生活的破坏和戍卒的苦难。另一首长诗《箜篌引》，则真实地揭露了边将压迫境内少数民族的罪恶行径，表达了诗人永休干戈的美好理想。王昌龄这些歌行体作品同他的七绝一样，善于攫取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运用极其精炼、概括的诗歌语言，铿锵悦耳的音律，深刻细致的笔法，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呈现出雄伟的气魄和生动的形象。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一方面满怀强烈的主观感情，将边塞生活理想化，用激昂的格调歌唱唐军声威；另一方面，又极写边塞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表现对下层兵士的关切，旗帜鲜明地揭露战争的灾难后果。
他表现妇女命运和心灵的诗，比如宫闱离别诗，又是另一种格调，字字白描，句句绮丽，情意悠长而深远，富于涵蕴，表现出高度的概括能力。王昌龄写过不少宫词，这些诗里的景物常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气象，所表现的感情则柔婉含蓄，非常切合宫词这种体裁。比起后来写有百首宫词的王建，毫不逊色。《春宫曲》、《西宫春怨》和《长信秋词》等宫怨诗，主要描写紧锁在帝王后宫、被剥夺了自由和幸福的女性们的可悲生活，“秋殿”、“珠帘”、“熏笼玉枕”等词句使人想到崇丽的殿宇，精致的服饰；但华堂玉阙，锦衣美食，只是遮掩她们囚徒般生活与玩物身份的一层外衣。诗人虽然由于种种局限，不可能将抨击的矛头指向封建帝王，但对于这些女性，他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同上述宫词相比，《采莲曲》、《浣纱女》、《越女》等诗篇描写的则是民间女性的形象。诗人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少女少妇操舟湖上、采莲溪间的欢快情景，那嬉戏弄水的憨态，清脆悠扬的欢声笑语，活脱脱地刻画出她们健美活泼的风姿、纯真爽朗的性格。这些诗篇如同盛唐江南水乡绝妙的人情风俗画。王昌龄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善于概括和想像，语言圆润蕴藉，毫无藻饰，给人以清新优美的感受。他历经磨难，又到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对各地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深有体验。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涉及各地、各民族人民的广阔生活，并吸收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
二十世纪初，施章在《王昌龄的诗》一文中认为，王昌龄“虽然算不得意志极强的人”，“但他能将他当时所不满意的事实，详详细细地描写出来，使我们读者知道这些人间的痛苦，而起来积极地改革”。他把王昌龄表现人生痛苦的诗分为“表现战争”和“表现宫廷生活”两种。闻一多也曾对王昌龄诗歌进行过深入分析，他将王昌龄视为盛唐诗坛“个性最为显著”的两个作家之一（另一个是王昌龄的好友孟浩然）。他认为，“从文学技巧说，王昌龄和孟浩然可以对举”，但“浩然走的是清淡之路，昌龄走的是浓密之路”，而王昌龄在孟浩然之后提倡浓密，正符合盛唐诗风“由齐梁陈逐步回升到魏晋宋的古风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将王昌龄和谢灵运进行比较后，闻一多认为，“大谢炼字功夫极深，但尚不能堆成七宝楼台，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王昌龄了”，而且“昌龄在文字锻炼功夫上别有天地，比大谢成就更大”。在具体的艺术分析中，闻一多又指出，王昌龄诗给人的印象是“点”的写法，而且“使人读起来产生颤动的感觉”，这“可说是王昌龄的独创风格，功绩不可磨灭”。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王昌龄在七绝这一诗体的发展上做出了特殊贡献。七绝虽起源甚早，初唐时也不乏佳作，但直到开元初年仍未臻成熟，未进入繁荣阶段。王昌龄对七绝创作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不仅在题材上有较大的开拓，而且通过他的努力开拓，七绝在概括生活容量、丰富表现能力、创造深厚内涵、描绘感人情境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王昌龄的七绝，长于运用比兴、烘托、婉曲、含蓄等传统手法，善于将丰富的意蕴熔铸在短小的形式中，语言圆润，音调嘹亮，富于民歌气息，唐宋以后一直作为七绝的优秀范本而为后世作者所推崇，对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七绝往往选取最精炼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语言，含蓄而有余韵，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像空间。正是由于他和李白等人成功的艺术实践，唐诗中七绝的数量才显著增加，蔚为大观。前人对他的这些突破和创新给予了高度赞赏，在谈到七绝时，往往将他和李白相提并论。清人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清人王士禛在《艺苑卮言》中也说：“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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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胡笳曲-原文句解诗意赏析-王昌龄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