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行路难（其一）
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
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
黄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弃捐。
安知憔悴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
【题解】
开元八年（720），高适来到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当时的唐王朝在唐玄宗的统治下繁盛一时，诗人正是风华少年，心中充满了定国安邦的大志。可是由于出身低微，他求取功名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深感失落与无奈。诗人客寓书馆，囊中羞涩，看到大街上风光无限的贵族子弟，不禁心生怅惘，于是写下了这首《行路难》，藉以疏解仕进无路、自托无门的愁闷。
【句解】
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
长安城里的年轻人不缺少钱财，他们骑着骏马，挥动金鞭，马鞭的鸣响回荡在长安的街市上。“少年”，指京都的权贵子弟；有的版本作“少长”，则词意涵盖范围更大，所指不止于少年。在整首诗的前六句中，诗人以全景摄入的手法铺陈少年贵族的豪华富有。而起始两句更是开门见山，用直白的语言道出了贵族子弟的豪奢：他们骑的是“骏马”，用的是“金鞭”，仅仅写其服舆之物，“长安少年”的骄纵富有已可猜想而知。诗人在起句用白描手法为全诗渲染出激扬的格调，在读者的阅读期待中，京都长安的贵族少年们腰缠万贯，扬鞭驰马，一场繁华的竞逐正在悄悄拉开帷幕。
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
西汉成帝时候，封外戚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个人在同一天被封侯，故而世人称他们为“五侯”。东汉光武帝又曾封王兴的五个儿子为五侯，汉桓帝封宦官单超等五人为侯，于是后人借“五侯”代指声名显赫的贵族。“弦管”，一作“丝管”，泛指乐器。第三句借五侯的尊贵来衬托长安少年的赫赫声势，他们与权门贵族交接结纳，谈笑自若，真可谓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第四句则通过美人的歌舞留连，写出贵族少年的轻薄放纵，同时以一“争”字刻画出趋炎附势者竞相攀附权贵的姿态。
黄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弃捐
贵族少年底气十足，家中有无数黄金可供他们随意挥霍。诗人用“不敢惜”写出了贵族们以利相交的现实，同时也讽刺贵族少年养尊处优、不懂珍惜财物。接下来诗人又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贵族们的权势之重：他们只要说出片言只语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谓生杀予夺、一言九鼎。诗人“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别韦参军》），为的正是能够受到朝廷的赏识，在仕途上有所进取，以便建功立业、报效国家。这愿望本可以经由当政者的荐举而实现，可是把持朝政的人大多受贿徇私，不肯出一言相助，所以诗人只有感叹“片言如山莫弃捐”了。
安知憔悴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
“憔悴”，忧愁的样子。“灵台”，古时周文王为了纪念领授天命而营修的建筑，用来观察天文星象，《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其故址在长安以西。诗中所说的灵台并非特指周文王所建的灵台，而是泛指京都长安中诗人所暂住的台观。诗的末二句是诗人自伤自怜的感叹：那些骄奢淫逸的贵族子弟，哪里知道面有菜色的读书人在沉沉暮色中寄宿灵台寒舍，私下里深自怜惜呢？“不平则鸣”，诗人是自怜也是怜人。他既感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又替普天下的清寒书生鸣寄不平。这不禁使人想起了西晋诗人左思《咏史》诗所感慨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诗人用“憔悴”、“暮宿”、“自怜”这三个词极力写出清寒书生的情状，飘零之苦与孤单之感全都跃然纸上。
【评解】
《乐府古题要解》卷下云：“《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伤悲之意。”以乐府诗题《行路难》书写进退无据、行止艰难的境遇，在唐人诗中已成为惯用手法。年轻的高适来到长安，自认为“书剑”已成，想要上书自效，施展才华。看着长安城内府第参差、车马辐辏、精英荟萃、名流云集的盛状，他心中充满了建功立业、封侯起第的渴望。他本以为凭自己的学问见识，一定可以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可是现实是冰冷的，诗人不得不面对失意的苦闷。他将满腹的愁怨寄托在《行路难》的诗句之中。
富贵门第的少年持金鞭跨骏马，操持权柄，在美人的竞相陪伴下歌舞游宴。而落寞的诗人却暮宿旅舍，孤灯寒衾，身心憔悴、顾影自怜。不同的际遇带来了不同的心境，诗人希望改变现状的心境在对比中显得更加迫切。诗人的情感是含蓄的，而这种含蓄却以客观物象的张扬作为其呈现的背景，因而更显得凄清、苍凉。正是在这种交互衬映的情感逻辑中，诗歌的前六句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长安贵族子弟们的少年得意。诗歌最后两句卒章显志，以诗人自我境况的寒酸简陋作结，一唱三叹，感慨系之。
诗人并没有因为一时的困境而丧失进取的信心。细读此诗不难发现，在诗人看来，自身的不得志只是人生中必不可免的暂时等待，一旦时机到来，他便会乘势而起。对外界物象的张扬描写，其实也表明在诗人的心灵深处，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度正在悄无声息地沉淀。诗人在潜意识中将自怜升华为一种自赏，对于未来仍有无限期许。不过，这自赏难免带有几分淡淡的苦涩。
【诗人名片】
高适简介
高适（约700—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世居洛阳。他是盛唐时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高适既是杰出诗人，又是战功卓著的将领。在唐代重要诗人中，他算是唯一取得较高政治地位者。
高适家境贫寒。虽然出身官僚家庭，父亲曾任韶州（今广东韶关）长史，但到了高适的时候，家中已经日渐衰败，靠躬耕田垄过活。高适早年“性拓落，不拘小节”。二十岁时，他赴京求官，自以为唾手可得，写诗说“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谁知现实偏不使他如愿。他失意而归，长期客居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以求丐取给”，靠友人资助生活。
他爱交游，有游侠之风，以建功立业自期。除早年游历长安之外，他后来还到过蓟门、卢龙一带，寻求进身之路，都没有成功。开元二十年（732），高适北上漫游燕赵一带的时候，正值燕山一带发生北部游牧民族侵犯唐朝边境的战事。他投信安王李祎幕府，希望入幕从戎，把求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战场上。这时他作有《信安王幕府诗》。但愿望又一次落空，他只得抱恨而归。这期间，他以亲身经历和体验，写出了《塞上》、《蓟门五首》等边塞诗作。
开元二十三年，高适再次入长安应试，仍然落第。他在长安、淇上逗留了一段时间，约于开元二十五年末或次年初返回，继续客居梁宋。与前一段客居生活不同，这期间他曾几度外出。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天宝三载（744）至五载间，他与李白、杜甫结交，曾两度相聚，同游梁宋、齐鲁。他们一起饮酒出游，怀古赋诗。与李、杜二人的交识，推动了高适诗歌的创作。杜甫在《遣怀》诗中曾回忆这段交游生活：“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从开元二十年至天宝八载（749），高适浪游无成。但这段时间，他常接触下层社会，因而对现实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写了大量杰出的边塞诗和反映民间疾苦、抨击朝廷权贵骄奢淫逸的作品。每写成一篇，常被传诵，由此诗名渐著。他在不少诗中也流露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和痛苦情绪。这段时间是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期。
天宝八载，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高适才中有道科，授封丘（今属河南）尉，由此开始自己的仕宦生涯。但官职如此卑微，使他感到难以实现远大志向。而腐败、残酷的“吏道”，更使他不堪忍受。天宝九载冬，他北使清夷军（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当时属范阳节度使管辖）送兵，第二年春回到封丘。到天宝十一载，他就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又一次到长安。到长安后，他曾与杜甫等旧游重会。不久，年过五旬的高适终于等来了机会。他接受河西（今甘肃武威）节度使哥舒翰之聘，前往其幕中担任掌管书记。这次出塞，虽然也说不上如何得志，但相比首次出塞，高适自己还算比较满意。这年冬他随哥舒翰入朝，次年返河西。自入哥舒翰幕府起，高适仕途渐趋显达，他也把哥舒翰视为知己。
天宝十四载冬，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诏命病废在家的哥舒翰平乱，高适也被擢拔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辅佐哥舒翰镇守潼关。由于杨国忠等弄权，耽误战机，以致哥舒翰战败，潼关失守，长安城被叛军攻破，玄宗出走四川。高适择小路追赶玄宗，在河池向玄宗面陈潼关失守的经过和原因，反映了士卒生活艰苦、有些长官只知享乐而军无斗志等情况。玄宗闻言，嘉其忠义，擢授侍御史，随又升为谏议大夫。
《旧唐书·高适传》说他“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他向玄宗献策，主张将国库所存钱粮拿出来招募士卒，聚集力量抗击叛军；玄宗欲使诸王分镇各地，高适竭力劝阻。唐肃宗至德元载（756），永王璘进兵江淮，高适被任命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兼采访使，率兵讨伐。他与其它平叛军合力，将永王兵马击溃，永王被杀而乱平。此后，高适参加平定安史之乱，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名震朝野。高适在朝为官，史书称其“负气敢言，权幸惮之”。肃宗乾元元年（758），权臣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在肃宗面前说高适的坏话，结果高适被降任为太子詹事，留司东京洛阳。次年，他出任彭州（今属四川）刺史，上元元年（760）又转任蜀州（今四川崇庆）刺史。当时蜀地发生叛乱事件，高适参加了平叛之役。唐代宗宝应元年（762），高适被任命为成都尹，次年又升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攻取陇右，十月进占邠州、武功。唐廷震动，唐代宗逃奔陈州。吐蕃兵进占长安城后，因怕中计被歼，遂引军退去。此时高适率兵至长安迎战，给吐蕃兵以重创。广德二年，高适被召还京，离开西蜀。他在西蜀时虽无卓著政绩，但“政存宽简，吏民便之”。他回朝后任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因功封渤海县侯。但转过年来，即永泰元年（765），即因病辞世。
可以说，高适不仅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还是一位颇有胆识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后期仕途之通达，为唐代诗人所少有。以入哥舒翰幕为界，高适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其主要成就集中在前期。后期尤其是至德元载以后，他仕途得意，虽然也写过一些佳作，但总的说来较前期逊色。在他的一部分诗作中，也流露出热中功名、片面为唐王朝歌功颂德的庸俗思想，这毋庸讳言。
高适长期漂泊，从军后又多年驰骋疆场，对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有着深切感受。他所写诗歌，常结合壮丽的边塞风光，抒发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以及反映征人思乡、少妇怀远和士卒驰驱沙场的艰苦、牺牲精神等。其诗慷慨豪放，悲壮苍凉，给人以积极奋进的感受。《全唐诗》中收其诗作二百余首，其中尤以《燕歌行》、《塞下曲》等被广为传唱。诗中“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豪言，表现了诗人以身许国的开阔胸襟、昂扬乐观的爱国主义热情，反映了时代的强音；同时，这种格调也构成了他边塞诗创作的主旋律。
高适与岑参都有过军旅生活的经历，又都以歌行体见长，因而他们的诗具有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奋斗精神的共性。但两人的创作风格却又迥然不同。岑参的边塞诗以雄奇瑰丽为主要特色，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高适的诗歌同样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但相比之下，他的诗风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在描写边塞的战斗生活时，他侧重于表现战斗的激烈、艰苦和对士卒的同情。例如在《燕歌行》中，他就将沙漠的荒凉环境、激烈的战斗气氛、士兵的复杂心态等思想内容融为一体，形成了雄厚豪健、悲壮浑朴的艺术风格。他的一些赠别诗，如《别董大》、《别韦参军》，也具有豪迈动人的气概。
高适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他早期的诗歌很多都表达感慨怀才不遇、仕途失意的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如《别韦参军》、《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效古赠崔二》等，抒写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对现实有所不满。而像《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人日寄杜二拾遗》等，或抒发友情和别意，或向往隐居生活，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但这类诗中也往往掺杂企羡功名富贵或者消极出世的思想。
高适还写了一部分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这类诗歌，也主要是在前期创作的，讽时伤乱，指斥弊政，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有所批判，如《古歌行》、《行路难二首》、《封丘作》、《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东平路中遇大水》等。他的这部分诗歌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农民遭受赋税、徭役和自然灾害的重压，对他们的困苦境遇表示同情。此外，他还写过一些赞美“良吏”的诗，从“仁政”思想出发，提倡轻徭薄赋。在盛唐诗人当中，高适是反映民生疾苦比较突出的一个。这与他长期接触社会下层的生活和同情民众、济世安邦的理想有密切关系。安史之乱后，高适还写下一些此类诗作，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登百丈峰二首》等，对政局流露出忧虑和愤慨之情。
高适诗中成就最高的还是边塞诗，代表作有《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也主要创作于前期。他这些优秀的边塞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象生动，充满乐观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赞扬了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了他们以身殉国杀敌立功的豪情，同时也表现出诗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政治抱负。他的边塞诗还有一些描写普通士兵生活和揭露将领骄奢淫逸之状，具有积极意义；在这部分作品中，他一方面歌颂战士立功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表现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和对和平的向往，另一方面则揭露边将的骄奢淫逸和朝廷的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他的边塞诗语言质朴精炼，气势雄健高昂，感情深挚，风格遒劲，是盛唐边塞诗中的精品。
此外，高适的一些咏史之作如《宋中十首》，以及某些描写旅途景色的诗如《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赴彭州山行之作》等，也颇有佳句。
高适的诗在当时已享有很高声名。《新唐书·高适传》说他“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唐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也称许他“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感情深挚，意气骏爽，语言端直，笔力浑厚，是高适诗风的基本特点。以诗体而论，高适诗古体胜过近体，尤以七古最为擅长。他的歌行长篇，波澜浩瀚，沉雄激壮，声情顿挫；五古则质朴古直，接近汉魏古诗；他的近体以七律和七绝为工。
高适作品在他生前即进行了编集，有天宝七载（748）左右张九皋编、颜真卿作序的诗集，但已佚失。新、旧《唐书》著录其文集二十卷，今亦不存。现在传世的有《四库全书》所收明汲古阁影宋抄本《高常侍集》等，保存了他的诗歌约二百四十首。现在通行的高适作品版本，有今人刘开扬整理《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整理《高适集校注》等。
文章标题：行路难其一·长安少年不少钱-原文句解诗意赏析-高适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