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题解】
永贞元年（805）年底，柳宗元扶老携幼来到永州，寄居城南龙兴寺，一住便是四年多。寺中住持重巽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的再传弟子，柳宗元对他十分仰慕，尊称为“超师”，常与其一起打坐说经。这首诗约写于元和元年（806），超师院指重巽坐禅的龙兴寺净土院。
柳宗元是唐代诗人中佛学修养极深的一位，他“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于禅宗、天台宗、律宗等佛教宗派经义颇有造诣。在他的思想中，佛教义理带来的影响也时常可见。不过，正如章士钊所说，“子厚自幼好佛，并不等于信佛”（《柳文指要》上卷）。柳宗元主要是通过精研佛理来提高精神境界，这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尚，但他终究不是一位佛教徒。在柳宗元的诗文创作中，清幽淡远、空寂荒冷是主要的艺术风格，这与他的佛学理念有密切关系。本诗中诗人由览物而顿悟的转变过程，阐释的正是禅宗任运自在、随处领悟的精神境界。
【句解】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汲”，从井里取水。“贝叶”，古代印度人用以写经的树叶，代指佛经。清晨取来井水漱口以清净心灵，再拂去衣上的灰尘，身心俱净，做好读经的准备。清人章燮认为：“‘清心’句言漱井水，内可以清心；拂尘服，外可以去垢。谓内外洁净诚心，方可读禅经也。”（《唐诗三百首注疏》）闲来信步走出东斋，手持佛经诵读，身心俱安。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真源”，指佛教的真谛。“妄迹”，《大乘义章》：“谬执不真，名之妄迹。”指学禅而拘泥于妄诞、不能晓悟的行止。“遗言”，指流传的佛典。“缮性”，涵养本性，修心养性。世间学佛者虽众，但佛教的真谛却很少有人领悟；人们尽力追求的，往往只是妄迹。如此一来，对于佛典的经义，可能还有与之契合的希望，但对于真正的修行却并无益处，不能达到圆熟的境界。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
“道人”，得道之人，这里指超师。“膏沐”，洗沐、润泽。得道高僧的禅院静寂无声，苍苔翠竹绵延一色。朝阳初升，在渐散的晓雾和露珠的润泽下，青松如同刚刚沐浴过一般，清翠怡人。这四句写景，亦寓有禅意，正如清人何焯所说：“日来雾去，青松如沐，即去妄迹而取真源也。故下云澹然有悟。”（《义门读书记》）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看到了眼前景物的天然自得，诗人心有所悟，于是不再记挂佛经中的言论，心中自然恬淡平和，完善自足。领悟佛理的最高境界是超越语言层次的，这两句中表达了作者对“离经得道”禅宗思想的认识。明人唐汝询《唐诗解》卷十称：“此读经而迷，览物而悟也。言清洁身心取经以读，专精如此，而不获其真源，彼此之所逐，特其妄迹耳。然言可冀其默悟，性何由治之使纯一哉！今观草木自得之天而性在是矣，是以不待言说而心自悟也。经岂必深读哉！”
【评解】
这是一首富有禅理意味的诗，作者通过在禅院晨起读经而后览物有所得的体验，发挥禅理，“不作禅语，却语语入禅”（明人杨慎语）。金代元好问《木庵诗集序》认为：“柳州《超师院晨起读禅经》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虽然诗人是因禅而说理，但诗的关键落在一个“悟”字上，全诗皆由此展开。借助宋人范温《潜溪诗眼》中的一段评论，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一点：“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向因读子厚《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一段至诚洁清之意，参然在前：‘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微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真妄以尽佛理，言行以尽薰修，此外亦无词矣。‘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盖远过‘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予家旧有大松，偶见露洗而雾披，真如洗沐未干，染以翠色，然后知此语能传造化之妙。‘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盖言因指而见月，遗经而得道，于是终焉。其本末立意遣词，可谓曲尽其妙，毫发无遗恨者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诗人名片】
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古代属河东郡，因此，柳宗元又被称为“柳河东”。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即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的第十年，柳宗元出生于长安。这时的唐朝已不复全盛时期的兴盛，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日渐衰朽之路。不过就当时而言，很多士人仍坚信唐朝会重振雄风，他们心中仍存有中兴的希望和信念，并竭尽全力地进行革新和救弊的努力，柳宗元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柳宗元的政治抱负与其家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柳氏属于名门望族，早在北朝时，柳、薛、裴三族就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自称：“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自柳宗元的八世祖起，柳家接连数代都任朝廷大吏。入唐后，柳家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力量，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仅高宗一朝，柳家子弟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余人。但是在武后主政期间，柳氏一族受到严重打击，到柳宗元时，家族已从高门大族衰落为一般的地主阶层。柳宗元对祖上的功业充满向往，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振柳氏家族。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柳镇在玄宗、德宗朝都曾做过官，品秩虽然不高，但很有风骨。在长期游宦过程中，柳镇对官场黑暗和底层民众生活有较深了解，写过不少富有正义感的诗文。柳镇虽然是个儒生，但并不迂腐，深知学、行兼顾的重要性。他人生态度积极，广交益友，他的品行和学识对柳宗元影响很大。柳宗元的母亲出身于著名的士族大姓范阳卢氏家族，她贤淑有识，文化素养很高，在操持家务之余，还亲自对柳宗元进行启蒙教育。柳镇长期在外为官，卢氏在家孝养老幼，饱经艰辛而无怨无悔，她的人格修养令柳宗元颇受教益。柳宗元九岁时，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建中之乱爆发，这次割据战争使柳家饱受其苦，也使幼年柳宗元深刻认识到底层民众的苦难，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
柳宗元年少成名，十三岁时即写出《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颇受赞誉，被誉为“奇童”。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柳宗元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与刘禹锡同科，他们后来结为好友。这时柳镇病逝于长安，柳宗元在守制期间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一位叔父处游历，在那里，他对唐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很深的了解。这段经历对他思想性格的成熟起了促进作用。
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登博学宏词科，受命为集贤殿正字，从此走上仕宦之路。他秉承父祖的教训，志向远大，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在入仕之后，柳宗元将全部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中，力图有所建树。三年后，他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又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这段时期，由于接触了很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实例，他改革时弊的愿望日益强烈，并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砥砺，形成一定的声势。在这个圈子里，柳宗元是很有锋芒的人物，“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一起参加了力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并成为其中的主要人物，时称“二王、刘、柳”。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顺宗有志改革弊政，王叔文集团得以主政。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王伾、刘禹锡等人，积极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停罢“宫市”、取消苛捐杂税等。这次新政，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受到宦官、藩镇和保守官僚的一致抵制和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内禅”，太子李纯登基，即宪宗。“永贞革新”的骨干成员纷纷遭到贬逐，被流放远州，革新运动宣告失败。第二年，革新派领袖王叔文在贬所被赐死。
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对革新人士极为仇视的当权派并未罢手，他们挑唆唐宪宗下诏，称即使遇到恩赦，八司马也“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柳宗元等人来说，这是个极其残酷的打击，他们带着绝望的情绪分赴边地。
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奉母抵达永州贬所。当地环境艰苦，气候恶劣，半年后，其母卢氏即因病辞世。柳宗元在永州度过了十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深入了解下层民众疾苦，饱览永州奇山异水，写下诸多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溪居》、《渔翁》、《江雪》等作品均为此时所作。贬居永州时期，柳宗元独处一隅，知交零落，苦闷彷徨又无计可施，昔日的志向与抱负更是无从谈起，正所谓“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再加上环境艰苦，水土不服，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伤，以至于“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寄许京兆孟容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
宪宗元和十年（815）春，柳宗元奉召回到京师。三月，又远迁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官职虽然略有提升，任所却更加僻远，名为升迁，实为流放。柳州自然环境恶劣，“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寄韦珩》）、“桂岭瘴来云似墨”（《别舍弟宗一》）、“异服殊音不可亲”（《柳州峒氓》），柳宗元到此如入异域荒城，心中十分失落。但他在慨叹自己的不幸之余，并未放弃自己的职责，他在柳州积极施政，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开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在柳州期间，柳宗元的情绪始终比较低落。这次流放远州，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已经完全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在他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文中，往往可见其雄心不再后的颓放，“只因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槲花”（《种木槲花》），“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这种郁结的心情使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在柳州期间，柳宗元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别舍弟宗一》、《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大赦，经宰相裴度说情，宪宗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已经病殁，时年四十七岁。当地居民在罗池建庙纪念他。现在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冢。
对柳宗元来说，贬谪永、柳二州，在政治上当然是极度失意，但另一方面，却又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宋代欧阳修分析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四《薛简肃公文集序》）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相当突出，他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论说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成果斐然。
柳宗元的诗歌现存一百六十余首，在唐代诗人中，他属于创作数量较少的一位。但柳诗中不乏传世之作。很多人认为柳宗元的文胜过诗，但他诗歌的魅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前人评论柳诗，大多认为他继承陶渊明传统，如宋代苏轼曾这样评价：“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杨万里也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但陶、柳二人生活际遇、思想性格均有很大差别，仔细品味两人的诗风，实际上也还是有所不同：陶诗自然淡泊、平和旷远，而柳诗则于清丽之中包蕴着忧怨峻峭。
柳宗元矢志于政治革新，却连遭贬谪，政治上的失意使他的精神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在他的诗歌中，几乎处处可见抑郁、悲愤、怨怒和挣扎的痕迹。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思想感情，使柳宗元在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被后人称为“柳子厚体”。他的诗歌格调简淡质朴，情感沉厚丰富，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清峻委曲，这一点在山水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现存柳诗绝大部分是诗人贬谪永州以后的作品，题材广泛，众体兼备，叙事、咏史、寓言、山水、抒情等体裁各具特色。
除诗歌之外，柳宗元在其他文学体裁上也有很高成就，他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传统，《沧浪诗话》的作者宋代严羽认为“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二人与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还和韩愈一起在中唐文坛上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提出了“文道合一”、“不平则鸣”、“务去陈言”、“辞必己出”等一系列创作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古代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品之一。他还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如《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这些寓言讽刺现实，形象生动，篇幅短小而波澜起伏，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柳宗元的论说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封建论》、《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等为其代表作，《封建论》被晚清林纾誉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除文学成就之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有自己明确的哲学主张，提倡“元气自然论”，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由于元气的运动。他还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认为人事祸福、社会治乱与自然现象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他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必然趋势，这种“势”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而否定“天命论”。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也是比较进步的，他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在《封建论》中肯定郡县制，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反对宦官干政。
柳宗元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容诸家。他推崇“尧、舜、孔子之道”，“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自称“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寄许京兆孟容书》）。他认为儒家的五经是“取道之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也就是说，儒道是根本。但他也并不排斥先秦诸子，认为老子、杨朱、墨子、韩非、刑名、纵横等诸子百家，与儒学并不对立，都“与孔子同道”，应该“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使之合于“圣人之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与韩愈在很多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他并不像韩愈那样排佛。他精通佛学，认为佛学与儒学有相合之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
在中国历史上，柳宗元以他积极进取的精神、深邃广博的思想、清峭凝练的文风，卓然屹立于文化名人之林。他一身兼具政治家的才干、哲学家的思想和文学家的情怀。他一直以政治追求为目标，最终却以文学和哲学成就闻名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