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题解】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柳宗元一度奉召回到京师，但很快又与好友刘禹锡一同被贬谪远州，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刘禹锡出任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两人一路同行，至衡阳分手，刘禹锡的诗《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小引云：“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本诗即作于当时。值此分别之际，两位好友自是相对唏嘘，无限感慨。
【句解】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秦京”，秦都城咸阳，此处借指唐都长安。首联十字之中，包含了一段漫长的人生悲剧。柳宗元自永贞元年（805）贬谪永州，在边远的谪地度过了痛苦的十年，其间母丧身衰，不堪回首，可以说是日日辛酸，年年血泪。终于盼到了召还归京的一天，本以为可以从此再登朝堂，有所作为，没料到仅仅数月，就再次被外放柳州。虽然官阶提升了，但去如此遥远的边荒为官，无疑于流放，这证明宪宗已经不准备谅解和起用他们了。如果说贬到永州时柳宗元还心存希冀的话，那么此时的他已经对前途绝望了。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诗人体会到了由苦闷而狂喜而极哀的巨大转变，这种心理落差无论谁来面对都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诗人痛定思痛，以平淡的语气叙说这惊心动魄的转变，反而起到了强化的作用，令人愈发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深创痛。十年永州的艰难困苦，“憔悴”二字岂能涵盖？淡淡的一句“谁料”背后，是诗人的斑斑血泪。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伏波”，指汉代伏波将军马援，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刘禹锡前行的去路，正是当年马援征讨叛乱的路程，因而诗中称为伏波故道。“翁仲”，传说秦始皇开始兼并天下时，有长人见于临洮，身长五丈，足迹六尺，秦始皇令人仿照其形铸成铜人，称为“翁仲”，后来称铜像或石像为“翁仲”，这里当指荒芜墓地前的石像。此诗题为“分路”，柳宗元去往柳州，刘禹锡去往连州，两人在衡阳分别，柳宗元作此诗相赠。这两句都是描述刘禹锡前去的古道荒凉衰败。清人赵臣瑗认为“风烟在”、“草树平”二语“一片凄凉境界，便堪吊出离人无数眼泪”（《山满楼笺释唐人七言律》）。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直以”，无可奈何之词；“慵疏”，懒散冷淡，不合群。明末清初金圣叹评论此诗时认为“慵疏，一罪也；文字，二罪也。此是先生亲供招状也。除二罪外，先生无罪，信也”，以为这两句是诗人追述自己获罪的缘由。而纪昀则以为这两句是“规之以谨慎韬晦，言已往以戒将来，非追叙得罪之由”，是规劝友人的话。纪昀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因为这首诗是写给刘禹锡的，中间两联都与刘相关。刘禹锡在朝锐意进取，文字激扬，言辞甚利，得罪了不少权贵。刘禹锡被再度贬谪，与他作诗讥刺权贵有关，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载：“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两人即将分赴贬所，诗人恳切地规劝好友应吸取教训，不要再意气用事。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濯缨”一语出自古代《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相传为汉代李陵所作的《与苏武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子恨悠悠”句，这两句即本于《与苏武诗》。清汪森认为此诗尾联“结语沉着，翻临河濯缨语，可悟用古之法”。同是离别，李陵诗直言其恨，柳诗则以泪代怨，虽未言恨而恨在其中。金圣叹认为用“濯缨”二字，就可看出柳宗元与刘禹锡是清流而不是浊流，未免求之过深，未必是作者的原意。明人谢榛批评这两句“至怨至悲，太不雅矣”，其实雅俗与否，不能仅就字面来看。诗人在此与知交好友分别，未知他年可否相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诗中所言“垂泪千行”，正是真性情的表露，如果在此际仍要用一些典雅文饰的说法，那么这种所谓“雅”则不免近于“伪”。
【评解】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相交二十年的挚友，两人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济世追求，而共同承受的挫折和打击，则使他们的友谊历久弥笃。两人在长期贬谪之后回到京城，不料旋即再放边地。一路患难同行，自是难舍难分。挥泪惜别之际，诗人将对友人的深厚情感尽蕴于诗，诗中有痛惜，有忧虑，有规劝，有伤心。诗中依稀可见作者对前途的失望甚至绝望情绪，此时的离别，不可能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洒脱意绪，也不可能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浪子情怀，而只有失意者对友人的诚挚叮嘱和近乎诀别的伤痛。
【诗人名片】
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古代属河东郡，因此，柳宗元又被称为“柳河东”。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即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的第十年，柳宗元出生于长安。这时的唐朝已不复全盛时期的兴盛，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日渐衰朽之路。不过就当时而言，很多士人仍坚信唐朝会重振雄风，他们心中仍存有中兴的希望和信念，并竭尽全力地进行革新和救弊的努力，柳宗元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柳宗元的政治抱负与其家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柳氏属于名门望族，早在北朝时，柳、薛、裴三族就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自称：“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自柳宗元的八世祖起，柳家接连数代都任朝廷大吏。入唐后，柳家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力量，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仅高宗一朝，柳家子弟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余人。但是在武后主政期间，柳氏一族受到严重打击，到柳宗元时，家族已从高门大族衰落为一般的地主阶层。柳宗元对祖上的功业充满向往，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振柳氏家族。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柳镇在玄宗、德宗朝都曾做过官，品秩虽然不高，但很有风骨。在长期游宦过程中，柳镇对官场黑暗和底层民众生活有较深了解，写过不少富有正义感的诗文。柳镇虽然是个儒生，但并不迂腐，深知学、行兼顾的重要性。他人生态度积极，广交益友，他的品行和学识对柳宗元影响很大。柳宗元的母亲出身于著名的士族大姓范阳卢氏家族，她贤淑有识，文化素养很高，在操持家务之余，还亲自对柳宗元进行启蒙教育。柳镇长期在外为官，卢氏在家孝养老幼，饱经艰辛而无怨无悔，她的人格修养令柳宗元颇受教益。柳宗元九岁时，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建中之乱爆发，这次割据战争使柳家饱受其苦，也使幼年柳宗元深刻认识到底层民众的苦难，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
柳宗元年少成名，十三岁时即写出《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颇受赞誉，被誉为“奇童”。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柳宗元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与刘禹锡同科，他们后来结为好友。这时柳镇病逝于长安，柳宗元在守制期间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一位叔父处游历，在那里，他对唐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很深的了解。这段经历对他思想性格的成熟起了促进作用。
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登博学宏词科，受命为集贤殿正字，从此走上仕宦之路。他秉承父祖的教训，志向远大，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在入仕之后，柳宗元将全部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中，力图有所建树。三年后，他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又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这段时期，由于接触了很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实例，他改革时弊的愿望日益强烈，并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砥砺，形成一定的声势。在这个圈子里，柳宗元是很有锋芒的人物，“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一起参加了力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并成为其中的主要人物，时称“二王、刘、柳”。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顺宗有志改革弊政，王叔文集团得以主政。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王伾、刘禹锡等人，积极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停罢“宫市”、取消苛捐杂税等。这次新政，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受到宦官、藩镇和保守官僚的一致抵制和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内禅”，太子李纯登基，即宪宗。“永贞革新”的骨干成员纷纷遭到贬逐，被流放远州，革新运动宣告失败。第二年，革新派领袖王叔文在贬所被赐死。
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对革新人士极为仇视的当权派并未罢手，他们挑唆唐宪宗下诏，称即使遇到恩赦，八司马也“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柳宗元等人来说，这是个极其残酷的打击，他们带着绝望的情绪分赴边地。
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奉母抵达永州贬所。当地环境艰苦，气候恶劣，半年后，其母卢氏即因病辞世。柳宗元在永州度过了十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深入了解下层民众疾苦，饱览永州奇山异水，写下诸多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溪居》、《渔翁》、《江雪》等作品均为此时所作。贬居永州时期，柳宗元独处一隅，知交零落，苦闷彷徨又无计可施，昔日的志向与抱负更是无从谈起，正所谓“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再加上环境艰苦，水土不服，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伤，以至于“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寄许京兆孟容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
宪宗元和十年（815）春，柳宗元奉召回到京师。三月，又远迁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官职虽然略有提升，任所却更加僻远，名为升迁，实为流放。柳州自然环境恶劣，“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寄韦珩》）、“桂岭瘴来云似墨”（《别舍弟宗一》）、“异服殊音不可亲”（《柳州峒氓》），柳宗元到此如入异域荒城，心中十分失落。但他在慨叹自己的不幸之余，并未放弃自己的职责，他在柳州积极施政，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开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在柳州期间，柳宗元的情绪始终比较低落。这次流放远州，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已经完全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在他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文中，往往可见其雄心不再后的颓放，“只因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槲花”（《种木槲花》），“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这种郁结的心情使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在柳州期间，柳宗元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别舍弟宗一》、《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大赦，经宰相裴度说情，宪宗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已经病殁，时年四十七岁。当地居民在罗池建庙纪念他。现在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冢。
对柳宗元来说，贬谪永、柳二州，在政治上当然是极度失意，但另一方面，却又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宋代欧阳修分析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四《薛简肃公文集序》）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相当突出，他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论说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成果斐然。
柳宗元的诗歌现存一百六十余首，在唐代诗人中，他属于创作数量较少的一位。但柳诗中不乏传世之作。很多人认为柳宗元的文胜过诗，但他诗歌的魅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前人评论柳诗，大多认为他继承陶渊明传统，如宋代苏轼曾这样评价：“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杨万里也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但陶、柳二人生活际遇、思想性格均有很大差别，仔细品味两人的诗风，实际上也还是有所不同：陶诗自然淡泊、平和旷远，而柳诗则于清丽之中包蕴着忧怨峻峭。
柳宗元矢志于政治革新，却连遭贬谪，政治上的失意使他的精神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在他的诗歌中，几乎处处可见抑郁、悲愤、怨怒和挣扎的痕迹。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思想感情，使柳宗元在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被后人称为“柳子厚体”。他的诗歌格调简淡质朴，情感沉厚丰富，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清峻委曲，这一点在山水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现存柳诗绝大部分是诗人贬谪永州以后的作品，题材广泛，众体兼备，叙事、咏史、寓言、山水、抒情等体裁各具特色。
除诗歌之外，柳宗元在其他文学体裁上也有很高成就，他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传统，《沧浪诗话》的作者宋代严羽认为“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二人与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还和韩愈一起在中唐文坛上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提出了“文道合一”、“不平则鸣”、“务去陈言”、“辞必己出”等一系列创作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古代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品之一。他还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如《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这些寓言讽刺现实，形象生动，篇幅短小而波澜起伏，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柳宗元的论说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封建论》、《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等为其代表作，《封建论》被晚清林纾誉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除文学成就之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有自己明确的哲学主张，提倡“元气自然论”，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由于元气的运动。他还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认为人事祸福、社会治乱与自然现象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他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必然趋势，这种“势”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而否定“天命论”。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也是比较进步的，他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在《封建论》中肯定郡县制，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反对宦官干政。
柳宗元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容诸家。他推崇“尧、舜、孔子之道”，“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自称“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寄许京兆孟容书》）。他认为儒家的五经是“取道之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也就是说，儒道是根本。但他也并不排斥先秦诸子，认为老子、杨朱、墨子、韩非、刑名、纵横等诸子百家，与儒学并不对立，都“与孔子同道”，应该“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使之合于“圣人之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与韩愈在很多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他并不像韩愈那样排佛。他精通佛学，认为佛学与儒学有相合之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
在中国历史上，柳宗元以他积极进取的精神、深邃广博的思想、清峭凝练的文风，卓然屹立于文化名人之林。他一身兼具政治家的才干、哲学家的思想和文学家的情怀。他一直以政治追求为目标，最终却以文学和哲学成就闻名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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