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
花影乱，莺声碎。
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
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鹭同飞盖。
携手处，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题解】
此词写作时间、地点，一向有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是贬谪郴州途中作于衡阳，但是此词写的是春景，秦观到达郴州的时间是绍圣三年（1096）的岁末，那么经过衡阳时应当为秋天。另一种说法，据宋曾敏行《独醒杂志》，秦观被贬谪藤州，心里很不快乐，路过衡阳的时候，衡阳知府孔毅甫盛情款待他。一天，他们在郡斋喝酒，秦观作了这首《千秋岁》词，孔毅甫读到“镜里朱颜改”这句，大为惊讶，问道：“少游，你正当盛年，为何作此悲语？”于是步其韵和了一首以慰解。秦观住了几天，告别孔毅甫，孔毅甫把他送到郊外，又百般劝解，归来后对亲近的人说：“少游气貌，和平时大不一样，恐怕不久于世。”不久，秦观果然就去世了。这段记载很生动，由此事与秦观之死相联系推测，所谓“谪古藤”实指秦观由雷州贬所放归，途中卒于藤州，但秦观由雷州出发是在元符三年（1100）七月，八月至藤州，时间亦不合。另一种说法比较可靠，这首词应该是秦观贬谪处州时所作，时间是绍圣二年（1095）春天。因词中有“花影乱，莺声碎”之句，后人慕之，建“莺花亭”以纪念，如陆游诗：“沙上春风柳十围，绿荫依旧语黄鹂。故应留与行人恨，不见秦郎半醉时。”
此词抒发作者春日的离情别恨，以及对昔时盛会的无比怀念之情，是一首十分感人的佳作。词的意境悲怆，有别于秦观一贯的柔美婉曲词风，有人便认为这是他的词谶。
【句解】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
“水边沙外”，点明地点；“城郭春寒退”，说明是春天逐渐回暖的时节；“花影乱”，说明春花非常繁盛，春意已非常浓厚了。这个“乱”字用得非常好，白居易诗里面曾说“乱花渐欲迷人眼”，只有春花非常繁盛，才会产生这种让人目不暇给的缭乱之感；另一方面，这个“乱”字又双关暗示作者心情之乱。“莺声碎”的“碎”字也非常传神，说明莺声处处，清脆盈耳；同时，这个“碎”字也象征着作者迷乱而破碎的心灵。这两句将春天草长莺飞的盛况描写得栩栩如生，同时又暗示着与这繁华春景不甚相合的作者的烦乱心绪。
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作者被贬谪远方，身世飘零，不再有饮酒看花的兴致，疏远了酒盏；而且自从离别后，一个人孤独地过日子，心情悒郁，恹恹瘦损，衣带都因此变得宽松了。这句化自《古诗十九首》：“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人不见”表明词人在等待着什么人，但是这个人迟迟不来，只剩下词人和碧云暮色空自相对。这两句也来自前人的诗，南朝江淹《拟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本词化用江淹诗句，然而等待的“佳人”到底是什么人，却很难说得分明。由这几句也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化用前人诗句，而又不露斧凿痕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
与上阕描写眼前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下阕开始回溯往事。“西池会”是对往日在西池宴集的回忆。所谓“西池”，即金明池，是汴京城西很有名的池子，当时王公大臣们都喜欢在那里游玩集会，元祐七年（1092）的上巳节（三月初三），宋哲宗下诏赐给馆阁官员花酒，秦观在被赐之列。不久馆阁官员们趁三月中澣日（中旬的休假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又会于国夫人园，与会者共有二十六人，秦观也在其中。在这里，词人怀念起那次佳会的盛况，感慨不已，可见西池之会在他心中留下了何等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为此而得意，在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及。“鹓鹭同飞盖”是写同行者排列游园的盛况。“鹓鹭”代指朝廷百官，据《隋书·音乐志》：“怀黄绾白，鹭成行。”意思是朝官的行列如飞行的鹓鸟、鹭鸟队列那样整齐有序。“飞盖”形容车辆行驶疾速，语出曹植《公宴诗》：“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如此盛大的场景已成梦幻烟云，当年那些携手同游的同事大部分被贬谪到了远方，所谓胜地不常，盛筵难再。“今谁在”三个字，写出了作者心中无限怀旧的凄怆。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古人常用“日”来比喻皇帝，“日边”就是在皇帝身边，也就是在朝中为官的意思。词人对将他贬谪远方的宋哲宗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皇帝有可能召他回京，官复原职。他开始还满怀希望，但是日久天长，渐渐朱颜变换，人都老了，回京的美梦逐渐断绝。用政治前途和生理年龄的衰老的交替叙述来反复抒发自己不得志的主题，可谓一唱三叹。最后两句是整首词的高潮，“春去也”感叹春天的消逝，但像是散文句式。“也”是感叹词，相当于现在语体文的“啊”。在词中突然出现这么一句散体感叹句，显得非常突兀，由感情发抒的角度来看，效果非常强烈。“飞红万点愁如海”，春花凋零，到处飘洒，减却了春光，导致词人产生了如海一般的悲愁。春归难觅，时节更替，固然能引起词人的悲愁，但导致如海的愁怨的，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寻绎起来，自然是作者胸中漫溢的被贬谪的愁怨了。把悲愁比作浩瀚无垠的大海，非常生新，道前人所未道。
【评解】
这首词是秦观的名作，上阕写当时场景，通过春光的明媚抒发离人之思；下阕回忆往昔在京城的盛况，昔日的美好都已风流云散，今非昔比，怎不让人肠断。词表面写惜春之情，实际上也是感叹贬谪之痛和身世之悲，最后以“愁如海”作结，缠绵悱恻，催人泪下，不愧为一篇享誉千古的名作。据说这首词在当时就广为传诵，有人听到后慨叹说：“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词谶，词人长期处于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精神痛苦中，焉能长寿？
【诗人名片】
秦观简介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七，所以又称“秦七”。他生于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卒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享年五十二岁。
秦观出身小地主之家，十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与母亲和弟弟一起生活。他少年时代追慕郭子仪、杜牧的为人，曾苦读兵书，冀望能杀敌疆场，收复被辽人侵占的燕、云等地，还曾写过《郭子仪单骑见虏赋》，表达了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景仰。他后来一度到过湖州、杭州、润州、徐州、会稽等地，寻幽访古，度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漫游生活。他自幼喜爱读书，在家时也经常闭门不见客，以诗书自娱。
在秦观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苏轼。苏轼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多面手大才子，曾给予秦观热情的提携和关怀。秦观很早就佩服苏轼的文章和人品，很想与之相识。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出任徐州知州，第二年（即元丰元年）夏天，秦观去京城应举，顺道前去徐州拜谒苏轼，两人相见甚欢。临别时，秦观仿效唐朝李白拜谒荆州长史韩朝宗的故事，特地写了一首诗给苏轼，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其中有两句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苏轼也作诗回赠，对秦观的才华极为赏识，看了秦观的《黄楼赋》，称赞他有屈原和宋玉一般的才华。但秦观在这年的进士考试中落榜，郁郁而归，在家闭门读书自遣，不时和苏轼、苏辙兄弟通书信，互致诗文。
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任湖州知州，路过扬州，秦观得以与苏轼同游。他过吴江、湖州，并去会稽（今浙江绍兴）省亲，看望祖父和叔父。在此期间，秦观与会稽太守程师孟（字公辟）交往密切，程师孟安排秦观住在蓬莱阁，二人多有诗文唱和。直到岁末家书催归，秦观才依依不舍乘船北归。这时他因与歌妓相恋，写下脍炙人口的《满庭芳》（山抹微云）等词。
苏轼担心秦观因上一次应试不第就此消沉，又写信劝告他应当勉力科举，以便将来报效国家，于是秦观更加发愤攻读。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元丰五年（1082），秦观第二次进京应举，又名落孙山，他为此写了《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抒发失意不遇之感。苏轼为秦观的怀才不遇感到惋惜，元丰七年（1084），他去汝州上任，路过金陵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希望王安石能够帮助揄扬。王安石读了秦观的诗文，也颇为激赏，认为秦观诗文清新俊逸，有六朝时代鲍照、谢灵运之风。得到这两位大人物的赏识，秦观重新萌发信心，在元丰八年（1085）第三次进京应试，终于考中进士，这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已不再有少年时候的豪气。
元丰八年正月，宋神宗驾崩。宋哲宗赵煦即位，年方十岁，因为年幼，由他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高太后一向认为王安石的变法破坏祖制，祸害天下，所以她一旦大权独揽，便召回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等人，全面清除王安石的新法。当时凡是支持变法的官员，都被称为“元丰党人”（也称“新党”），反对变法的一派，则被称为“元祐党人”（也称“旧党”），这两党之争，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党争事件。秦观属于旧党，也被卷入了这场党争之中，从此颠沛流离，不得安宁。
考中进士后，秦观被任命为定海县主簿，但他没有到任，很快转授蔡州（今河南汝阳）教授，即州里的学官。这个职位待遇菲薄，他的生活比较清苦。据一些笔记、词话记载，秦观在蔡州，曾作《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赠营妓娄琬，作《南歌子》（玉漏迢迢尽）赠营妓陶心儿，并因此而受到苏轼、程颐等人的讥评。这些记载不一定可靠，而且无论如何，这并没有影响到秦观与苏轼的良好关系。
而这时朝中政局变幻剧烈，司马光死后，高太后仍继续推行反对变法的措施，反对新法的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等人都得到重用，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等人则被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苏轼因为一向持反对变法的立场，也得到高太后青睐，被任命为哲宗的侍读大臣。元祐二年（1087），苏轼和鲜于侁（字子骏）以贤良方正的名义将秦观推荐给朝廷，秦观因此被召回京师。但第二年，旧党内部产生分裂，程颐等人所属的洛党和苏轼等人所属的蜀党互相攻击，秦观被目为蜀党，因性格洒脱不羁，洛党便批评他“浮薄”，他被迫回到蔡州。次年苏轼也出知杭州。直到元祐五年（1090），秦观才再次被召到京师，应制科考试，进策论，被授予太学博士之职，校正秘书省书籍。第二年，又升任秘书省正字，但升职只一个月，又被洛党弹劾，说他行为“不检”，于是再次被免职。这两次打击，给秦观的心灵造成了创伤。
元祐七年（1092）三月初三上巳日，秦观和京中官员二十六人同游汴京城西的风景名胜金明池、琼林苑，并作诗词唱和，秦观本人作有诗《西城宴集》、词《金明池》（琼苑金池）、《满庭芳》（北苑研膏）等，记述宴会的盛况。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次宴集给他的印象颇为深刻，作为一个天才的文艺家，他非常向往和留恋这种纵情诗酒的生活；可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文人，他却只能身不由己地一再卷入政治风波。
元祐八年（1093），秦观四十五岁，升任国史院编修官。这时苏轼也被从外任召回朝廷，任兵部尚书，秦观终于得到机会，日日游于东坡之门。和他同时经常在苏轼府中走动的还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三人，他们被人合称为“苏门四学士”。四人当中，秦观尤其得到苏轼的赏识，对秦观的文章，苏轼总是极口称善，说他“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虽然他偶尔也对秦观作词学柳永的俗陋浮艳之类毛病略表不满，但那都只是随口说说，并不真正影响他对秦观才华和写作成就的赏识。可以说，这段时期，是秦观一生中最为惬意、欢乐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这一年的九月，一直垂帘听政的高太后驾崩，十八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高太后在世时，宋哲宗的意见一直受到忽视，这位少年皇帝产生了逆反心理，他一旦亲掌大权，立刻着手重新恢复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同时严厉打击反对变法的旧党官员。苏轼因为政见不合，自请外放，被授任定州知州。第二年，也就是绍圣元年（1094）三月，旧党的执政官员吕大防、范纯仁、苏辙、范祖禹等皆被罢职。秦观因为名列元祐旧党，也受到株连，被贬为杭州通判。
在离京之前和去杭州的路上，秦观写了很多诗词抒发自己离别的忧思、遭贬的苦闷，如著名的《望海潮》（梅英疏淡）、《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等。新党对旧党的打击日渐严厉，他在杭州还没缓过气来，又被御史刘拯揭发，说他擅自增损《神宗实录》，于是再贬为监处州（今浙江丽水）酒税。他的师友苏轼等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苏轼本人接连从定州贬英州，再贬到惠州；苏辙则从汝州贬袁州，续贬筠州；黄庭坚从鄂州贬黔州；晁补之出知润州，再贬到宣州；张耒贬监信州酒税……这些都使秦观更为苦闷。
秦观在处州呆了两年，日子过得很不开心。当地官员得到朝廷指令，对他进行密切监视，极力搜寻他的过失，虽然一无所得，但无疑给秦观的生活造成极大困扰。这个时期，秦观学佛以遣愁闷，常去法海寺修忏，并抄写佛经，忌恨他的人就借此构陷，诬告秦观写佛书，以此罪状将秦观削秩，贬到偏远的郴州（今湖南郴州）。削秩是将所有的官职封号去除，是对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贬谪南荒时秦观心情之悲凉绝望可知，《踏莎行》词中所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正是他此时的写照。但厄运并没有结束，第二年，他又被贬到更偏远的横州（今广西横县）。在横州呆了一年，又续贬雷州（今广东海康）。数年之间，秦观一直颠沛流离于贬谪的路上，而且贬逐之地离京师越来越远，归乡无期。
元符三年（1100）五月，二十五岁的宋哲宗驾崩，其弟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向太后临朝辅政。向太后比较倾向于元祐旧臣，五月，她以徽宗的名义下赦令，声称不论新党旧党，均一视同仁，于是被贬的旧党群臣大多开始内徙。苏东坡被暂时调往廉州（今广东合浦），秦观与他相会于海康，他还写了一阕《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抒发久别重逢的心情。
不久，时年五十二岁的秦观也奉命从雷州回京师，拜为宣德郎。七月，他从雷州动身北行，八月路经藤州（今广西藤县）时，因为中暑，病卧光华亭，他要水喝，家人送来一碗水，他“笑视之而卒”，结束了坎坷凄凉的人生。张耒为他写的祭文中这样总结他的遭遇：“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
秦观的一生，可谓命运坎坷，他的创作风格，也因身世的变故而有较大变化。南宋的吕本中就说：“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意思是说，他被贬往岭南横州之后，诗歌风格大变。其实早在绍圣元年被贬为杭州通判之后，秦观的创作风格就已经有明显变化，字里行间充满了哀伤和迁谪之恨，从以前的多写艳情到改写身世之感、人生之悲，大大丰富了词这一文体的表达内容，这也是他本人创作的一个巨大飞跃。
有一点应当指出，秦观虽然主要以词名著称，但实际上他是个文学多面手，文章、辞赋、诗歌样样精通，而且他自己对此也颇为自负。元丰七年，他自编《淮海闲居集》，并没有把词列入编内，认为它们文辞鄙陋，不足传世。虽然这有词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看出，他本人并不以专业词人自居，他更多的还是想实现经世济民这一传统的士大夫理想。
秦观为文以议论见长，他的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彻，笔锋犀利，逻辑清晰，而且富有激情，很得苏轼激赏。元祐三年，他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总共献策三十篇、论二十篇，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政治主张。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他并不完全持排斥的态度，虽然总的来说，他是站在旧党一边的，但他也反对尽废新法，认为新法中的某些法令有其合理成分，这一点和苏轼比较接近。除了政论之外，秦观的游记也写得颇为出色。他的游记如《龙井题名记》，把西湖至龙井的夜景描写得诗意盎然，极富幽雅之趣。
除了词之外，秦观写诗也很下功夫。他的诗比词内容广泛，早年家居时，他就写了很多田园诗和闲适诗，在各地游历时则写了不少纪游诗。他的一部分诗风格失之柔媚，金代元好问就称之为“女郎诗”，但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他的古体诗有的写得清新俊逸，所以王安石、吕本中等人都称赞他有鲍照、谢灵运的风格。他一洗北宋诗坛当时弥漫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毛病，清新婉丽，自成一家，足以在宋诗史上占一席之地。
秦观的词可以分为三个创作阶段：成进士之前，中进士到绍圣元年被贬，被贬之后。第一阶段的创作多为纪游，间或有抒发落第之憾的作品，写作手法则是把身世之感融入艳情，如《满庭芳》（山抹微云），借男女之情来抒发不得志的失意，仍然借用古代诗文的常用手法。这一时期秦观的词作虽然写得柔媚委曲，富有才华，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意境还停留在继承传统的阶段，没有多少创新。
中进士之后，秦观在仕途上并不得意，虽然隶属旧党，却又因为性格洒脱不羁，遭到持保守观念的洛党抨击。但这一时期他毕竟过着较为适合其个性的酒朋诗侣唱和过从的生活，尤其是经常出入于苏轼之门，由于苏轼等人的揄扬，他的名声日渐流布。这时期他的词作内容上仍不脱艳情，但风格清新婉丽，高雅蕴藉，和柳永等人的词风有很大区别。近代学者王国维称秦观的词“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说他的词跟另一位著名婉约词人周邦彦之间的差别，就好比淑女与倡伎。
绍圣元年遭贬后，秦观词风格大变，由清丽婉约一变而为哀婉凄清，名作甚多，这些作品引起当时和后世很多人的共鸣，这点在正文的解说中将更多言及。
秦观的词主要写男女情事，写得细腻真挚，为许多读者所接受和喜爱。从南宋开始，他已经被视为正宗的婉约派第一流词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词名完全掩盖了诗名和文名。他的词善于把男女恋情同坎坷身世相结合，艺术手法含蓄蕴藉，经常通过幽冷的意境，用“飞絮”、“落花”、“黄昏”、“流水”等意象来营造惝恍清幽的艺术世界，读者多被他营造的意境所俘获，为之低回感叹，不能自已。与他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曾这样赞叹：“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按：秦观原词是“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秦观共存有文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他生前可能没有想到，为他赢得千载之下声名的传世之作，竟然是他起初不想编入集子的长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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