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题解】
这首词作于绍圣四年（1097）暮春时候，当时作者被贬谪郴州，住在郴州旅舍。有的版本在这个词调下有题目“郴州旅舍”。词中抒写了作者流徙僻远之地、前途渺茫的凄苦失望之情，以及思念家乡的怅惘之情。
关于这首词，据《清波杂志》说是秦观写给某个他所牵挂的特定对象的，清赵翼《陔余丛考》认为，这位特定对象就是长沙义妓。据宋洪迈《夷坚志》记载、赵翼《陔余丛考》考定，长沙有个妓女特别喜欢秦观的词，每得一篇，“辄手笔口哦不置”。后来秦观遭贬经过长沙，这位妓女盛情接待，并情愿托以终身。秦观感动于她的深情，但因自己是戴罪之身，不敢带她同往贬所，只得婉拒，并写了这首词相赠，末尾“郴江”二句便是表示遗憾之情。这位妓女从此闭门谢客。后来秦观在藤州病卒，灵柩北还快到长沙时，这个妓女前一天晚上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秦观来向她告别。她醒来之后大惊：“自从我和秦学士相别，从来没有梦见过。今天突然梦见他来告别，这不是吉兆啊。”于是派遣仆人去打探情况，果然得到秦观病殁的消息。这个妓女于是身穿丧服南下，在旅馆碰见秦观的灵柩，祭奠完毕后，自缢而死。这仅仅是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也说明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非同一般，所以人们愿意为它编造一段凄婉的故事。
【句解】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这是一个初春的日子，词人想像着这样一种场景：大雾茫茫，掩没了一切的亭台楼阁；月色朦胧，遮蔽了所有的河津渡口。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想寻觅陶渊明笔下的仙境桃花源已不可得。这三句和后面的现实描述完全不一样，显然是一种想像和象征，借以抒发自己心中对理想迷失的痛苦。有的人认为前两句是比喻当时谗臣掌权，豺狼当道，政治极为黑暗，这也是有道理的。作者因为党籍之祸被贬谪到郴州这个偏远地方，并且所有的官职和俸禄都被削夺，心中愤懑可以想见。词人在这时候，自然会起遁世之心，梦想去寻找桃花源那样一片世外乐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般认为是在湖南境内，作者的想像因此生发。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这两句切回现实，写亲身感觉，词人住在一个孤零零的驿站馆舍里，四面春寒，砭人肌肤。寄住驿馆已经会让人产生孤寂之感了，何况这座驿馆还四围不见人烟，并且笼罩在一片料峭春寒当中，阒寂无声，只有窗外的杜鹃在泣血鸣叫。而时值傍晚，清冷的阳光斜照在这片天地之间，愈发增添了作者心中的凄凉。
清代词人况周颐曾经总结过诗词写作的规律，说暮春、斜阳、红烛、风雨是中国词人常用的意象，专门用来表达愁苦之情。表达人心中微妙婉约的感觉，是词这种文学体裁所擅长的，而景色的渲染无疑极为重要，因为人心会受到季节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所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两句中，秦观罗列了孤馆、春寒、杜鹃、斜阳四种意象，很好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悲凉之感。杜鹃是古人认为代表悲凄情绪的鸟，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曾说“杜鹃啼血猿哀鸣”。这两句借用自然环境渲染悲凉心境，效果极佳，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道：“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这样的评价是很精到的。按照王国维的理论，这两句也体现了他所提出的“有我之境”，写景造境中无不带有作者本人的色彩，每一样凄清苍凉的景物后面，都藏着一个用同样凄清苍凉眼神抚摸它们的“我”。这两句既是写景，更是传情，做到了情景交融。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环境的凄凉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渲染，词人进一步描述自己的感受，也就水到渠成。下阕开头“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一连用了两个典故。前者出自《荆州记》，南朝宋时，吴郡的陆凯和范晔（《后汉书》的作者）关系很好。当时范晔在长安，陆凯通过邮驿寄了一枝梅花给范晔，并附诗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后者出自古乐府《饮马长城窟》：“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两个典故后来都用来指代传送书信。词人连用这两个典故，用来渲染得到友人书信的心情。住在孤馆，能收到远方亲友的书信，本来应该是很高兴的事，可是词人的心中却是什么滋味呢？他说“砌成此恨无重数”，原来这些书信不但没有让他开心，反而加重了他的愁恨。“砌”字用得很妙，把抽象的离愁别恨形象化了，他收到的那些书信就像砖石一样，层层堆砌，书信愈多，说明他贬谪远方的时间愈长，离愁别恨仿佛层层加高加重的砖石，愈来愈难以排解，心绪被压得很沉重，更加悲愁。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最后两句堪称千古绝唱。词人眺望不远处环绕着郴山的一曲江水，感觉日日相伴的惟有它了；然而它也是毫不停留，一直向北方流去，和潇湘之水汇合。作者感到，连江水仿佛都抛弃了自己，由此愈发衬托出孤独凄苦的处境。这句同时也表达了对郴江之水的羡慕，这条江水是幸运的，它能够自由地流向北方，而自己呢？却只能禁闭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受着离愁别恨的无尽折磨。这种笔法是拟人化的，在作者的思维中，郴江也像有了人的感情。这样的笔法，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作者的孤独和凄凉。据说苏东坡非常喜欢这两句，他还把这两句词特意写在自己的扇子之上，哀叹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可见秦观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巨大悲痛。秦观是苏东坡最喜欢的门生，两个人的遭遇也很相似。秦观遭贬的时候，苏东坡也在海南过着孤独的贬逐生活，秦观这两句词自然容易引发他的共鸣。
关于这两句，还有别的理解。有人说，这两句仿佛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生活在自己的故土，和郴山欢聚在一起，究竟为了谁而竟自离乡背井，‘流下潇湘去’呢？”这就好像词人在感叹自己的身世：自己本来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转，谁会想到竟卷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去呢？这样的解释也通，不过显得有点纡曲。
【评解】
这首词是秦观词中的名作，历代文人和学者都毫不吝惜地对它加以称赞，尤其“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和“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四句，更是倍受推崇。但是也曾经有人对“斜阳暮”三个字提出疑问，认为既然写了“斜阳”，又说“暮”，这岂不是犯了重复的语病？还有人说秦观的原句是“斜阳树”，为了避宋英宗赵曙的讳才改为“暮”的。其实这都是迂腐之见。在古典诗词创作中，把几个相同意思的字连缀在一起，一般是为了强调表达某种意思，算不上重复，古代早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屈原说：“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忳郁悒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其中的“薋”和“菉葹”，指的是同一种草；而“忳”和“郁悒”，也都表示同样的感情。前人还说“明月皎夜光”，“明”、“皎”、“光”从意思上来说，都是重复，但从表达上来说，则有强调、递进的作用，不妨碍它是好诗。
“郴江”两句，受到苏东坡推崇，王国维却表示不同意见，说“可堪孤馆”两句写情入景，才是佳句，而苏东坡欣赏后两句，只是皮相之见。其实这四句各有各的佳妙，王国维与苏东坡欣赏的着眼点不一样，意见相左也是很正常的。
【诗人名片】
秦观简介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七，所以又称“秦七”。他生于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卒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享年五十二岁。
秦观出身小地主之家，十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与母亲和弟弟一起生活。他少年时代追慕郭子仪、杜牧的为人，曾苦读兵书，冀望能杀敌疆场，收复被辽人侵占的燕、云等地，还曾写过《郭子仪单骑见虏赋》，表达了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景仰。他后来一度到过湖州、杭州、润州、徐州、会稽等地，寻幽访古，度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漫游生活。他自幼喜爱读书，在家时也经常闭门不见客，以诗书自娱。
在秦观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苏轼。苏轼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多面手大才子，曾给予秦观热情的提携和关怀。秦观很早就佩服苏轼的文章和人品，很想与之相识。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出任徐州知州，第二年（即元丰元年）夏天，秦观去京城应举，顺道前去徐州拜谒苏轼，两人相见甚欢。临别时，秦观仿效唐朝李白拜谒荆州长史韩朝宗的故事，特地写了一首诗给苏轼，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其中有两句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苏轼也作诗回赠，对秦观的才华极为赏识，看了秦观的《黄楼赋》，称赞他有屈原和宋玉一般的才华。但秦观在这年的进士考试中落榜，郁郁而归，在家闭门读书自遣，不时和苏轼、苏辙兄弟通书信，互致诗文。
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任湖州知州，路过扬州，秦观得以与苏轼同游。他过吴江、湖州，并去会稽（今浙江绍兴）省亲，看望祖父和叔父。在此期间，秦观与会稽太守程师孟（字公辟）交往密切，程师孟安排秦观住在蓬莱阁，二人多有诗文唱和。直到岁末家书催归，秦观才依依不舍乘船北归。这时他因与歌妓相恋，写下脍炙人口的《满庭芳》（山抹微云）等词。
苏轼担心秦观因上一次应试不第就此消沉，又写信劝告他应当勉力科举，以便将来报效国家，于是秦观更加发愤攻读。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元丰五年（1082），秦观第二次进京应举，又名落孙山，他为此写了《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抒发失意不遇之感。苏轼为秦观的怀才不遇感到惋惜，元丰七年（1084），他去汝州上任，路过金陵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希望王安石能够帮助揄扬。王安石读了秦观的诗文，也颇为激赏，认为秦观诗文清新俊逸，有六朝时代鲍照、谢灵运之风。得到这两位大人物的赏识，秦观重新萌发信心，在元丰八年（1085）第三次进京应试，终于考中进士，这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已不再有少年时候的豪气。
元丰八年正月，宋神宗驾崩。宋哲宗赵煦即位，年方十岁，因为年幼，由他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高太后一向认为王安石的变法破坏祖制，祸害天下，所以她一旦大权独揽，便召回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等人，全面清除王安石的新法。当时凡是支持变法的官员，都被称为“元丰党人”（也称“新党”），反对变法的一派，则被称为“元祐党人”（也称“旧党”），这两党之争，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党争事件。秦观属于旧党，也被卷入了这场党争之中，从此颠沛流离，不得安宁。
考中进士后，秦观被任命为定海县主簿，但他没有到任，很快转授蔡州（今河南汝阳）教授，即州里的学官。这个职位待遇菲薄，他的生活比较清苦。据一些笔记、词话记载，秦观在蔡州，曾作《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赠营妓娄琬，作《南歌子》（玉漏迢迢尽）赠营妓陶心儿，并因此而受到苏轼、程颐等人的讥评。这些记载不一定可靠，而且无论如何，这并没有影响到秦观与苏轼的良好关系。
而这时朝中政局变幻剧烈，司马光死后，高太后仍继续推行反对变法的措施，反对新法的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等人都得到重用，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等人则被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苏轼因为一向持反对变法的立场，也得到高太后青睐，被任命为哲宗的侍读大臣。元祐二年（1087），苏轼和鲜于侁（字子骏）以贤良方正的名义将秦观推荐给朝廷，秦观因此被召回京师。但第二年，旧党内部产生分裂，程颐等人所属的洛党和苏轼等人所属的蜀党互相攻击，秦观被目为蜀党，因性格洒脱不羁，洛党便批评他“浮薄”，他被迫回到蔡州。次年苏轼也出知杭州。直到元祐五年（1090），秦观才再次被召到京师，应制科考试，进策论，被授予太学博士之职，校正秘书省书籍。第二年，又升任秘书省正字，但升职只一个月，又被洛党弹劾，说他行为“不检”，于是再次被免职。这两次打击，给秦观的心灵造成了创伤。
元祐七年（1092）三月初三上巳日，秦观和京中官员二十六人同游汴京城西的风景名胜金明池、琼林苑，并作诗词唱和，秦观本人作有诗《西城宴集》、词《金明池》（琼苑金池）、《满庭芳》（北苑研膏）等，记述宴会的盛况。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次宴集给他的印象颇为深刻，作为一个天才的文艺家，他非常向往和留恋这种纵情诗酒的生活；可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文人，他却只能身不由己地一再卷入政治风波。
元祐八年（1093），秦观四十五岁，升任国史院编修官。这时苏轼也被从外任召回朝廷，任兵部尚书，秦观终于得到机会，日日游于东坡之门。和他同时经常在苏轼府中走动的还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三人，他们被人合称为“苏门四学士”。四人当中，秦观尤其得到苏轼的赏识，对秦观的文章，苏轼总是极口称善，说他“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虽然他偶尔也对秦观作词学柳永的俗陋浮艳之类毛病略表不满，但那都只是随口说说，并不真正影响他对秦观才华和写作成就的赏识。可以说，这段时期，是秦观一生中最为惬意、欢乐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这一年的九月，一直垂帘听政的高太后驾崩，十八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高太后在世时，宋哲宗的意见一直受到忽视，这位少年皇帝产生了逆反心理，他一旦亲掌大权，立刻着手重新恢复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同时严厉打击反对变法的旧党官员。苏轼因为政见不合，自请外放，被授任定州知州。第二年，也就是绍圣元年（1094）三月，旧党的执政官员吕大防、范纯仁、苏辙、范祖禹等皆被罢职。秦观因为名列元祐旧党，也受到株连，被贬为杭州通判。
在离京之前和去杭州的路上，秦观写了很多诗词抒发自己离别的忧思、遭贬的苦闷，如著名的《望海潮》（梅英疏淡）、《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等。新党对旧党的打击日渐严厉，他在杭州还没缓过气来，又被御史刘拯揭发，说他擅自增损《神宗实录》，于是再贬为监处州（今浙江丽水）酒税。他的师友苏轼等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苏轼本人接连从定州贬英州，再贬到惠州；苏辙则从汝州贬袁州，续贬筠州；黄庭坚从鄂州贬黔州；晁补之出知润州，再贬到宣州；张耒贬监信州酒税……这些都使秦观更为苦闷。
秦观在处州呆了两年，日子过得很不开心。当地官员得到朝廷指令，对他进行密切监视，极力搜寻他的过失，虽然一无所得，但无疑给秦观的生活造成极大困扰。这个时期，秦观学佛以遣愁闷，常去法海寺修忏，并抄写佛经，忌恨他的人就借此构陷，诬告秦观写佛书，以此罪状将秦观削秩，贬到偏远的郴州（今湖南郴州）。削秩是将所有的官职封号去除，是对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贬谪南荒时秦观心情之悲凉绝望可知，《踏莎行》词中所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正是他此时的写照。但厄运并没有结束，第二年，他又被贬到更偏远的横州（今广西横县）。在横州呆了一年，又续贬雷州（今广东海康）。数年之间，秦观一直颠沛流离于贬谪的路上，而且贬逐之地离京师越来越远，归乡无期。
元符三年（1100）五月，二十五岁的宋哲宗驾崩，其弟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向太后临朝辅政。向太后比较倾向于元祐旧臣，五月，她以徽宗的名义下赦令，声称不论新党旧党，均一视同仁，于是被贬的旧党群臣大多开始内徙。苏东坡被暂时调往廉州（今广东合浦），秦观与他相会于海康，他还写了一阕《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抒发久别重逢的心情。
不久，时年五十二岁的秦观也奉命从雷州回京师，拜为宣德郎。七月，他从雷州动身北行，八月路经藤州（今广西藤县）时，因为中暑，病卧光华亭，他要水喝，家人送来一碗水，他“笑视之而卒”，结束了坎坷凄凉的人生。张耒为他写的祭文中这样总结他的遭遇：“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
秦观的一生，可谓命运坎坷，他的创作风格，也因身世的变故而有较大变化。南宋的吕本中就说：“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意思是说，他被贬往岭南横州之后，诗歌风格大变。其实早在绍圣元年被贬为杭州通判之后，秦观的创作风格就已经有明显变化，字里行间充满了哀伤和迁谪之恨，从以前的多写艳情到改写身世之感、人生之悲，大大丰富了词这一文体的表达内容，这也是他本人创作的一个巨大飞跃。
有一点应当指出，秦观虽然主要以词名著称，但实际上他是个文学多面手，文章、辞赋、诗歌样样精通，而且他自己对此也颇为自负。元丰七年，他自编《淮海闲居集》，并没有把词列入编内，认为它们文辞鄙陋，不足传世。虽然这有词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看出，他本人并不以专业词人自居，他更多的还是想实现经世济民这一传统的士大夫理想。
秦观为文以议论见长，他的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彻，笔锋犀利，逻辑清晰，而且富有激情，很得苏轼激赏。元祐三年，他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总共献策三十篇、论二十篇，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政治主张。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他并不完全持排斥的态度，虽然总的来说，他是站在旧党一边的，但他也反对尽废新法，认为新法中的某些法令有其合理成分，这一点和苏轼比较接近。除了政论之外，秦观的游记也写得颇为出色。他的游记如《龙井题名记》，把西湖至龙井的夜景描写得诗意盎然，极富幽雅之趣。
除了词之外，秦观写诗也很下功夫。他的诗比词内容广泛，早年家居时，他就写了很多田园诗和闲适诗，在各地游历时则写了不少纪游诗。他的一部分诗风格失之柔媚，金代元好问就称之为“女郎诗”，但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他的古体诗有的写得清新俊逸，所以王安石、吕本中等人都称赞他有鲍照、谢灵运的风格。他一洗北宋诗坛当时弥漫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毛病，清新婉丽，自成一家，足以在宋诗史上占一席之地。
秦观的词可以分为三个创作阶段：成进士之前，中进士到绍圣元年被贬，被贬之后。第一阶段的创作多为纪游，间或有抒发落第之憾的作品，写作手法则是把身世之感融入艳情，如《满庭芳》（山抹微云），借男女之情来抒发不得志的失意，仍然借用古代诗文的常用手法。这一时期秦观的词作虽然写得柔媚委曲，富有才华，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意境还停留在继承传统的阶段，没有多少创新。
中进士之后，秦观在仕途上并不得意，虽然隶属旧党，却又因为性格洒脱不羁，遭到持保守观念的洛党抨击。但这一时期他毕竟过着较为适合其个性的酒朋诗侣唱和过从的生活，尤其是经常出入于苏轼之门，由于苏轼等人的揄扬，他的名声日渐流布。这时期他的词作内容上仍不脱艳情，但风格清新婉丽，高雅蕴藉，和柳永等人的词风有很大区别。近代学者王国维称秦观的词“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说他的词跟另一位著名婉约词人周邦彦之间的差别，就好比淑女与倡伎。
绍圣元年遭贬后，秦观词风格大变，由清丽婉约一变而为哀婉凄清，名作甚多，这些作品引起当时和后世很多人的共鸣，这点在正文的解说中将更多言及。
秦观的词主要写男女情事，写得细腻真挚，为许多读者所接受和喜爱。从南宋开始，他已经被视为正宗的婉约派第一流词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词名完全掩盖了诗名和文名。他的词善于把男女恋情同坎坷身世相结合，艺术手法含蓄蕴藉，经常通过幽冷的意境，用“飞絮”、“落花”、“黄昏”、“流水”等意象来营造惝恍清幽的艺术世界，读者多被他营造的意境所俘获，为之低回感叹，不能自已。与他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曾这样赞叹：“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按：秦观原词是“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秦观共存有文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他生前可能没有想到，为他赢得千载之下声名的传世之作，竟然是他起初不想编入集子的长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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