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
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题解】
《鹧鸪天》，又名《思佳客》、《思越人》、《醉梅花》。双调五十五字，上阕第三四句、下阕第一二句一般要求对仗。
这首《鹧鸪天》大约作于神宗元丰六年（1083）六月，苏轼谪居黄州之时。词意貌似闲适，实际是作者被迫过着失意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
【句解】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
这首词的上片是写夏末秋初的山村景色。第一句写远景：在郁郁葱葱的树林尽头，夕阳照射的山脉明亮了起来；山下丛生的翠竹，仿佛是绿色的屏障，遮隐了人家的院墙。
树林、青山、绿竹，都是静物，但在作者笔下却一点不显得过于静寂，反而给人一种曲折变化、忽明忽暗的感觉，这得力于动词的巧妙使用。写树林尽头，不用“尽”，而用一个变化剧烈而且分量很重的词“断”。这既形象地写出了山的突然出现以及与树林色调的反差，又点出作者此时观赏景色的情态。因为漫不经心，任凭视线漫游，所以才会有这样突兀的感觉。
“山明”，有人认为是写山清晰可见，这样的解释并不准确。南方的夏季，山和树林应该都是葱笼繁茂的深绿，仅仅是清晰，不会有这样分明的感觉。联系下片，此时正是夕阳斜照的黄昏时分，因而才会有豁然明亮的感觉。同时，“明”又与“竹隐墙”的“隐”相映衬，形成一种闪烁不定的光影交错之感。景物并没有移动，是人的视线和心理感受的变动赋予了它们动感。作者精心选择的动词非常生动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接下来的一句写近景：小池塘边，树上蝉声四起，乱作一团；已经开始枯萎的衰草围满了池沿。有了蝉声，景物一下子热闹起来，但作者用一个“乱”来形容，表明情绪多多少少有些不快，所以听到蝉的聒噪不免有些心烦。池边衰草是秋天来临的征兆。耳闻乱蝉鸣，目睹池草衰，想来，作者难免会有些烦乱和凄凉之感。
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仍是写景，这里描绘的景物与情绪同上面截然不同。在辽阔的天空下，不时看到白色的水鸟上下翻飞；碧绿的池水中，娇艳的荷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红蕖”，红色的荷花。荷花又名芙蕖。
这两句对仗十分工整，用语也别出心裁。说白鸟“翻空”，透出孩子般的顽皮；说荷花“照”水，俨然顾影自怜的女子形象。一动一静，相映成趣。“香”本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作者却用“细细”这个状态词来修饰，十分传神地写出了荷香清淡而又不绝如缕的特点。再从整个画面看，蓝天、白鸟、绿水、红蕖，色彩明丽而协调。总之，这两句有动有静，有香有色，不仅意境淡雅清新，而且透着活泼的生机。
从这样精细的描绘可以想见，作者此时应该全神贯注于自然景物。开篇的漫不经心和烦乱悲凉之感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衷心的喜悦之情。苏轼被谪后常借寄情山水排遣内心的苦闷，这里亦可见一斑。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
继上片写景之后，下片写自己的行迹。阵雨过后，天气清凉，作者手拄杖藜，缓步而行。斜阳相伴，他时而转过村庄，时而停驻在古城旁。“转斜阳”饶有情趣，是人跟着斜阳在转悠，还是斜阳随人移动？不管怎样，夕阳带有了人情味，仿佛与作者有某种默契一般。
表面上看，这几句写的是悠闲自在的乡居生活，但这并不像“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那样无挂无碍，而是表现在一种行动当中。行动总是会给人不安定的感觉。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作者出村舍，绕古城，转斜阳，或许是因为心有所结，需要到户外去排遣吧。那缓慢的步态，大概正是内心沉重的表现。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最后两句，是画龙点睛之笔。词句的表面是说：天公倒还颇为殷勤，昨夜三更时分下过一场雨，使得我又度过了一天凉爽日子。“殷勤”，犹言“多承”。细细品味，有作者的言外之意：有谁还想到我这贬谪之人呢？惟有天公还眷顾我。
《庄子·刻意》中有“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之句，原本是形容得道者虚无恬淡的状态。后人则往往用“浮生”形容人生飘忽、年华流逝，而事无所成。作者在“浮生”前着“又得”一词，既有对虚度时日的叹惋，又包含着对自身处境的调侃：既然命运如此，那就得过且过吧；能多一天“好”日子，也未尝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这反映出作者当时真实的处境：抑郁不得志，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评解】
《鹧鸪天》词牌从律诗中来，在体式上与七律仍很相近。作者表现自然景物之精妙，对仗之精工亦丝毫不亚于律诗，因此常被人们推为苏轼“以诗入词”的代表作品之一。
但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说：“渊明诗‘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此词从陶诗中得来，逾觉清异，较‘浮生半日闲’句，自是诗词异调。论者每谓坡公以诗笔入词，岂审音知言者！”他不同意此诗是“以诗笔入词”是有道理的。这首词与词性相通而与诗性相异之处在于：它对情感的表现方式含蓄委婉，不易觉察，需要用心去仔细体会。一般来说，诗的抒情达意是比较显豁的，倘若以读诗的方式读这首词，很可能就不太容易体味得出深藏在词句深处的微妙意味。
【诗人名片】
苏轼简介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四十六岁以后自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按公历当是1037年初），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虽为平民，但富有远见卓识，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父亲苏洵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悉心研读诸子之学，最终成为著名的古文家。母亲程夫人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仁惠贤淑。苏洵早年外出游学求取功名，便由夫人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程夫人教子有方，常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一起跟随父亲离开家乡，前往京城开封参加进士考试。兄弟二人顺利通过了同年八月的举人考试。次年初举行的礼部考试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这篇仅六百余字的答卷，见解独到，说理透辟，笔力稳健，文风质朴自然。正在倡导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考官欧阳修看过此文后大为惊喜，想要把它列为第一，又担心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起见，降为第二。三月，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才华出众、气宇轩昂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殿试结束后，仁宗皇帝回到后宫十分高兴，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苏轼的才华受到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他曾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预言苏轼将来必定会超过自己，成为文坛的执牛耳者：“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苏氏父子一时名噪京城，文名远播。
苏轼的宦途正要开始，就在此时，家乡传来噩耗，程氏夫人因操劳过度，于四月病故。苏轼父子闻讯悲痛欲绝，日夜兼程赶回眉山。从嘉祐二年（1057）六月起，苏轼便在家为母亲守丧。直到嘉祐四年（1059）十月服丧期满后，苏轼父子才带领全家应诏前往京城。
嘉祐五年（1060）三月，苏轼被礼部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也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都是办理文书事务的九品官。因第二年要举行制科考试，兄弟二人都没有赴任。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考取“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第三等，由于一、二等为虚设，所以第三等实际上是最高等级。考试完毕后，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从此踏入仕途，时年二十六岁。
凤翔三年，苏轼为政勤勉，深入府属各县访察，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初次为官的苏轼，既增长了地方治理的经验，同时也开始体会到宦游生活的沉重乏味、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因久闻苏轼文才，英宗即位不久即召苏轼回京，任职史馆，授直史官。这个职位虽无重权，却是一个清要之职。正在苏轼仕途顺利之时，家庭不幸又接踵而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恩爱的妻子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紧接着，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也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灵柩回到眉山老家。这也是苏轼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苏轼在家守丧期间，朝廷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治平四年（1067），英宗逝世，二十岁的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锐意改革，希望彻底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熙宁二年（1069），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由于变法的程度过于激进，引起了保守势力和主张稳健改革者的反对，影响苏轼命运的长达数十年的党争，由此发端。
苏轼一贯主张稳健、渐变的政治方针。熙宁二年还朝后，在政见上与王安石多有不合，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因此大为不满。神宗赏识苏轼的才能，很重视他的奏对见解，这对新党来说不啻为一个不小的威胁。由于苏轼再三批评新法，神宗皇帝也渐渐心生不满，这使得朝中小人有了可乘之机。很快，有人上疏诬告苏轼兄弟在居丧期间利用官船贩卖私盐、木材等，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苏轼已经感受到了人心的险恶和情势的危急，为求自保，随即请求外任，以离开京城这个政治斗争的漩涡。
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知州的助理官）。七月，苏轼携继室夫人王闰之和两个儿子离京上路。途经陈州，与苏辙一家相聚，并与苏辙同行到颖州（今安徽阜阳）拜望致仕的老师欧阳修。这是两位文坛巨匠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便溘然长逝。苏轼万分悲痛，但因公务缠身，无法前往吊唁，于是写下《祭欧阳文忠公文》，寄托自己深切的哀悼之情。终其一生，苏轼对欧阳修都念念不忘，直到老年，他还常常向门人提起恩师的言谈教诲。
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冲淡了苏轼内心的烦恼和抑郁，也唤醒了他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热爱。在杭州期间，除了本着仁民爱物的胸怀尽心竭力地为百姓奔波操劳外，他时常陶醉于自然山水中。由于生性豁达，开朗诙谐，不管是文人雅集还是群众游乐，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还喜欢穷幽览胜，参访名山古刹，结交了不少得道高僧。杭州的三年，苏轼写下了许多描绘西湖胜景的美丽诗篇，同时也记下了百姓的疾苦和他们的哀乐。据今人研究，苏轼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填词，但词风基本上是沿袭传统的路径。
杭州任满后，熙宁七年（1074），苏轼被改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密州地处偏僻，文化闭塞，景物寥落，和杭州不可同日而语。清苦和寂寞的生活虽然让人郁郁寡欢，但比起京城的党争来却要好得多，他在诗中说：“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之一）苏轼到任后不久，密州就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他指挥百姓灭蝗，上书要求朝廷减免秋税，并虔诚地斋戒吃素，为民祈福。
密州是苏轼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在孤寂和苦闷的处境中，他开始寻求旷达超然的自我解脱方式。与此相应，词的创作也突破了旖旎婉约的传统，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意境风格都表现出“以诗为词”的特征；内容上不拘成法，“无意不可入”；境界则阔大明朗，飘逸豪放，为中国词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熙宁九年（1076）底，苏轼又改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不久，朝廷又改派他为徐州（今江苏徐州）知州。苏轼到任徐州不足三个月，就遇到了黄河决口。他积极组织民众救灾，并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他的另一德政是找到优质煤炭，为百姓解决了生活难题。徐州本是人文荟萃之地，苏轼此时又是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因此徐州本地和外地的文人士子都争相与苏轼交往。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等先后求列于苏轼门下。尽管不容于朝廷，但宾客盈门，士林爱戴，苏轼在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遂的。
元丰二年（1079），苏轼移任湖州。此时王安石已离任退居江宁。朝中小人当道，朝廷中的斗争已不再以变法和反变法为重心，而多沦为官场上的互相迫害倾轧。朝廷的新贵们从苏轼的政绩中挑不出什么毛病，便在他写的文字中寻找把柄。这年七月，朝廷忽然派人前来将苏轼逮捕，因为有人从苏轼的诗歌和奏章中寻章摘句，罗织莫须有的“包藏祸心”、“指斥乘舆”、“谤讪先帝”等罪名，要求皇帝将苏轼处以“大诛”之罪。苏轼被押至御史台，经过两个月的严刑逼供，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最终“罪名”成立，只等皇帝判决。御史台又称乌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爱戴他的地方百姓闻之伤心，朝野的正直士大夫，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王安石，也都纷纷为之不平；一些人上书劝谏皇帝，连病中的曹太后（仁宗皇后）也出面干预。经过多方营救，至此年年底，苏轼终于得以免除死罪，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实际是作为罪人被监管在黄州。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非常沉重，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由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黄州，好友马梦得为苏轼申请了城东荒地供其生活。苏轼对他亲手垦殖的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以此地自号“东坡”。此时的苏轼虽然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但由政治上的逆境而产生了对整个人生的困惑和怀疑。在他的思想中，佛老的清净无为、超然世外逐渐占了上风，这也使得他能够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人生的种种遭遇。虽然这场文字狱使他下笔小心了不少，但黄州依然是苏轼创作上一个辉煌的丰产时期。他寄情山水，在对大自然的感悟中淡化和超越人生的苦难。体现在诗、词、文赋的创作中，透露出一种寻求解脱的精神追求。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故，即位的哲宗只有十岁，由宣仁高太后（英宗皇后）听政。高太后倾向旧党，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高太后十分器重苏轼，先后起用他为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1087），苏轼再次被提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一年多的时间，苏轼的官运可谓顺畅至极。但苏轼坚持自己的政见，既反对新党的过激变法，同时又反对旧党对待新法全盘否定的做法，主张“参用所长”。其后果是很快遭到新、旧两党的不满和忌恨。这种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让苏轼感到十分厌倦，他多次上书请求外任。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又一次出任杭州知州。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此后的元祐六、七年间，他数次被召回京，但都深感朝廷不可久留，因此又多次自请外放。苏轼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像恩师欧阳修一样，积极拔擢后进，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成为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这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十九岁的哲宗亲政。哲宗重新起用新党，大力打击“元祐党人”。绍圣元年（1094），哲宗在苏轼政敌的鼓动下，又以“讥斥先朝”、“谤讪先帝”等罪名，将年近六旬的苏轼贬谪到千里之外的岭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尚未到任，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到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安置。尽管屡受打击，但苏轼仍旧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旷达的句子。
绍圣四年（1097），朝廷仍不放松对他的打击，又将他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儋县）。那里瘴疠肆虐，几近蛮荒。此时的苏轼早已看淡了世间的荣辱，但始终没有放弃儒家的济世精神。他积极改善当地的状况，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
惠州、儋州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的文学创作却获得了再次丰收。这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是黄州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佛老思想再次成为他思想的主导，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随遇而安、放达自适的人生态度。但是与黄州时的寄情山水不同，此时苏轼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随缘自适不再是苦苦追求的理想，而完全成了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他把这样一种精神的关照投诸平常生活，投诸一草一木，从琐事中也能发现无穷的生机和乐趣。也正因为如此，恬淡自适的陶渊明最受晚年东坡的喜爱，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这些作品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最后辉煌。
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六十五岁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七年的岭南生涯。艰苦卓绝的环境并没有磨灭苏轼的精神意志，豁达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仍旧豪迈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愤懑，是旷达，是自嘲，还是感慨？个中滋味实在是一言难尽。这年七月二十八日，回京途中的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从年轻时便怀抱经国之志，但终其一生都未能施展抱负。他的一生因为政治而屡遭坎坷和不幸，但这使得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文学作品的内蕴，成就了他卓越的文学事业。
苏轼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散文创作方面，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和欧阳修一起，树立了平易畅达、简洁明快的散文风格，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典范。他的议论文雄健奔放、辨析周密，且善于翻奇出新；记和书序则将散文抒情、叙事、议论的功能结合得水乳交融，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他的随笔小品更是一绝，信笔写成，娓娓道来，既生动活泼又朴素隽永，有一种令人不忍释卷的魅力；他的辞赋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即是明证。
苏轼的诗现存有两千七百多首。诗歌的表现力非常惊人，几乎没有不能够入诗的题材。苏轼诗歌的总体风格是自然奔放、挥洒自如。他博学才高，对诗歌艺术的掌握达到纯熟的境界。诗中比喻生动新奇，用典稳妥浑成，对仗精工而不失活泼，做到了运用技巧而不露锻炼之痕。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对词体的革新意义尤其重大。他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不仅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内容，用词来记游、赠答、怀古、说理，使之成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文体形式；而且将柔情之词变为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甚至寄寓理性的思考，从而提高了词的品格境界和地位；同时，他还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使之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创造了新的美学规范，为词的创作拓宽了道路。
苏轼是一个艺术全才。他的书法“端庄杂秀丽，刚健含婀娜”，被公认为北宋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之首。他的绘画也富有创意，爱画竹木怪石，与文同、米芾等开创了墨戏一派。
苏轼在中国思想、文学、艺术、文化上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又深远的。他那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人生范式；他那非凡的文艺见解和不朽的艺术创作，为后代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宝藏；他还以幽默机智、和蔼可亲的形象活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关于他的各种传说故事都是人们喜闻乐道的话题……总之，苏轼是说不尽的，他值得人们用一生去喜爱，去思索，去体味。
文章标题：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原文句解诗意赏析-苏轼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