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八声甘州
寄参寥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题解】
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记载：“其词（即本篇）石刻后，东坡自题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东坡年谱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则长短句盖此时作也。”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听政。她起用旧党之人，十分器重苏轼，并多次提升他。苏轼坚持自己的政见，论事忠直，与旧党亦不能尽合，加以当时朝廷之内更有洛党、蜀党、朔党之争，苏轼对此感到十分厌倦，多次上书请求外任。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得以就任杭州知州。两年后，又被召还朝，时年五十五岁。这首词就是当时所作，抒发了他历经坎坷后了悟人生的深沉感慨。
词题中提到的“参寥子”，即僧人道潜，以精深的道义和清新的文笔为人推崇，是苏轼平生交谊甚深的一位方外友人。
【句解】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有情的风不远万里，把海潮卷来；转瞬之间，又无情地送潮而归。这两句表面上是说潮起潮落。初读之下，气象开阔，豪迈超拔；仔细吟味，却含有无限感慨苍凉之意。作者明知风为自然之物，潮起潮落，也不是风力所致，本无所谓“有情”、“无情”，而将其拟人化。这是借物言情，以抒己怀。既然刚来，为什么马上又归？既然“有情”如此，为什么又“无情”如斯？这里，隐寓着作者对人世间盛衰离合的感慨。他一生两度出仕杭州的宦海波澜，虽在言外，亦已在意中了。
这两句虽然写了“卷潮来”和“送潮归”两个方面，但却以“来”始，以“归”终，以“有情”始，以“无情”终，归根结底还是写其无“情”。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这三句以“问”字领起。“西兴”，在钱塘江南，今杭州市对岸，萧山县治之西。“几度斜晖”，即多少次看到残阳落照中的钱塘潮，有感叹之意。“斜晖”，一则承“潮归”，因落潮一般是在傍晚时分，二则古典诗歌中夕阳往往是与离情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意象。作者初任杭州通判，再出任知州，如今又复离去的沧桑往事，尽已纳入其中。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潮来潮去，日升日落，自然而然地带出作者对人世沧桑的感慨：不要去想古往今来的事情，转瞬之间，那些人事已成过眼云烟。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并发出“岂不痛哉”的叹惜。这里，苏轼对于古今变迁、人事代谢，一概置之度外，泰然处之。“俯仰”，一低头一抬头之间，形容时间短暂。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这两句飞扬超越而出，自叙超旷情怀：谁像我东坡老翁，白发苍苍，泯灭机心，恬淡无为？《庄子·天地篇》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指机诈权变的心计。“忘机”，则指泯灭机心，无意功名利禄，达到淡泊宁静的心境。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记得西湖西畔，春山景美：天晴时，山色翠碧，明媚空远；阴雨时，烟雨霏霏，山色迷蒙。这三句是下半阙开头，作者另换一种笔法，写记忆中难忘的西湖美景。同时，包含有与好友参寥同游共处的种种往事。
“春山”，一些较早的版本作“暮山”。从词境来看，以“春山”为更佳。因前面写钱塘江时已用“斜晖”，此处再用“暮山”，不免有犯重之嫌。何况“空翠烟霏”正是春山风光。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算来诗人情趣投合，如你我者太稀少了。苏轼与参寥皆心境淡泊，能诗善文。苏轼称赞参寥：“诗句清绝，与林逋上下，而了通道义，令人见之萧然。”（林逋是北宋初年著名的隐逸诗人。他喜爱种梅养鹤，人谓“梅妻鹤子”。其诗中最著名的两句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参寥诗“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风上下狂”，亦妙趣横生，传诵一时。
更重要的是，参寥屡次在苏轼政治失意时给他以慰藉与支持。早在苏轼任徐州知州时，参寥就专程从余杭前去拜访。苏轼被贬黄州时，他又不远千里奔赴，相从数年。苏轼守杭，为参寥选择了一处寺庙，二人时有访谈赏游。后来，当苏轼贬谪岭南惠州时，参寥还打算往访。当时嫉苏者甚至“摭其诗语，谓有刺讥讽”，勒令其还俗。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谢公”，指东晋人谢安。据《晋书·谢安传》所载，谢安为重臣，然而晚年东山归隐之志始终不渝。他出镇广陵，病危还京，经过西州门时，曾喟叹夙愿未偿。苏轼用谢安故事，表示他今日虽被召还朝，但必不忘归隐之志，今后亦将东还，与参寥相会。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这里仍是用谢安典故。谢安有一位外甥，名羊昙，素为谢安器重。谢安死后，羊昙悲伤不已，常常绕开西州之路。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仆人告诉他，他回首往事，痛哭而去。“西州”，古建业（今江苏南京）城门名。晋宋间建业为扬州刺史州治所，因为治事在城西，故称西州。这里作者是说自己要实现谢公退隐的愿望，不要使参寥像羊昙那样痛哭于西州。
参寥年纪小于苏轼，和“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相契，作者以谢安的外甥羊昙比喻他是合适的。然而这种生死相交的情感，作者不托之旁人而付于方外之友，可见其处境的孤寂与内心之怫郁，也进一步说明了二人的友情。
【评解】
这首词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离合，起势不凡。中间几度转折，既有对古今人事的感喟，又有对知交离别的伤感，最后抒发超然物外、归隐山水之志。反映的心境是复杂的：有人生不如意的悒郁，有兴会高昂的豪宕，更有了悟后的超逸旷远。
此词语言明净，音调铿锵响亮，读来气势恢宏，荡气回肠。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评赞说：“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真似泉（钱）塘江上看潮时，添得此老心中十万甲兵，是何气象何雄且杰！妙在无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所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气者。词境至此，观止矣！”金人元好问在《遗山文集》中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这首词正合此论。
【诗人名片】
苏轼简介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四十六岁以后自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按公历当是1037年初），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虽为平民，但富有远见卓识，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父亲苏洵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悉心研读诸子之学，最终成为著名的古文家。母亲程夫人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仁惠贤淑。苏洵早年外出游学求取功名，便由夫人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程夫人教子有方，常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一起跟随父亲离开家乡，前往京城开封参加进士考试。兄弟二人顺利通过了同年八月的举人考试。次年初举行的礼部考试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这篇仅六百余字的答卷，见解独到，说理透辟，笔力稳健，文风质朴自然。正在倡导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考官欧阳修看过此文后大为惊喜，想要把它列为第一，又担心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起见，降为第二。三月，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才华出众、气宇轩昂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殿试结束后，仁宗皇帝回到后宫十分高兴，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苏轼的才华受到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他曾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预言苏轼将来必定会超过自己，成为文坛的执牛耳者：“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苏氏父子一时名噪京城，文名远播。
苏轼的宦途正要开始，就在此时，家乡传来噩耗，程氏夫人因操劳过度，于四月病故。苏轼父子闻讯悲痛欲绝，日夜兼程赶回眉山。从嘉祐二年（1057）六月起，苏轼便在家为母亲守丧。直到嘉祐四年（1059）十月服丧期满后，苏轼父子才带领全家应诏前往京城。
嘉祐五年（1060）三月，苏轼被礼部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也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都是办理文书事务的九品官。因第二年要举行制科考试，兄弟二人都没有赴任。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考取“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第三等，由于一、二等为虚设，所以第三等实际上是最高等级。考试完毕后，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从此踏入仕途，时年二十六岁。
凤翔三年，苏轼为政勤勉，深入府属各县访察，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初次为官的苏轼，既增长了地方治理的经验，同时也开始体会到宦游生活的沉重乏味、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因久闻苏轼文才，英宗即位不久即召苏轼回京，任职史馆，授直史官。这个职位虽无重权，却是一个清要之职。正在苏轼仕途顺利之时，家庭不幸又接踵而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恩爱的妻子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紧接着，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也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灵柩回到眉山老家。这也是苏轼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苏轼在家守丧期间，朝廷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治平四年（1067），英宗逝世，二十岁的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锐意改革，希望彻底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熙宁二年（1069），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由于变法的程度过于激进，引起了保守势力和主张稳健改革者的反对，影响苏轼命运的长达数十年的党争，由此发端。
苏轼一贯主张稳健、渐变的政治方针。熙宁二年还朝后，在政见上与王安石多有不合，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因此大为不满。神宗赏识苏轼的才能，很重视他的奏对见解，这对新党来说不啻为一个不小的威胁。由于苏轼再三批评新法，神宗皇帝也渐渐心生不满，这使得朝中小人有了可乘之机。很快，有人上疏诬告苏轼兄弟在居丧期间利用官船贩卖私盐、木材等，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苏轼已经感受到了人心的险恶和情势的危急，为求自保，随即请求外任，以离开京城这个政治斗争的漩涡。
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知州的助理官）。七月，苏轼携继室夫人王闰之和两个儿子离京上路。途经陈州，与苏辙一家相聚，并与苏辙同行到颖州（今安徽阜阳）拜望致仕的老师欧阳修。这是两位文坛巨匠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便溘然长逝。苏轼万分悲痛，但因公务缠身，无法前往吊唁，于是写下《祭欧阳文忠公文》，寄托自己深切的哀悼之情。终其一生，苏轼对欧阳修都念念不忘，直到老年，他还常常向门人提起恩师的言谈教诲。
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冲淡了苏轼内心的烦恼和抑郁，也唤醒了他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热爱。在杭州期间，除了本着仁民爱物的胸怀尽心竭力地为百姓奔波操劳外，他时常陶醉于自然山水中。由于生性豁达，开朗诙谐，不管是文人雅集还是群众游乐，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还喜欢穷幽览胜，参访名山古刹，结交了不少得道高僧。杭州的三年，苏轼写下了许多描绘西湖胜景的美丽诗篇，同时也记下了百姓的疾苦和他们的哀乐。据今人研究，苏轼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填词，但词风基本上是沿袭传统的路径。
杭州任满后，熙宁七年（1074），苏轼被改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密州地处偏僻，文化闭塞，景物寥落，和杭州不可同日而语。清苦和寂寞的生活虽然让人郁郁寡欢，但比起京城的党争来却要好得多，他在诗中说：“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之一）苏轼到任后不久，密州就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他指挥百姓灭蝗，上书要求朝廷减免秋税，并虔诚地斋戒吃素，为民祈福。
密州是苏轼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在孤寂和苦闷的处境中，他开始寻求旷达超然的自我解脱方式。与此相应，词的创作也突破了旖旎婉约的传统，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意境风格都表现出“以诗为词”的特征；内容上不拘成法，“无意不可入”；境界则阔大明朗，飘逸豪放，为中国词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熙宁九年（1076）底，苏轼又改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不久，朝廷又改派他为徐州（今江苏徐州）知州。苏轼到任徐州不足三个月，就遇到了黄河决口。他积极组织民众救灾，并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他的另一德政是找到优质煤炭，为百姓解决了生活难题。徐州本是人文荟萃之地，苏轼此时又是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因此徐州本地和外地的文人士子都争相与苏轼交往。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等先后求列于苏轼门下。尽管不容于朝廷，但宾客盈门，士林爱戴，苏轼在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遂的。
元丰二年（1079），苏轼移任湖州。此时王安石已离任退居江宁。朝中小人当道，朝廷中的斗争已不再以变法和反变法为重心，而多沦为官场上的互相迫害倾轧。朝廷的新贵们从苏轼的政绩中挑不出什么毛病，便在他写的文字中寻找把柄。这年七月，朝廷忽然派人前来将苏轼逮捕，因为有人从苏轼的诗歌和奏章中寻章摘句，罗织莫须有的“包藏祸心”、“指斥乘舆”、“谤讪先帝”等罪名，要求皇帝将苏轼处以“大诛”之罪。苏轼被押至御史台，经过两个月的严刑逼供，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最终“罪名”成立，只等皇帝判决。御史台又称乌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爱戴他的地方百姓闻之伤心，朝野的正直士大夫，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王安石，也都纷纷为之不平；一些人上书劝谏皇帝，连病中的曹太后（仁宗皇后）也出面干预。经过多方营救，至此年年底，苏轼终于得以免除死罪，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实际是作为罪人被监管在黄州。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非常沉重，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由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黄州，好友马梦得为苏轼申请了城东荒地供其生活。苏轼对他亲手垦殖的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以此地自号“东坡”。此时的苏轼虽然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但由政治上的逆境而产生了对整个人生的困惑和怀疑。在他的思想中，佛老的清净无为、超然世外逐渐占了上风，这也使得他能够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人生的种种遭遇。虽然这场文字狱使他下笔小心了不少，但黄州依然是苏轼创作上一个辉煌的丰产时期。他寄情山水，在对大自然的感悟中淡化和超越人生的苦难。体现在诗、词、文赋的创作中，透露出一种寻求解脱的精神追求。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故，即位的哲宗只有十岁，由宣仁高太后（英宗皇后）听政。高太后倾向旧党，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高太后十分器重苏轼，先后起用他为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1087），苏轼再次被提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一年多的时间，苏轼的官运可谓顺畅至极。但苏轼坚持自己的政见，既反对新党的过激变法，同时又反对旧党对待新法全盘否定的做法，主张“参用所长”。其后果是很快遭到新、旧两党的不满和忌恨。这种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让苏轼感到十分厌倦，他多次上书请求外任。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又一次出任杭州知州。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此后的元祐六、七年间，他数次被召回京，但都深感朝廷不可久留，因此又多次自请外放。苏轼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像恩师欧阳修一样，积极拔擢后进，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成为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这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十九岁的哲宗亲政。哲宗重新起用新党，大力打击“元祐党人”。绍圣元年（1094），哲宗在苏轼政敌的鼓动下，又以“讥斥先朝”、“谤讪先帝”等罪名，将年近六旬的苏轼贬谪到千里之外的岭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尚未到任，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到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安置。尽管屡受打击，但苏轼仍旧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旷达的句子。
绍圣四年（1097），朝廷仍不放松对他的打击，又将他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儋县）。那里瘴疠肆虐，几近蛮荒。此时的苏轼早已看淡了世间的荣辱，但始终没有放弃儒家的济世精神。他积极改善当地的状况，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
惠州、儋州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的文学创作却获得了再次丰收。这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是黄州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佛老思想再次成为他思想的主导，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随遇而安、放达自适的人生态度。但是与黄州时的寄情山水不同，此时苏轼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随缘自适不再是苦苦追求的理想，而完全成了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他把这样一种精神的关照投诸平常生活，投诸一草一木，从琐事中也能发现无穷的生机和乐趣。也正因为如此，恬淡自适的陶渊明最受晚年东坡的喜爱，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这些作品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最后辉煌。
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六十五岁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七年的岭南生涯。艰苦卓绝的环境并没有磨灭苏轼的精神意志，豁达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仍旧豪迈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愤懑，是旷达，是自嘲，还是感慨？个中滋味实在是一言难尽。这年七月二十八日，回京途中的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从年轻时便怀抱经国之志，但终其一生都未能施展抱负。他的一生因为政治而屡遭坎坷和不幸，但这使得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文学作品的内蕴，成就了他卓越的文学事业。
苏轼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散文创作方面，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和欧阳修一起，树立了平易畅达、简洁明快的散文风格，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典范。他的议论文雄健奔放、辨析周密，且善于翻奇出新；记和书序则将散文抒情、叙事、议论的功能结合得水乳交融，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他的随笔小品更是一绝，信笔写成，娓娓道来，既生动活泼又朴素隽永，有一种令人不忍释卷的魅力；他的辞赋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即是明证。
苏轼的诗现存有两千七百多首。诗歌的表现力非常惊人，几乎没有不能够入诗的题材。苏轼诗歌的总体风格是自然奔放、挥洒自如。他博学才高，对诗歌艺术的掌握达到纯熟的境界。诗中比喻生动新奇，用典稳妥浑成，对仗精工而不失活泼，做到了运用技巧而不露锻炼之痕。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对词体的革新意义尤其重大。他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不仅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内容，用词来记游、赠答、怀古、说理，使之成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文体形式；而且将柔情之词变为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甚至寄寓理性的思考，从而提高了词的品格境界和地位；同时，他还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使之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创造了新的美学规范，为词的创作拓宽了道路。
苏轼是一个艺术全才。他的书法“端庄杂秀丽，刚健含婀娜”，被公认为北宋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之首。他的绘画也富有创意，爱画竹木怪石，与文同、米芾等开创了墨戏一派。
苏轼在中国思想、文学、艺术、文化上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又深远的。他那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人生范式；他那非凡的文艺见解和不朽的艺术创作，为后代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宝藏；他还以幽默机智、和蔼可亲的形象活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关于他的各种传说故事都是人们喜闻乐道的话题……总之，苏轼是说不尽的，他值得人们用一生去喜爱，去思索，去体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