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念奴娇
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
虎踞龙蟠何处是？
只有兴亡满目。
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
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
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
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
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题解】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辛弃疾从被金人占领的北方投归南宋朝廷已经七个年头了。尽管他有文韬武略，尽管他有敌后作战的经验，尽管他一直向朝廷请缨，但他也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建康府通判。
一日，他登上建康城西的赏心亭，写下这首词，送给时任建康留守兼沿江水军制置使的史正志。史正志，字致道，此人在政治上实际是一个投机分子，早在孝宗即位之初就与主和派暗中往来。而辛弃疾写这首词时，他尚未暴露其真实面目，还是一幅主战派架势。留守，官名，古时国君迁都或巡幸，以重臣代守其土（或行宫）称留守。宋室南渡初，高宗曾一度驻跸建康，后迁都临安，故有行宫留守之职。
【句解】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
建康即今南京，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皆都于此，人称六朝故都，有许多历史古迹，所以词人开门见山“我来吊古”。他登上高高的赏心亭，万千愁绪顿时涌上心头。
写这首词时，整个南宋社会正处于北伐失败后的低迷、压抑气氛中。辛弃疾登楼怀古，一想到前朝旧事，胸中就不自主地涌出“闲愁千斛”。一斛等于十斗，“千斛”愁该有多重！他却轻松地将之称作“闲愁”。不愿提，不想提，无尽的愁苦已经让他只能苦笑置之！但是，眼前的所见所闻又让他不能不想。
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
三国时意图统一天下的诸葛亮曾说过，南京背有钟山，前有长江，“钟山龙蟠，石城（南京又称石头城）虎踞”，地势险要，可做“帝王之都”。如今呢？只剩下几个曾偏安于此、不思进取的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陈迹。
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
高楼之上，词人放眼四望，只见微弱的夕阳照在迷茫的柳枝上；水边的鸟儿慌乱地到处飞窜，寻找安身之地；田野里高大的树木被风吹打着，枯黄的叶片纷纷坠落。“乔木”，高大的树木。
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远处江面上，一片白帆孤独地向西边飘去。突然，一声竹笛响起，悠扬、哀怨，如泣如诉。“霜竹”，代指笛子。
一切景语皆情语。夕阳、衰柳、荒野、悲风、孤帆、哀笛，这些景象，不正是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南宋王朝的象征吗？满怀愁苦的辛弃疾，看着眼前这幅惨淡的夕阳西下图，想到了国家的前途命运，想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
辛弃疾生长在被金人侵占的大宋北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人民的苦难使他从小就立下了驱除金人、收复中原的壮志。二十二岁时，他就组织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起义抗金，后来又成功率领一万士兵投归南宋，不可不谓英雄。南归后，他原以为从此可以大展宏图，实现祖国统一理想，却遭到朝廷主和派的打击、排挤。朝廷给了他一系列的低级官职，却从不理会他的复国主张。
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他只能慷慨悲歌，将“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虎踞龙蟠何处是”的疑问，正是辛弃疾对当权的主和派的严厉质问：这个虎踞龙蟠之地，完全可以作为大宋复兴的基地，可你们却从不曾好好地经营它。如今朝廷躲在江南已经四十多年了，得过且过，国事日非，这不是在重蹈六朝灭亡的覆辙吗？
词人的无尽忧愁，正是源于他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源于壮志难酬的苦闷。此情此景，令他想起了东晋时抗御强敌、打败侵略者的丞相谢安。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
谢安，字安石，东晋孝武帝时任宰相。谢安文采风流，才智过人，指挥东晋抵御前秦入侵，立下了赫赫功劳。唐代诗人李白就曾歌咏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今日之南宋，也正是亟须“静胡沙”之时，多么需要像谢安这样的人才啊！可历史上的谢安境遇又如何呢？晚年的谢安功高震主，受孝武帝猜忌，处境可危。他想回到未仕前隐居的东山，也一直未能如愿。一次，孝武帝召开宴会，音乐家桓伊弹筝作歌，歌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谢安闻歌触动心事，不觉潸然泪下。
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
淝水之战中，谢安指挥弟弟谢石和侄子谢玄，以八万大军击败前秦苻坚率领的九十万军队。当前线的捷报传到相府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只说了声：知道了。客人很奇怪，谢安淡淡地说：“小儿辈遂已破敌。”这个典故本是说谢安沉着、闲雅，辛弃疾却改变了原意，强调谢安不问世事，惟以下棋消磨时光。
词人记起谢安的这些故事，是在为谢安悲伤，更是在为自己悲伤。自己如今的处境不正是如此吗？曾经英勇杀敌，战功无数，而今沉于下僚，碌碌无为，郁郁不得志。可是，又能如何呢？
到底如何面对复国无门的愁苦？辛弃疾引为同道的谢安也不能给迷茫中的他一点指引。
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
相传，唐朝时有渔夫在赏心亭下的秦淮河捡到一面古铜镜，照之尽见人肺腑，渔夫大恐，铜镜失手掉入水中，再也捞不出来。如今的辛弃疾，也正身处赏心亭上，本是想游览散心，理清自己的愁绪，却不曾想越理越乱，无法解愁。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于是词人喊道：天快黑了，乌云密布，谁来劝我喝一杯啊？“杯中绿”，指酒。
他明知酒能解愁，却无法主动端起酒杯。因为他的愁太多，他的怨太深，他无法不清醒着，努力找到方向。他怎能喝下酒？“谁劝杯中绿”，深刻地表现了他无奈、哀伤、苦闷的心情。
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谁来与词人一道买醉浇愁？没有。他看到的是狂风怒吼，波浪滔天，直有摧房倾屋之势。
结尾两句，以江头风浪摧毁房屋暗喻国势之危急。辛弃疾的一片忧国之情，至此更为炽烈。
【评解】
金陵为“六代豪华”之地，历来登临者多有咏叹，但不少仅流于发思古之幽情。此词不然，它借古讽今，深含国忧。
全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衔接紧密，笔法多样。设问、比喻、典故的灵活运用，将词人的悲愤之情表露无遗。虽系辛弃疾早期作品，但已初具其沉郁悲壮的基本风格。
【诗人名片】
辛弃疾简介
辛弃疾，字幼安，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出生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
在此之前，宋钦宗建康二年（1127），金国攻陷北宋都城汴京，北宋灭亡。逃到南方的皇族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政权，是为南宋。先天不足的南宋小朝廷虽然暂时在南方站住了脚跟，却始终面临着金兵南侵的危险。由于统治者的怯弱无能，收复失地、统一中原更是困难重重。辛弃疾出生之时，他的家乡山东地区已经沦陷于金人之手长达十三年。
父亲早亡的辛弃疾从小便跟随祖父生活。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位爱国士大夫。金兵入侵时，由于家族人口众多，辛赞无法脱身南下，只好留在济南，后来又不得已出仕金国。但他内心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他将这一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为其取名“弃疾”。“弃疾”，正是“去病”之意。西汉有名将霍去病，六次率军击败匈奴，解除了自汉初以来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辛赞是希望孙子能够像当日的霍去病一样，为今日之宋朝驱除金兵，解除危难。
辛弃疾少年时，祖父便常常带着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在他十四、十八岁时，又两度让他前往金国首都附近的燕山考察军情。祖父的教育、引导在少年辛弃疾的心中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而他自己亲眼目睹的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更加深了他对侵略者的仇恨。这一切，使辛弃疾很早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大志。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英雄。
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这期间，在已经沦陷的北方地区，汉族人民纷纷聚众起义，抗金斗争如火如荼。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毅然举起抗金义旗，在济南南部山区聚集了一支二千多人的队伍。不久，他率众投奔由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在军中担任掌书记。任职不久，他果断地追杀叛徒，赢得了耿京的信任和器重。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人内讧，完颜亮被部下杀死，金兵撤回北方，新的金国统治集团成立。面对义军即将被各个击破的危急形势，辛弃疾极力说服耿京归附南宋朝廷，与宋兵共同抗金。次年正月，他奉耿京之命南下，奉表归宋。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表示承认义军的合法地位。
不料，就在辛弃疾成功完成使命之时，起义军中张安国叛变，勾结金兵杀害了耿京。辛弃疾在北归途中听闻此讯，迅即率领五十多人马，急驰数百里，突袭济州（今山东巨野），在五万金兵营中活捉张安国，并成功劝服营中耿京旧部上万人起义。辛弃疾带着这上万人，成功摆脱金兵追赶，昼夜疾驰到达建康，将张安国斩首示众。年轻的辛弃疾成为了传奇英雄，南宋朝野为之震动：“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之后，辛弃疾被委任为江阴军签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个并不理想的开头，似乎已经预示了他后半生倾尽全力，却始终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
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二年，南宋朝廷在张浚的主持下出兵北伐，最终失败，与金签订了屈辱投降的“隆兴和议”。从此，主和派重新当权，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宋朝廷对金一直俯首称臣，不敢言战。辛弃疾的大半生，就生活在这悲哀的四十多年里。
在低迷、压抑的政治环境中，辛弃疾的抗金主张和复国言论始终不被统治者采纳。不仅如此，来自沦陷区的他还不断受到朝廷中人的猜疑、歧视、排挤。当权者明知他才识超群，却不肯重用。这样，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始终沉于宦海底层，先后担任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府添差通判、司农主簿等一系列无关紧要的“佐贰之职”。辛弃疾满腔热情投归南宋，却遭受如此待遇，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无奈的他不免在词中发发牢骚：“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倦客新丰”）
尽管沉于下僚，辛弃疾却“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期间，凭着对南北政治、军事形势的深刻了解，辛弃疾不断为朝廷北伐之事献计献策。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于乾道元年（1165）上给宋孝宗的《美芹十论》和乾道六年（1170）上给宰相虞允文的《九议》。这两篇政论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和进取方略，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强国措施，显示了辛弃疾经邦济世的非凡才能。然而，这些策论并没有引起统治集团的重视，反倒在文人士大夫中广为传播，赢得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共鸣和赞誉。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出任滁州（今属安徽）知府，开始了他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仕宦生涯。他宽征薄赋，招收流民，恢复生产，训练民兵，实行屯田，使荒凉落后的滁州很快就面貌一新。这之后，他又连续担任了好几个州、府、路的行政长官，职位较前十年有了提升。
在地方任上，辛弃疾恪尽职守。任江西提点刑狱，三个月平息茶商武装叛乱；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讨平农民暴动。辛弃疾做这些事时，手段比较狠辣，但他的内心却是矛盾的。他曾上书朝廷，指出老百姓上山为“盗”的真正原因是官逼民反，要想平息人民的暴动，就必须严肃官纪。
面对辛弃疾卓著的政绩，南宋朝廷却加强了对他的防范，频频调动其职务，以免他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会培植起个人势力。湖北任上两年后，辛弃疾被支到湖南，任潭州（今长沙）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在那里他兴修水利，赈济饥民，整顿乡社，创建飞虎军，雄镇一方。一年之后，又被调离，改任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辛弃疾针对当时社会弊端，在地方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打击豪强，触动了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引起了不少官僚的不满乃至嫉恨。淳熙八年（1181）冬，他被人罗织罪名，弹劾免职。对这样的结果，辛弃疾自己也早有预料。两年之前他就曾说：“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
罢官后的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带湖闲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是作为英雄的辛弃疾失意的十年，也是作为词人的辛弃疾艺术创作大丰收的十年。
回顾辛弃疾南归以来，虽一心抗金复国，却被束缚在后方的大小事务上；虽在地方尽职尽责，准备大有作为，却遭诬陷弹劾，不得不闲居度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这怎能不叫他愤恨叹息？他不能像陶渊明那样躬耕田园，悠然自足；也不能像苏轼那样看透宇宙人生，对一切坦然待之。虽然在带湖的生活表面上淡泊平静，但他的内心却时时块垒难平，因为他始终无法忘记国家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也无法忘记自己年少时立下的雄伟志向。于是，词便成了他最好的抒泄工具。他将自己的爱国热忱、英雄情怀，以及壮志难酬的悲苦怨愤，都一并寄托于词中。他的词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他痛苦灵魂的真实再现。尽管辛弃疾在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就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词篇，但只有在带湖的十年中，他才真正从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变为了一个文学家。
当然，恬静的田园生活也让苦闷的他偶尔忘掉忧愁。他在词中写带湖附近的亭台楼阁、山水花木，写乡村的田园景致、风俗人情。他笔下的农家生活快乐悠闲，是特意选择的素材，也寄托着他希望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经过十年等待的辛弃疾突然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他欣然前往上任。半年后，因原任安抚使去世，他受命兼任福建安抚使。次年春，他奉诏到达临安，受到宋光宗召见。奏对中，他就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布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但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之后，他被留在临安作太府少卿。为期仅半年，便又被派回福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
回到福建后，辛弃疾全力改革弊政，并开始扩军练军，准备把福建地方军队建成像当年湖南飞虎军一样的雄师劲旅。这一系列措施又招来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重回福州不到一年，他被人诬为“残酷贪饕”，再度弹劾罢官。五十五岁的他只能悲唱着“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回到江西农村。
祸不单行，回家不久，辛弃疾在带湖的住宅不幸失火，房屋被毁。于是他将家迁到铅山县瓢泉。他在瓢泉的生活，与以前闲居带湖时差不多，终日在游山玩水、纵酒填词中消磨时光。生性豪爽的他本就好饮，这下更时时借酒浇愁，以至“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
辛弃疾在瓢泉的第二次退闲生活，长达八年之久。这期间，他留下了大量词作，数量和带湖时期差不多，不同的是，此时的他更加失望悲愤，作品的感情基调也更加沉郁忧伤。他时常在作品里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抗金经历，缅怀自己的壮志豪情。虽然对现实充满了怨恨，但他抗金复国的理想却依然没有破灭。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十四岁高龄的辛弃疾再次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接到诏令后，他“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黄斡《与辛稼轩侍郎书》），立即赴绍兴就任。
这次起用他的是当时宰相韩侂胄。为筹划北伐，韩侂胄需要起用一些主张抗金的元老重臣以造声势，辛弃疾便成了他的一个筹码。嘉泰四年（1204），辛弃疾应召入朝。然而，宁宗和韩侂胄召见他，并不打算把他留下来主持用兵大计，只是采其名望为北伐装点门面。很快，辛弃疾被派往镇江任知府。
虽对自己不能参与前线抗金战事愤恨不平，辛弃疾到达镇江之后，仍在这一对敌用兵的要冲之地积极备战，很快建立起一支万人劲旅。对于韩侂胄等人不作充分准备就急于出兵北伐，他深感忧虑，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表明了其反对轻率冒进的态度。
不管辛弃疾抗金复国的意愿多么强烈，对国对民用心多么良苦，朝廷始终没有真正信任他。在镇江任上仅仅一年多，又因人诬以“好色贪财，淫刑聚敛”，他第三次被弹劾免职。开禧元年（1205）初秋，辛弃疾孤独凄凉地返回铅山瓢泉。
开禧二年（1206）五月，南宋正式下诏伐金。不出辛弃疾所料，宋军很快全线溃败。山穷水尽的南宋朝廷只好再次向金求和。金人提出，以韩侂胄项上人头作为议和条件。韩侂胄恼羞成怒，想再次对金国用兵，他又想到了辛弃疾。
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奏请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令其立即到临安供职。诏令到达铅山时，辛弃疾已经一病不起，他赶紧上奏请辞。就在此年九月十日，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含恨而逝。相传他在临终之际，还大喊数声“杀贼！杀贼！”
一个英雄生活在一个怯弱平庸的朝代，是一种悲哀。而对于辛弃疾来说，这种悲哀又是一种幸运：政治上的失败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成功。
杀敌报国的英雄情结和政治失意的牢骚，是辛弃疾大半生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内容，也因而形成了辛词与一般文人词相区别的豪雄特色。清代词论家黄梨庄就此评论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仲）、乐（毅）之才，不能尽展其用。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的确，一部稼轩词集，正是对辛弃疾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不息精神的忠实纪录。在这部心灵史中，始终交织着对国家、民族深沉的爱，和对无法驱除强敌、实现壮志的强烈的痛和恨。
辛弃疾词现存六百二十多首，都是归宋之后所作。他被后人视为宋词发展中最重要的词人之一，不仅因为其作品数量巨多，并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更因为他在词的创作中大胆开拓创新，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北宋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辛弃疾则用自己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词风。辛词大多意象阔大，气魄恢宏，充满阳刚之美；感情浓烈，或慷慨悲凉，或低沉落寞，或热情激昂，其力量皆不可抵挡，震撼人心。
辛弃疾一生不曾改变他炽热的爱国情怀与宏伟的报国理想，所以，辛词较之苏词，少了潇洒、豁达，多了英雄的豪壮激昂。正如王国维所评：“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辛词将豪放发挥到极致，豪放之中，又更多悲壮之气。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对此的分析很有见地：“东坡之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生性，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慨，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子仪）、李（光弼），为岳（飞）、韩（世忠），变则为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
辛词风格以豪放为主，但也不乏婉约、平淡、清丽，甚至缠绵者。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从词的内容来看，辛弃疾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在苏轼手中，词的题材开始由传统的“花间”、“尊前”扩大到诗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辛弃疾进而将一切可写之事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他写政治，写战斗，写友情、爱情、家国之情，写山川景色、人生哲理，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
词的语言到辛弃疾这里，更是变化多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后人常言，东坡“以诗为词”，稼轩“以文为词”。辛弃疾不仅化用辞赋古文的语言直接入词，更在词中借鉴辞赋古文的章法结构、描写手法。所以，辛词中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有十几字的长句，也有三四字的短句；有对话，也有议论；有通俗鲜活的民间口语，也有经籍上的古文句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辛词更像一篇篇有音乐节奏的韵文，完全突破了文人词中常以意象叠加成句成文的形式。这是词在语言艺术上的一次重要革新。
辛词另一大特色是好用典。他广泛引用前人诗词歌赋和经书、史书等典籍中的语汇、成句、历史掌故，将其巧妙地融进自己的词中，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清人刘熙载《艺概》评曰：“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但他的个别作品，也因用典过多，被人诟为逞才使气，炫耀博学。
辛弃疾词对南宋词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人陈洵《海绡说词》便曾言：“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在其同时或稍后，出现了不少与他有着相同或相近创作倾向的词人，文学史上把他们称为辛派词人，主要人物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后世之人对辛弃疾的评价也非常高。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曰：“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言：“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一幼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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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原文句解诗意赏析-辛弃疾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