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有万里客行
曹植
门有万里客，问君何乡人？
褰裳起从之，果得心所亲。
挽裳对我泣，太息前自陈。
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
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
【鉴赏】
此诗作于何年，已难确考，但从那关切与自哀的问答里推想，似为曹植晚岁之作。
诗悲“飘荡之苦”，被评家所公认。悲谁之飘荡呢？当然是门前“万里客”。你看，诗以“客”为题，且起句点“客”，接下来，挽裳而泣、太息而陈者为“客”，昔生朔方、今长吴越者为“客”，岁不恒居、将去西秦者亦为“客”。“客”，是飘荡的主体，无客无诗，因此诗歌悲悯的正是万里行客的飘荡之苦！
人生一大修罗场，灾难可以说是如影随形的。生当三国乱世，曹植目睹耳闻的人间灾难，甚于飘荡者多矣，他何以对万里客之苦如此专注、如此同情？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回顾曹植后半生的际遇。《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身为皇弟及皇叔的曹植，“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万里客生于北，长于南，流于西，一生三徙居；曹植亦“三徙都”。这种巧合说明：此诗，有强烈的自况色彩。缘于对客体的同命相怜，转而为自我的顾影自怜，使这首诗在画面与诗情上都呈现出主客叠印的双像、双色效果。客有我影，我有客形，泣则同泪，陈则同声，吟咏至三，客我几无可分矣？
分析至此，或问：诗为诗，史为史，以诗人之生平，匡诗歌之内涵，是否失之勉强？若在一般无愁强愁的诗人或以诗欺世的诗人，以诗拟人或以人证诗，都会有南辕北辙之误。但曹植，任酒使性，赋诗见情，其乐府，包括此一首，均如陆侃如先生所断：“大都是他发泄身世之感的。”因此，对此诗作由客及我、由怜人到怜己的进层分析，还是贴合诗人原意的。需要我们探讨的倒是：诗歌是如何做到客我交融，铸成一体的呢？
联系的纽带，全在“果得心所亲”一句。此句为全诗之“眼”，诗眼洞明，则通体活脱。首句，写“目视”；次句，写“口问”；三句，写“手足齐动”；四句，“果得心所亲”，则写神驰心交。四句诗，写了诗人的四层动态。从诗句顺序看，当然目、口、手、足之动在先，心动在后；但从语势看，或从内在逻辑看，心动则定在其先。“心所亲”，即心灵相通；“果得”，即果然遇到。合解当为：果然遇到了心心相印者啊！既然一切均在预料中，那么诗人前面的一系列行动，都是有强烈目的性的动作。未见万里客，已思，已寻万里客，故既见之，才能追赶、询问，并听其哭诉。著一“亲”字，主客间的分界化为乌有，“客”之泣涕自陈也就寄寓了“主”之人生感慨。
正因为二人命运相似，情感相亲，故客人自陈之后，诗章也便戛然而止。此时无声胜有声，诗人的无复再问、无复再慰，加强了诗的悲凉气氛。虽然路程遥遥，但万里客毕竟还有“行行将复行”的自由，还有西秦的归宿，还有另外的人“心所亲”啊，而诗人连这点自由都没有。在《吁嗟篇》中，曹植写道：“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看来，曹植也是久苦无根的！两诗印证，更清晰地显现，此诗在怜人的同时，确又在抒发一种不能握有个人命运的绝望情绪和乡国难返的失落情绪。
从音乐性上看，曹植的乐府，多不协律；从文学性上看，其乐府则辞情并茂。辞因情发，情蕴辞现，这就使曹植以“捷才”鸣于诗坛。刘勰评“子建援牍如口诵”。我想，这评语不但赞其速成，亦赞其诗句如话。此诗，造语自然，通俗晓畅，毫不像出自王侯之手，诚为难得。
（田秉锷）
【诗人名片】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的同母弟。他的一生可以公元220年十月（曹丕在这时即魏帝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生活平顺。后期在文帝（曹丕）和明帝（曹叡）两朝（220—274），遭受猜忌，不得参预政事。屡次要求自试都得不到允许。因此常抑郁无欢，到四十一岁就死了。他的诗流传约八十首，以五言为主，大都词采华茂，语言精炼，情感热烈，慷慨动人。代表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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