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水亭杂识四
癸丑病起，披读经史，偶有管见，书之别简。或良朋莅止，传述异闻，客去辄录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曰《渌水亭杂识》，以备说家之浏览云尔。
古人咏史，叙事无意，史也，非诗矣。唐人实胜古人，如：“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号长生。”“东风不假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诸有意而不落议论，故佳；若落议论，史评也，非诗矣。宋已后多患此病。愚谓唐诗宗旨断绝五百余年，此亦一端。
咏史只可用本事中事，用他事中事，须宾主历然，若只作古事用之，便不当行。如：“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元者，玄元皇帝老子也，唐世奉为始祖，事固诬诞。天子五色车，用汉武甲乙日青车、丙丁日赤车事。周伯强引杜预《左传序》语，谓之“具文见意”，以其意在文中，更不出意也，乃为高手。
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愚曾与友人言此，渠曰：“今人止是做韵，谁曾做诗？”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绝此病，必无好诗。
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
《雅》、《颂》多赋，《国风》多比兴。《楚词》从《国风》而出，纯是比兴，赋义绝少。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版腐少味。
山谷“猩猩毛笔”诗，不失唐人丰致，反自题为戏作，失正眼矣。
唐人诗意不在题中，亦有不在诗中者，故高远有味。虽作咏物诗，亦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老杜“黑白鹰”、曹唐“病马”、韩偓“落花”可证。今人论诗，惟恐一字走却题目，时文也，非诗也。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
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庾子山句句用事，固不灵动；六一禁绝之，一事不用，故遂至于澹薄空疏，了无意味。
唐人有寄托，故使事灵；后人无寄托，故使事版。
刘禹锡云：“阁上掩书刘向去，门前修刺孔融来。”借古以叙时事则灵动。武元衡云：“刘琨长啸风生坐，谢朓题诗月满楼。”实用古事而无寄托，便成死句。
建安无偶句，西晋颇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陈谓之格诗，有排偶而无粘。沈、宋又加剪裁，遂成五言唐律。《长庆集》中尚有半格体。
七言，汉人犹未成体，至魏文帝之《燕歌行》而成体，至梁人渐近于律，至初唐而遂成七言律诗。
七言歌行始于六朝，其间有长短句，有换韵，音节低昂，声势穏密，居然近体，非古诗也。
《北史·卢思道传》曰：“周武帝平齐，授思道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杨休之等数人作《听鸣蝉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叹美之。”今读其词，居然初唐王、杨诸子。隋炀帝《江都宫乐歌》，七言律体已具，律诗亦不始于唐。
五、七言绝句，唐人加以粘缀，声病耳，其体未变于古也。
五言律诗，其气脉犹与古诗相近，至于七言律诗，则别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两句谓之联，凡四句谓之绝，非必以四句一篇者为绝句。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约有声病、守粘缀、无叠韵、不口吃者，八病俱离。
口吃诗，即翻也；叠韵诗，即切也。“古今贵经教”，口吃也；“屋北鹿独宿”，叠韵也。口吃亦名双声。
“独树临江夜泊船”，或本作“独戍”。愚谓大江中有戍兵处，可泊船，以“独戍”为是。后读《宋史·王明传》，见其地有独树口，不觉自失。
唐人以韵字之少者，与他部合之为通用。咍当与佳通，以隔一部故，遂与灰通，以致字声乱极。
韵本休文小学之书，以为诗韵，已误。今人又作词韵，谬之谬也。
人之作诗，必宗“三百篇”，而用韵反不宗之，岂非颠倒？
“东”翻“登”，“冬”翻“丁”，声固不同，而非不可同押者也。休文诸公强作解事，分为二部，后人以是唐人所遵，不敢相异。
赵文敏诗，不独在元人为翘楚，在宋可比晏同叔。而本传云：“以书画掩其文章，以文章掩其经济。”元世祖开国之君，所用当不谬也。
杨铁崖乐府，别是一种奇特之文，谓之乐府则不可，李宾之亦然。
汉人乐府多浓谲，“十九首”皆高澹，而“文选注”亦有引入乐府者，不知何故。
乐府，汉武所立之官名，非诗体也。后人以为诗体。
古人乐府词，有切题者，有不切题者，其故不可解。
少陵自作新题乐府，固是千古杰人。
大抵古人诗有专为乐歌而作者，谓之乐府；亦有文人偶作，乐工收而歌之者，亦名乐府。
乐府题，今人多不能解，则不必强作李于鳞。优孟衣冠，徒为人笑。
《焦仲卿妻》又是乐府中之别体，意者如后之《数落山坡羊》，一人弹唱者乎？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律诗，近体也。其开承转合，与时文相似，惟无破承起讲耳。古诗，则欧、苏之文，千变万化者也。作时文者多不敢擅作古文，而作律诗者无不竟作古诗，可乎哉？
古诗，汉·枚乘所作，有在“十九首”中者，然亦不殊于建安。但举建安之名，以为宗极可也。
阮公《咏怀》不下建安人作，自此而后，西晋已变，建安体绝于阮公。
西晋之《白纻舞词》不言何人作，那得下于汉人？
东晋竟无诗，至陶、谢而复振。
康乐，矜贵之极，不知者反以为才短幅狭，将为东坡如搓黄麻绳千百尺乎？
诗至明远而绚丽已极，虽不似建安，而别立门户，不肯相下也。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志；作《刘统军志》，又作碑。东坡作《司马公行状》，又作碑。其事虽同，而文词句律乃无一字相似者。蔡中郎为陈太丘、胡广作碑，及为二公作祠铭，同者乃十七八。
韩退之作《博士李君墓志》，通无一语及其家世、宦迹、才行，直谓其误服方士柳泌药下血以死，且援引数人同以是死者，自李虚中、孟简、卢坦而下六七人。其文甚奇。公刻意而作，意欲后世永为鉴戒。然古今碑志无此体也。虞伯生作《晏氏家谱序》亦历数宋·窦俨、贾昌期而下数十人之子孙隆替，当亦效昌黎而作，然于晏氏亦有感激称颂语，不似昌黎之漠然于李氏也。
欧阳公《谢赐衣带马表》，东坡幼时，老泉命拟作，语意甚工。明成化丙午，场屋出此题以试士，所刻程文则益该博精切。至弘治壬子，复出魏征《谢黄金厩马》，则益工矣。余意谓宋人尚四六，丙午刻者不失为宋表。壬子所刻，唐人则无是语也。后见常衮集中有《谢绯衣银牙笏玉带表》云：“臣学愧聚萤，才非倚马。典坟未博，谬膺良史之官；词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银章雪明，朱黼电映；鱼须在手，虹玉横腰。祗奉宠荣，顿忘惊惕。蜉蝣之咏，恐刺《国风》；蝼蚁之诚，难酬天造。”然则唐世已有此体矣。
唐之诗人惟陈子昂、张说、高适集中间有幽州之作，此外游宦于兹土者寡。宋则非奉使不至，故题咏亦无多。王之涣《九日送别》诗云：“蓟庭萧瑟故人稀，何处登高且送归。今日暂同芳菊酒，明朝应作断蓬飞。”窦巩《蓟门》诗云：“自从身属富人侯，蝉噪槐花已四秋。今日一茎新白发，懒骑官马到幽州。”马戴诗云：“荆卿西去不复返，易水东流无尽期。日暮萧条蓟城北，黄沙白草任风吹。”张耒诗云：“十月北风燕草黄，燕人马饱风力强。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杀阴山双白狼。”四诗辞俱工。其余杂见于出塞送行之作，如：“屡战桥恒断，长冰堑不流。”徐陵诗。“塞禽惟有雁，关树但生榆。”王褒诗也。“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祖咏诗也。“日生方见树，风定始无沙。”裴说诗也。“沙河流不定，春草冻难青。”王贞白诗也。“风折旗杆曲，沙埋树杪平。”马戴诗也。“黄云战后积，白草暮来看。”释皎然诗也。“塞馆皆无簟，儒装亦有弓。”“已行难避雪，何处合逢花。”项斯诗也。“戍楼承落日，沙塞碍征蓬。”张蠙诗也。“有雪常经夏，无花空到春。下营云外火，驱马月中尘。”于鹄诗也。“野烧枯蓬旋，沙风匹马冲。”黄滔诗也。“儿童能走马，妇女亦弯弓。”欧阳修诗也。“边日照人如月色，野风吹草作泉声。”范镇诗也。皆善状燕中风景者。
李群玉《湘妃庙诗》：“相约杏花坛上去，画阑红紫斗摴蒱。”范摅《云溪友议》曰：“群玉题庙见二女，曰：‘二年当与君为云雨之游。’段成式戏之曰：‘不意足下是虞舜之辟阳。’”诗人轻薄至此，比于周秦行纪，甚矣。按舜升遐已一百十岁，三十征庸，帝妻二女，度其年已及笄，至此时亦是七八十岁老妪。后人纷纷摹拟湘筠染泪，比迹巫山，非独亵慢圣人，亦且有乖事实。
唐·李益赠卢纶诗曰：“世故中年别，余生此会同。却将悲与病，独对朗陵翁。”卢和云：“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对两衰翁”句律悽惋，如出一口。
张继在临川寄皇甫冉诗曰：“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至浔阳回去，相思何处通书。”以上三句见下一句，别是一体，然其声调亦不愧盛唐。冉答之云：“望望南徐登北固，迢迢西塞望东关。落日临川问音信，寒潮惟带夕阳还。”不但格律与之相埒，而一时相与之情亦可想见也。
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科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今人有迁居或新筑室，朋侪醵金往贺，曰“暖房”，盖自唐人已有之矣。
《兰亭》记丝竹管弦之词，诚为重复。然不特右军言之，西汉《张禹传》“后堂理丝竹管弦”，则汉初已有此语矣。
六一诗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敢传中国，举世无由识古文。”谓日本国有逸书，历问之贸易往来，不然。昔又传闻彼国无《易经》，舟中有此经，即波浪不得过，亦不然。
元遗山编唐诗，鼓吹以柳子厚“登柳州城楼”诗置之篇首。此诗果足以压卷乎？且其中许浑诗入选最多。今人脍炙不厌，无怪乎诗格日卑。
丁鹤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严，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尝有诗云：“行踪不定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刘伯温家居危疑，《九日》诗云：“薏苡明珠千古恨，却嫌黄菊似金钱。”其意皆可伤也。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
宋人好推誉本朝人物。以六一比子长，犹十得五六；以放翁比太白，十不得三四。
昔人好取华丽字以名类事之书，如编珠、合璧、雕金、玉英、玉屑、金钥、金匮、宝海、宝车、龙筋、凤髓、麟角、天机锦、五色线、万花谷、青囊、锦带、玉连环、紫香囊、珊瑚木、金銮、香蕊、碧玉、芳林之属，未能悉数。闻国学镂版向有《玉浮图》，不知何书，当亦属类家也，又有《孟四元赋》。孟名宗献，字友之，自号虚静居士，金时冠于乡、于府、于省、于御前，故号四元。其律赋为学者法，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见于刘京叔《归潜志》。
三教中皆有义理，皆有实用，皆有人物。能尽知之，犹恐所见未当古人心事，不能伏人。若不读其书，不知其道，唯恃一家之说冲口乱骂，只自见其孤陋耳。昌黎文名高出千古，元晦道统自继孔孟，人犹笑之，何况余人。大抵一家人相聚，只说得一家话，自许英杰，不自知孤陋也。读书贵多贵细，学问贵广贵实，开口捉笔，驷马不及，非易事也。
儒道，在汉为谶纬所杂，在宋为二氏所杂。杂谶纬者粗而易破，袭二氏者细而难知。苟不深穷二氏之说，则昔人所杂者必受其瞒，开口被笑。
《楞严》云：以世界轮迴取颠倒，故人、畜、仙，其类充塞。世之学仙者守清净而间阴阳。非色界天无女人，但有色身，故名色界。欲念消尽者生于此。玉帝犹在欲界第二天，其上更有四层，皆有女人。有女则有欲，但以次轻微而上耳。神仙统于玉帝，事可知矣。人世事，释典无不言之，谓有力者从修罗、虎、象中来。
唐太宗命三藏法师取经，既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谓之曰：“此间经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读几何？须服我延年药，庶可读少分。”藏师以帝命有定期而辞之。
《楞严》翻译在武后时，千年以来，皆被台家拉去作一心三观。万历中年僧交光始发明根性，宗趣暗室一灯矣。钱牧斋研究之工，远过钟伯敬。钟于《楞严》，知有根性，钱竟不知也。生天牧斋必在伯敬前，成佛当在伯敬后。
人不可强所不知以为知。唐荆川博极群书，其作《稗编》，门类议论无不精确，唯所列释氏之徒，宗教不分，为人所议。
万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师也。其语文正王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王亟称之，谓：“云门之宗，悟者得之于紧峭，迷者失之识情。临济之宗，明者得之于峻拔，昧者失之卤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于绵密，愚者失之廉纤。独万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脉，具云门之善巧，备临济之机锋，诚宗门之大匠，四海之所式范。”其倾心至矣。老人有《万寿语》，录释氏新闻。又善抚琴，尝从文正王索琴，王以承华殿《春雷》及种玉翁《悲风谱》赠之。见《湛然居士集》。且作诗寄老人，有“一曲悲风对谱传”之句。又尝寄孔雀便面，附以诗云：“风流彩扇出西州，寄与白莲老社头。遮日招风都不碍，休从侍者索犀牛。”传之法门，亦佳话也。
元人事佛，最可笑者游皇城一事，作史者乃载入《祭祀志》，甚无识见。
明·慈圣太后生于漷县之永乐店，事佛甚谨，宫中称为九莲菩萨。每岁十一月十九日为其诞辰，百官率于午门前称贺，长安百姓妇孺，俱与佛寺前焚香祝禧。享天子奉养四十三年，古今太后称全福者所未有也。
火葬倡于释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惨，行路且不忍见，况人孤、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无主之柩，堆若丘陵，又剖童子之棺敛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处，剪纸为旗，缚之于臂，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谓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严焚尸之禁，且载《大元典章》，论世者未之考尔。
史籍极斥五斗米道，而今世真人实其裔孙，以符箓治妖有实效。自云其祖道陵与葛玄、许旌阳、萨守坚为上帝四相。其言无稽，而符箓之效不可没也。故庄子曰：“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少所见多所怪，见骆驼谓马肿背。《楞严》言十二类生甚详，而谭景升《化书》举之以为异事，人安可不学乎？
释典多言六道，唯《楞严》合神仙而言七趣。神仙在天下之人之上，虽是长年，实有死时，故又言寿终仙再活，为色阴魔也。道士每言历劫不死。夫众生以四大为身，神仙又以四大之精华为身，故得长年。至劫坏则四大亦坏，身于何有而可言历劫？旅次一食可以疗饥，一宿可以适体，谓之到家可乎？
以一药遍治众病之谓道，以众药合治一病之谓医。医术始于轩辕、岐伯，二公皆神仙也。故医术为道之绪余。
《楞严》所言十种仙，唯坚固变化是西域外道，余九种东土皆有之。而魏张人元、旌阳地元、丘长春天元为最盛。取药于人之精血者为人元，取药于地之金石者谓之地元，取药于天之日精月华者谓之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辈者，名为草仙，非所贵也。地元、人元有治病接命之术，天元无之。
明·惠安伯张庆臻患痈疾，伏床七年。涿州冯相国请道师梁西台治之，吸真气二三口。再阅日，庆臻设宴请道师，能自行宾主之礼。京师人所共知者。
劳山、青城、太白、武当诸深山人迹不至之地，有宋元以来不死之人，皮着于骨，见者返走，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则与三元永绝。故平叔云：“未炼还丹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也。然唯绝于人元，而地元、天元则可作。
《楞严》所谓坚固动止而不休息，即华佗之五禽戏法，庄子所谓熊经鸟伸也，以之治病亦有效，成仙则未闻也。
什师《维摩经》注有云：天人以山中灵药置大海中，波涛日夜冲激，遂成仙药。又在《楞严》十种之外，以非人所能为故也。
兽中唯狐最灵，猿次之。狐多成仙，服役于上帝，如宫奴阉者然。猿，地仙耳。
金华人家忌畜纯白猫，能夜蹲瓦顶，盗取月光，则成精为患也。兽亦知天元哉！
鹿仙，非鹿成仙也。山中道士知人元之法者，以鹿代人取药物以有成者之名也。
人之得药者有洗心之工，丹房器皿，弃之而去，故得成仙。不弃去，只成接命者异类。类为孽，无不击于雷神，淫致祸也。乍能变为人形，以为稀事，奇味耽溺不舍，以致丧命，非药之咎也。《楞严》又有云：“日月薄蚀，精气流注，著物成妖。”亦天元之意也。古人有不修而得仙者，其偶遇此精气乎？
魏伯阳以六十四卦譬喻丹道之药物火候，后人遂引《易》成仙家之书。
仙书唯《参同契》、《入药镜》、《悟真篇》是真书，其外《钟吕问答》、《仙佛同源》等皆伪。
谚语云：“剑法不传”。有王老人云：“非不传也，剑以槊比之，锋锷如槊刃，而以身为之柄。徽州目连獶人之身法，轻如猿鸟，即剑法也。”
唐人小说所言剑仙，似乎寓言。而钱牧斋于明末，有客谒之，方巾青布袍，钱以下客畜之。数日后造钱之友冯班，谓曰：“古有剑术，予即其人也。闻牧斋名，故来见之，乃俗流不我识也。”班问其术，答曰：“亦服药，亦祭炼。术成，遇大风即蓦然起行，不觉已乘空矣。后则微风初起而为之，又后则见旭日之光即为之，久久无不如意矣。”言别送至门外，相揖。班揖起，已失其人。
由吾道荣善洞视萧轨之败，言之如目见。盖即道家之所谓出神也。
中行说难汉使曰：“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此老氏之旨，当时文帝尚黄老，故其一时相习成风如此。
张紫阳之丹法，阴阳清净兼用之。不得其全者互相攻诋，终无效也。唯治病则偏者亦有效，接命则偏者不可矣。
人唯种禾以取米，则糠自得，本无种糠之法。地元之用金石亦然，而世之种糠者甚多。
涿州冯相国之长子名源淮，作元戎于楚时，追取银魂，每两一分，存者散碎为铜铁，天主教之法也。其人来中国，携银甚多，以追取其魂，故行囊不重滞，名“老子藏金法”。
以药汁蒸取黄金之汗以治火病，其效如神。明末宿将曾有之，尝以示客，状如麻油。自云：“攻南方时，有大将被铳伤垂死者，与二匙即愈。”铅汗亦可用，噎隔者进之直下无阻。呕吐之甚者，大肠中粪秽从而出，立刻命尽。非得金石重药，无以治之。草木药轻浮，随呕而出也。故地元家谓草木经火则灰，经水则烂，不可为丹药。金则水火不能伤，故能养命。《抱朴子》中有服金银法。王涯置金沙于井而饮其水，甘露之变受刑，肉色如金。
以药汁浸珠自成粉，能治危病，又能救记性，不健忘。
《相如传》言：在梁著《子虚赋》，天子读而善之。相如曰：此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其为“子虚”也，既立此三人名以为上林之地矣。后《上林赋》“亡是公”语与“乌有先生”齐难紧接，无从分段，不知缘何有先后篇之别，岂著《上林》时始改剟前赋而为之耶？不然，则前赋为不了语矣。
注：本篇《渌水亭杂识》，摘自《通志堂集》，包含了其中十五卷到十八卷的全部内容，且按照各卷的原篇章始末将其分为以上四节。纳兰性德于《渌水亭杂识》小序中写道：“癸丑病起，披读经史，偶有管见，书之别简。或良朋莅止，传述异闻，客去辄录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由此可知，《渌水亭杂识》应当作于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至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间，即在他18～21岁之间完成。而且，由小序也可以看出，纳兰性德并未将《渌水亭杂识》认为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通过和朋友在聊天中的相互切磋，再加上自己的研究，共同取得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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