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问道,心魔难除
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末尾曾写过一段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相识相知的轶闻。正史中关于元世祖与丘处机相交的内容虽然提及不多,但在医药史上有关两人的交集却非常多。
长春子丘处机本是宋末的道士和养生家,乃全真教“北七真”之一。在金老先生笔下他不但武功厉害,为人也甚为刚直,但事实上他最擅长的不是打架而是修道养生。元太祖成吉思汗人到中年,思及江山未定,很怕衰老死去,也觊觎道教能锤炼不老仙丹,听说中原道士丘处机法术超人,便在西域雪山召见了他。
“世上是否真有长生不老之药?”元太祖殷切地问出心中隐藏很久的问题。丘处机微笑摇头:“有养生的法门,但却无长生仙丹。勤政爱民才是敬天之本,清心寡欲才是长生之药。”
丘处机的回答非常玄奥,也很明显地说出真正的道学是养生修心,而并非修炼成仙或长生不死。成吉思汗对他的话非常信服,特别为丘处机在大都建了白云观,至此道家在元朝的地位便非同寻常。
长春子的“道”是坦然而诚恳的,也是真正的修养之本。但是,由于统治者扶持道教的目的渐渐变得不单纯(元朝开国之初的宗教政策格外宽容,忽必烈甚为推崇张天师道人一脉,武当山道教更是元王朝皇帝们捧在掌心的圣地),他们为了麻痹百姓而令道教大肆繁衍,使整个元王朝兴起了非纯粹的道学之风。这时候,许多人爱“道”就爱得存在误解了。例如一些元人痴迷于“炼金术”,这种“炼金”法虽没有丝毫科学依据,却叫无数人倾家荡产,为其魂牵梦萦。
不过,道学最大的影响还在于令很多人力图忘尘弃爱,进入山林田野寻找修仙的方法。特别是大批的士人因为仕途不得志,宁愿相信摸不着边际的求仙之路。这个结果虽然不能说是完全负面性的,但在这种世风的影响下,直接导致元文学处处存在“道情”,使许多文学作品虽然读来舒适,却内涵不足。
人生底事辛苦,枉被儒冠误。读书,图,驷马高车,但沾著者也之乎。区区,牢落江湖,奔走在仕途。半纸虚名,十载功夫。人传《梁甫吟》,自献《长门赋》,谁三顾茅庐?白鹭洲边住,黄鹤矶头去。唤奚奴,鲙鲈鱼,何必谋诸妇?酒葫芦,醉模糊,也有安排我处。
张可久《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
张可久的这曲“道情”是读书人对功名彻底失望之后而生的,几乎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大部分文人的真实心声。人生一世为谁辛苦为谁忙,埋头苦读,图高车驷马、名声利禄,为半纸虚名忙忙活活几十年,到头来朱门未得,反而落得一身骚。于是张可久在曲中暗怪:为什么自己不能像写下《梁甫吟》的诸葛亮和写下《长门赋》的司马相如一样遇到明主?纵有一身才气又如何呢?看来只能逃脱现实,找个白鹭洲、黄鹤矶那样的好地方,纵情诗酒,总会有个能容纳自己的地方。
明珠暗投是自诩治世之才的悲哀。张可久悲愤不已,一肚子牢骚,却挣脱不了现状,他只好自我安慰,决定去隐居。曲子里充满了消极厌世的想法,也暗含道家遁世的虚无思想。然而张可久是因不能在尘俗里找到出路才去追求道家的世外生活,他的“道情”实在充满了太多“机心”,比单纯想去访问仙人的一些人,他的“道情”还是太不单纯了。
一个空皮囊包裹着千重气,一个干骷髅顶戴着十分罪。为儿女使尽些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些担山力。你省得也么哥?你省得也么哥?这一个长生道理何人会?
邓玉宾《叨叨令·道情》
这是邓玉宾所写的《叨叨令·道情》。他与张可久同写道情,张可久的还带有俗世的气息,邓玉宾的这首就完全是一首“道情曲”。邓玉宾生在元世祖至元文宗年间,做官不久便突然去修道,曾言“不如将万古烟霞赴一簪,俯仰无惭”。在他看来,宁肯头插一根木簪,也比做官来得轻松,起码无愧于天地。足见元文人大多都觉得做官实在愧对自己,也愧对他人,因为做官的人常常手持官印而毫无作为,不能为穷苦的百姓做事。
在这曲《叨叨令》中,玉宾显露的“道心”高于张可久,他对“道”的理解更深一重。邓玉宾在曲中笑称人身不过一副空皮囊、干骷髅,其实他的这句话表明了他在求道一途上已经达到一定境界,将自己的躯体看作是身外之物。
“皮囊”本是佛教用语,指的是人的躯壳。佛家认为,潜心修炼到涅槃境界者可以抛却躯体,灵魂不灭。道家借“皮囊”一说,认为人的躯壳内是千重“元气”,就像灵魂一样的东西。要保住元气,就必须清心寡欲,以免泄了真元。至于曲中“干骷髅顶戴着十分罪”的说法,则大有来头。《庄子·至乐》里有载:庄子路遇一副骷髅,问旁人这骷髅的主人是因战乱亡国还是被诛杀至死?还是因为行为不端,给父母子女带来忧患而自尽?又或者是冻死饿死?又或是寿终正寝?旁人皆不清楚。晚上庄子睡觉时,骷髅的主人托梦给他说:“你说的都是人间种种困难和罪孽,只有一死才能解脱。”庄子故事里所讲述的苦难,便是人这副皮骨一生都摆脱不了的罪。
邓玉宾用这两个典故,是要告诉世人:人的破皮囊和干骷髅,如果清静无为就能保存元气得以长生,若背负种种罪孽就会生不如死。种种罪孽来源于何处,便是为子女使尽心力,不惜蝇营狗苟;为家庭拼命攒钱,不惜做下诸多勾当。邓玉宾觉得为了这些事情会使人丧失自我,所以他奉劝世人“你省得也么哥”,要想真正地长命百岁、安康幸福,一定要戒贪欲,戒奢望。
从邓玉宾的曲中,人们能够找到丘处机奉劝成吉思汗的影子。丘处机劝成吉思汗去私寡欲,与邓玉宾奉劝世人的意思是共通的。
因此,张可久的曲子里就是因为缺少邓玉宾之曲的“戒贪戒奢”,所以张可久的文章才有牢骚之嫌,而邓玉宾却有闲云野鹤之趣。
“道情”在不同人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虽然邓玉宾的“道情”已经超脱,但他与张可久一样,仍是有着对人生不满的“心魔”。他们不可能像庄子一样抛开一切“机心”和虚荣,任人“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被人说成是畜生,庄子可以不在乎,可是换做几千年来的文人墨客,能忍受辱骂的人能有多少?这就注定张可久和邓玉宾不能做到毫无“心魔”,而盛行于元代的道教也不过是士人寻求解脱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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